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修憲公投成功，埃爾多安更應該好好學學奧斯曼帝國的興衰史

2017年4月17日，土耳其公投結果揭曉，修憲成功，土耳其從「議會制」改為「總統制」。反對者認為這一改動會擴大總統的權力，中央集權容易滋生腐敗問題，並破壞民主。

而在現代土耳其的前身——奧斯曼帝國崛起與衰落的過程中，機構與意識形態的結合作為統治工具、外加強硬有力的領導者使帝國成為長久存在的神話，而後裙帶關係、腐敗賄賂等作為政治系統本身存在著「病根」，使其最終的衰落無法避免。在這一點上，曾經輝煌無比的奧斯曼帝國應作為埃爾多安政府的鏡鑒。

奧斯曼帝國的興衰由多種因素導致。像那個時代的眾多帝國一樣，奧斯曼帝國崛起於「地方軍」，然而建立不久的權威隨即又被正統政權所挑戰。但若不是當初的政策創新，便沒有從一個穆斯林世界邊緣的單純的「戰士之邦（Ghazi state）」到奧斯曼神話帝國的崛起。

同時，作為世界上持續時間最長的政權之一，這個神話的衰落也耐人尋味，值得一探。奧斯曼帝國曾經的存在與繁榮都是作為一個「系統的綜合體」，而究其衰落，既有內因又有外因。

奧斯曼帝國的擴張

來源：Encyclop?dia Britannica, Inc.

在筆者學習這段歷史的過程中，最有吸引力的正是存在於奧斯曼帝國整段歷史中各種不同因素的互動，在各種不同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才得以見證一個奇蹟的誕生與灰飛煙滅。

在接下來的文章中，筆者將用個人觀點統籌史實，分析奧斯曼帝國如何在多種因素的「互動」中誕生，如何對外部變化「應激」，內部互動又是如何無力應對外界變化而最終導致了一大帝國的衰落。

奧斯曼帝國的上層統治結構

來源: ThingLink

正如開題所述，奧斯曼帝國作為一個「綜合體」誕生。最初的政權直接繼承了大塞爾柱帝國，同時又間接繼承了土耳其奴隸兵政權（Mamluk regime）的遺產。

在發展的過程中，奧斯曼帝國不僅擁抱希臘文化，也汲取了亞洲文明。這一點充分地體現在了奧斯曼帝國的各種機構的奴隸兵中，伊克塔制度與伊克塔式行政，賢治官僚體制，對歐萊瑪（ulama）的使用等等。這種多元的，融合式的體制避免了單一文化主導下政權體系設計可能有的缺陷。

崛起於「穆斯林世界的邊緣」，奧斯曼統治者具有利用宗教作為統治工具的智慧。這樣的帝國崛起於有多個宗教團體的環境，因此，主導地位的宗教與其他宗教群體的互動便在這個伊斯蘭政權的崛起中顯得尤為重要。

我們不妨把這種互動的存在理解為政權的一種組織能力，正如米利特製度（Millet System）所體現的宗教寬容，在這種制度下，基督教徒和猶太教徒不但有自己的宗教權威，更是被給予了一定程度的司法權。

基督徒和猶太教徒不用再像以前伊斯蘭政權統治下那樣穿著具有識別性的衣服，更是可以參與經濟活動。甚至後來，奧斯曼帝國的部分商業貿易活動和音樂的發展，都要歸功於享受著極大程度自由的猶太教徒。

宗教這個因素體現的另一種互動，便是「上下」的互動。當時的奧斯曼帝國尤為支持鄉村地區的蘇菲派（rural sufism），儘管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蘇菲主義中「屈服」，「尊重」，「無條件服從」等有利於當權者統治的價值觀，但毋庸置疑的是這種自上而下、對於邊緣教派的關注使得政權能夠更好地統治。

