最近熱播的電視劇：《人民的名義》多次提到的《萬曆十五年》到底講了什麼？

運勢 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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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熱播的電視劇《人民的名義》逐漸接近尾聲，本劇（目前為止）藏得最深的育良書記終於露出了狐狸尾巴。高小鳳同學僅僅惡補了一本《萬曆十五年》就拿下了曾經的漢東大學政法系主任、如今的省政法委書記。

一本研究明史的漢學著作為什麼如此暢銷，這本書到底講了什麼。隨著這部劇的熱播，小編也不得不跟風對其內容根據現有資料略作梳理，做一普及之用，畢竟屬於海外漢學研究專業內書籍。

這本書的基本結構

作者從萬曆年間的集權中心——萬曆皇帝入手敘述，援引史料，簡略概括了萬曆皇帝的習政過程及宮闈瑣事。隨後分別選取萬曆皇帝身邊的兩位內閣首輔：張居正，申時行，描述其生平及政治主張，以及他們在本朝和後世產生的影響。

這三人之後，作者選擇了此朝的幾位代表人物：清官海瑞，名將戚繼光以及哲學家李贄為典型，從這些人的性格與經歷著手，再次強化了道德法律之爭的主題。

黃仁宇所使用的寫作手法，除他自述的「大歷史觀」下的年鑒寫法外，我更願意將其理解為一種紀傳體史料寫作。因為畢竟是通過六個典型人物來梳理本朝的歷史和事件脈絡的。皇帝、首輔、高級將領、文官和思想家，是萬曆王朝上層階級的主要類別，充滿了整個朝野，折射了整個社會的陰陽兩面。

張居正

萬曆皇帝少年登基，卻在首輔大臣張居正的管制下，放棄了喜好的書法，成了一隻被關在籠里的金絲雀。14歲迎娶不愛的皇后，18歲遇到人生所愛——然而最懂他的女人卻不被老臣們看好。張居正在世時權力大於天，皇帝對他的信任也達到了極致。然而他死後被彈劾清算和抄家，搜刮出的銀兩宅地多到令人髮指。像被推翻了正統的遵循之道，面對不斷重複的事件和不變的禮儀，年輕的皇帝愈來愈感覺到生活的無力和單調。

申時行

申時行此人，中庸又圓滑，他富有現實感，深諳為臣之道，始終堅持調濟折中之原則。在張居正死後，申時行出任內閣首輔，參透了文官的陰陽兩面性，並極力通過中庸來掩蓋自己內心的「陰」，展現給皇帝與百官的則是胸襟開闊，性情溫和的「陽」的一面。他以恕道待人，又通過不斷舉行禮儀，講解「四書」和其他經史來推廣誠意。然而當看到皇帝興趣漸微，申時行的不安亦隨之而來。

在失去了張居正的龐大帝國，申時行的中庸之道無法起到震懾朝政並影響輿論的作用。皇帝雖貴為天子，但他關於立儲的一意孤行無法得到臣僚的認同，不了了之後，萬曆選擇了一種消極怠工的「無為而治」，視朝堂之爭如隔岸觀火。萬曆不似他的叔祖正德皇帝，叛逆自由熱愛驃騎。他是懦弱的，被三綱五常禁錮，又自童年便由張居正洗腦，面對不順遂其心意之事，他只能選擇逃避。文官之間的平衡在皇帝的無為下也難以恢復。

申時行認為僅靠道德作為施政之本即可使整個國家機構運轉正常，引得江湖上傳來「無事可記」與「尸位素餐」的評價，但他毫不理會。治理黃河，加固軍防，恢復周禮，修築陵墓，這些浩大的工事牽涉著王朝的安全，表面的繁華似乎也彰顯著他申時行任期的功績。然而愈演愈烈的文官之爭，及重文輕武的畸形社會，都為日後天朝的潰敗埋下了伏筆。

海瑞

海瑞罷官的故事可謂家喻戶曉。這位耿直過頭的文官，性情古怪卻極度清廉。因認為倫理綱常高過個人私產，出仕做官的海瑞以君子自居，要求自己排除一切利己的動機，保持簡樸，不貪不染。愚孝思想荼毒下，他的妻妾離奇故去，退隱荒涼瘴癘之區的海瑞只有孤獨終老。即便如此，安貧樂道仍被他揉入忠孝二字里作為人生信條。