換一種角度，我們也可以理解這種互動作為一種存在於主導地位宗教內部的互動，由此恰與宗教寬容相輔相成。

我們在開題中也談到了奧斯曼帝國繼承了豐富的文化和政治遺產。在接下來要談到的政治機構互動中，就體現了這些遺產如何被繼承的同時又被創新，從而完全融合進政權的統治體系。

首先，是歐萊瑪的使用。在帝國崛起的初期（13~14世紀），歐萊瑪被給予了極大的獨立性和權力。歐萊瑪不但為政權提供行政體系的結構框架，更是提供現成的法律以供政權直接採用。然而這種「全權放手」的思想卻是根植於大眾信仰。在穆斯林被統治者的眼中，對歐萊瑪的「完全信賴式」採用，正是政權合法性的基石。

同時，歐萊瑪又充當了統治階層與底層被統治者之間的「中間人」。他們既保護被統治者的利益，又同時「盯著」統治者而防止權力的濫用。這種雙向的互動有效減少了新生政權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與衝突。

其次，我們談到歐萊瑪，就更要提伊斯蘭學校（madrasa）。儘管第一所學校建立於1331年，第一所學院建立於1551年，就新生政權的配套機構建立而言並不早，但我們並不能否認學校系統的逐步完善對官方教義、思想、文化、哲學所起到的宣傳作用。

另一方面，強調教義與伊斯蘭學說的學校的存在對於穆斯林來說，便是「沒有思想上的壓迫」，因而被統治者更加趨於服從這樣一個外來政權而不是反抗。

最後，我們要談到Qanun，這種法律根源於伊斯蘭教法沙里亞，但更加「與時俱進」，作為一種習慣法對當時的社會進行約束和管理。它涉及面更廣也更加細化，從法律到貿易管理甚至度量。作為一種沙里亞的補充在應用中不斷被豐富。說到法律，也正是對沙里亞的「堅守」在法律層面給了奧斯曼政權在穆斯林世界的合法性。

穆罕默德二世

來源: 維基百科

同樣值得一提的是政權頂層的互動。對於奧斯曼帝國神話延續最重要的就是一脈強硬的蘇丹。從穆罕默德二世的權威到賽利姆一世的殘酷統治，我們可以看到蘇丹的權力隨著朝代更迭被逐步強化，這也讓帝國日益強盛。

蘇丹們非常注重塑造自己在被統治者眼中「絕對領導者」的形象。蘇丹是軍隊統領，更是集合政治與宗教權威與一身。同時，蘇丹這個「職位」的演化也伴隨著一種思想的融合，那就是被象徵化的愛國主義。

隨著這種思想的融入，被統治者對政權的服從變得更加毋庸置疑。蘇丹的強權形象不斷被加強和鞏固，逐漸使得愛國主義與專制主義在一定程度上等同起來。

然而，帝國權威逐步演變為蘇丹的個人意志，這種演變加速了奧斯曼帝國從「帝國式政體」向「個人意志載體」的轉變。儘管如此，我們仍然可以肯定的是強有力的領導者使得帝國足夠強勢去捍衛和抵抗，使得政權穩定，並在一定程度上給予了帝國演進的方向。

比如，穆罕默德二世對君士坦丁堡的征服是奧斯曼帝國擴大統治的雄心的開始；蘇丹穆拉德和薩菲政權（Safavid）的協議是奧斯曼帝國土耳其化的開始。

談完了君，我們再來看臣——大雄齊爾（Grand Vizier）的任用。某種意義上講，大雄齊爾享受的權力和獨立性僅次於蘇丹。他們負責省級行政系統的管理，也輔佐蘇丹處理政治事務。大雄齊爾往往被蘇丹直接任命，作為中央管理地方的代表。這種直接任命與最大限度放權的互動使得對帝國的管理更加高效與「和平」。