但現實是，海瑞過分耿直又過分恪守規矩的性格行為，不能也不可能成為全體文官的辦事準則。

戚繼光

萬曆十五年，戚繼光逝世。儘管在歷史課本上「戚繼光抗倭」名聲大噪，但當時帝國重文輕武的風氣則瀰漫在整個軍隊之間。文官不贊同戰爭，即使海寇打到家門口，他們也須遵循冗長的禮法去指揮武將。

戚繼光是軍事奇才，會看人善訓人能打仗。而他的功成名遂，離不開張居正的賞識。平海寇，服俺答，戚繼光出任薊州總兵，研發戰略戰術，並同時寫作軍事著作和詩歌文集。然而張居正死後，戚繼光作為前首輔遺黨被調任後自請退休。

戚家軍不斷膨脹的軍備實力已然打破文官集團所謂的平衡，亦成為張居正身前謀反的鐵證。1588年將星隕落，古老帝國喪失了重整軍備的最好良機。

李贄

這位寫作《焚書》《藏書》的思想家，或許深知自己不為當世所容。雖受儒家教育出仕為官，卻總想逃避對宗族的照顧；雖晚年遁入空門研習佛法，卻保持官僚學者的生活方式且不去受戒；雖抨擊地主達官的自私自利，卻不得不仰仗這類人的接濟過活。

李贄充滿矛盾，甚至他的片段式思想也矛盾重重。在僵化的孔孟之道下，李贄看穿了「陽為道學，陰為富貴」的官僚社會，身仍享有人間歡樂，心早去了佛法古國。李贄不是禍患，他所在的表面平靜實則暗流涌動的所謂太平盛世，才是整個國家機器一觸即發的禍患。

萬曆十五年九段精彩文摘

（申時行）深知我們這個帝國有一個特點；一項政策能否付諸實施，實施後或成或敗，全靠看它與所有文官的共同習慣是否相安無擾，否則理論上的完美，仍不過是空中樓閣。這一帝國既無崇尚武功的趨向，也沒有改造社會、提高生活程度的宏願，它的宗旨，只是在於使大批人民不為饑荒所窘迫，即在「四書」所謂「黎民不飢不寒」的低標準下以維持長治久安。這種宗旨如何推行？直接與農民合作是不可能的，他們是被統治者，不讀書，不明理，缺乏共同的語言。和各地紳士合作，也不會收到很大的效果，因為他們的分布地區過廣，局部利害不同，即使用文字為聯繫的工具，其接觸也極為有限。剩下唯一可行的就是與全體文官的合作，如果沒有取得他們的同意，辦任何事情都將此路不通。

例如就在這1587年，山東省的三千農民，由於饑荒誕而走險，叢聚為盜；各地白蓮教的信徒也大有增加。局勢令人驚駭。但僅是驚駭於事無補，解決問題的關鍵仍在於全體文官的互相合作，互相信賴，以致於精誠團結，眾志成城。如果不是這樣，則全國1100多個縣，其中萬別千差，又何能由朝廷訓令，使得多個縣個個個做事符合機宜？所以說來說去，施政的要訣，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針為主，以道德為一切事業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務是促進文官之間的互相信賴與和諧。此亦即鼓舞土氣，發揮精神上的力量。

要影響全體文官，申時行必須首先提供自己的誠意。他寧可被目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評為犧牲原則的政客，但他堅持他調濟折衷的原則。他確實看透了國家為解決問題而設立文官，但國家的最大問題也就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張居正的精明練達，竟忽視了這樣基本而簡單的事實。（這就是《人民的名義》里強調的政治平衡）

要消除文官中不願公開的私慾是不可能的。因為整個社會都認為做官是一種發財的機會，不少的小說和筆記都寫到，一個人得中進士，立即有人前來出謀劃策，如何買田放債，如何影響訴訟，如何利用權勢作額外收入的資本。北京的一些放債人，經常借錢給窮困的京官，一俟後者派任地方官，這些債主就隨同任所，除了取回借款之外，還可以本外加利，利又成衣地方官兜攬民政與財政，致富的機會至多。

至於官員本身，向這種社會風氣投降的程度則各有不同。大多數人覺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間取得一部分額外收入，補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們土大夫階級的生活水難，與情操無損。另有相當數量的官員，則聲名狼藉，其搜刮自肥的劣跡令人憤慨。再有一部分極端人物，則屬清高自負，一介不苟取於人，這絕對的道德觀念，可以由古怪的南京都御史海瑞作為代表。這三者的差別，也就是文官之間不能和諧的一大原因。（《人民的名義》里精彩的戲劇衝突，正是不同官員對待私慾的差別）

各式各樣的社會關係也使他們結成小集團。出生於一省一縣，是為『鄉誼」。同一年考中舉人或進土，是為「年誼」；同年的舉人或進士就像學校里的同班一樣，在原則上有彼此關照的義務，他們的考官則不消說是終身的恩師。婚姻關係，包括男女雙方的遠親近屬，是為「姻誼」。這多種的「誼」堤形成文官派系的一個主要原因。各派系的主要人物亦即後台老板就有提拔新進的義務；私人的困難，可以協助解決，錯誤也可以掩飾。被提拔的和被幫助的當然會對後台老板效忠賣力，終身不渝。（《人民的名義》里的師生關係設置，跳不出歷史的窠臼）

即算本朝推行倫理道德以作為治國的標準，收效不如理想，可是也別無更好的辦法。假如沒有這些觀念和原則，我們政府靠什麼而存在？如果放棄「四書」上說的真心誠意，仁民愛物，嫂溺則手援，如何能使2000名京官對事情有一致的看法？又如何能使18000名地方官和衷共濟，或者無端受罰而仍然歌頌「皇恩浩蕩」了？我們還有什麼更好的標準去教育全國約1百萬的讀書人，還有什麼更好的標準去表彰他們的祖先、寡母、賢妻？個人的私心會隨時隨地變遷，只有倫理道德永恆不變。古代的聖賢寫作「四書」的時候如此，朱是註解「四書」的時候如此，今日仍然如此。正因為如此，它才可以在經筵上被講解者發揮，也可以在墓誌上被鐫刻，以為後人的典範。

表面上的寧靜通常是虛幻的。文官集團缺乏應有的和衷共濟，反而集中了無數的利害衝突，形成了一個帶有爆炸性的團體。在萬曆皇帝御字的48年中，特別到了後期，大臣們已經看透了中樞無復具有領導全局的能力，也就不得不以消極敷衍的態度來應付局面。此類態度類似疫氣，很快就在文官中流傳，使忠於職守者缺乏信心，貪污腐敗者更加有機可乘。這種不景氣的趨勢愈演愈烈，使整個王朝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其所以能勉強維持，實在是因為替代的辦法尚未找到。而像我們這樣龐大而歷史悠久的帝國，即使在不利的條件之下，僅憑慣性的作用也可以使這個王朝繼續存在若干年月。

本朝的制度，應當說是不能聽任這種黨爭發展的。我們的司法制度極為簡單，缺乏判決爭端的根據。即使是技術上的問題送交御前請求決定，也要翻譯成為道德問題，以至善或極惡的名義作出斷語。在這種具體情況下，只有使全部文官按照「四書」的教導，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約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別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和衷共濟。要是官員們口誦經典中的詞句，稱自己為君子，別人為小人，在道德的掩蓋下奪利爭權，這就是把原則整個顛倒了。這種做法會導致文官集團的渙散，進而導致我們的帝國無法治理。這不必等到1620年萬曆的靈柩抬到大峪山下葬的時候才能明白，1587年申時行說的「自古國家未有如此而能長治久安者」，已經把這個道理說得十分清楚了。

多少年來，文官已經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力量，強迫坐在寶座上的皇帝在處理政務時擯斥他個人的意志。皇帝沒有辦法抵禦這種力量，因為他的權威產生於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實際上所能控制的則至為微薄。名義上他是天子，實際上他受制於廷臣。萬曆皇帝以他的聰明接觸到了事情的真相，明白了自己立常詢的計劃不能成功，就心灰意懶，對這個操縱實際的官僚集團日益疏遠，採取了長期怠工的消極對抗。

身為天子的萬曆，在另一種意義上講，他不過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權力大多帶有被動性。他可以把他不喜歡的官員革職查辦，但是很難升遷拔搖他所喜歡的官員，以致沒有一個人足以成為他的心腹。他對大臣們的奏摺作出決斷，可以超出法律的規定，但是他沒有制訂法律的力量，官僚之間發生衝突，理所當然地由他加以裁奪，但是他不能改造制度以避免衝突的發生，而且他裁奪的權威性正在日益微弱，因為他被臣下視為燕安怠情。各邊區的軍事問題必須奏報皇帝，但是皇帝自己不能統率兵將，在平日也沒有整頓軍備的可能。他很難跨出宮門一步，自然更談不上離開京城巡視各省。連這一點選擇的自由都沒有，居於九五之尊還有什麼趣味？

所謂的萬曆十五年，實為1587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但在這一年發生的許多瑣細小事,卻如青萍之末成為帝國走向崩潰的前兆。讀者只要讀到這些摘要，對於萬曆連續30年（1589-1619年）不上朝的這段歷史就不至於過於驚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