簡單來說，談及奧斯曼帝國的崛起，是帝國的雄心克服了遺傳自政權結構內部的弱點，機構與意識形態的結合作為統治工具、外加強硬有力的領導者領導帝國成為長久存在的神話。

然而，奧斯曼帝國的衰落也同樣可以解釋為多種因素的互動。我們並不能就此論定這些互動本身是失敗的，只是這些互動沒有能夠最大限度地應激內部和外界的變化，才導致了帝國的衰落。

如眾多其他帝國，地方勢力的崛起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帝國的衰落。中央和地方之間的距離使得統治者無法有效控制省級官員。這使得很多地域性統治者通過收入組建起自己的、獨立於中央的軍隊，進而崛起、挑戰中央的權威。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比如在1720s – 1780s大馬士革的地方統治家族al-Azm，在1704-1830s統治巴格達的 哈珊·帕沙（Hasan Pasha）的後代。

傳統土耳其軍士制服

來源：www.pinterest.com

這些地方勢力往往由土耳其兵耶尼切里軍團（Janissaries）、地方軍隊首領、地方統治家族的內親外戚組織和領導，並逐漸弱化了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和最高層統治的權威。

前文中我們提到機構和宗教之間的互動對於崛起而言極為重要，現在我們談衰落，便要提到一種「間接導致」衰落的互動——蘇菲派和歐萊瑪之間的互動。二者之間的關係是緊張的，甚至可以說有衝突。究其根源，無非是觀點的不同。

歐萊瑪堅守法和穆罕默德的言行錄（hadith），多少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理性的思維。然而蘇菲派更為強調個人經驗與宗教事務。我們在前文中也提過，政權為了利用蘇菲派教條控制被統治者和維持社會穩定和諧，是支持蘇菲派的，所以這種支持便與歐萊瑪的利益有所衝突，然而歐萊瑪又是政權政治框架構建的關鍵官員。

尤其是16世紀之後，歐萊瑪逐漸被整合進政體，使得他們更像是奧斯曼政權的「發言人」。同時，固定的薪水使得他們越來越缺乏為政權盡心服務的動力和創新意識。歐萊瑪需要政權的支持，政權卻將支持給了歐萊瑪的「對手」。在這種情況下，歐萊瑪往往與地方顯要結盟以謀取利益。

另一種互動存在於消失的權力制衡與權力分級之中。首先，是統治者（askeri）和被統治階層（reaya）之間的矛盾。

帝國的衰落直接體現了伊本·卡爾頓（Ibn Khaldun ）的理論：最開始的時候，統治者從人民中獲得支持，作為回報，他給人民地位和職位。但是隨著權力的增長，統治者逐漸使自己遠離人民，進而人民變成了他的敵人。就像奧斯曼帝國，最初的時候，高級職位往往被授予軍隊統領、被整合進現政權的前統治家族的成員、耶尼切里軍（Janissaries）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

但是後來，尤其是從15世紀末開始，職位開始授予現統治家族的內親外戚。這樣一來，整個統治團體必然「有情緒」，政權也開始在被統治者的眼中失去合法性。更加深遠的影響體現在被統治者生活狀況的惡化。

典型例子便是從Timar徵稅系統向Multezim徵稅系統（一種稅務農場）的轉變。隨著經濟的衰退，政府的收入難以完全支撐行政工作、公共工作和軍隊支持等的財政開支，因此政府採用了Multezim稅收系統。

在這種系統下，無論你是耶尼切里軍還是普通商人，都會被在政府有需求的時候被給予徵稅的權力（而之前往往只有地方統治者有徵稅權力）。過高的稅收使得民眾的生活苦不堪言。

簡單概括，這是從賢治官僚體制向偏好主義的轉變，這是頂層內部的互動。統治者向被統治者施加了更重的負擔，使得他們之間的關係從統治變為「壓迫與被壓迫」，這是上下層之間的互動。這一切的成因，便是在發展中逐漸消失的權力制衡與分級、逐漸增長的邊緣勢力。

當我們談論到強大力量的衰落時，我們必不能忽視帝國與外界的互動。長久以來，奧斯曼帝國一直是「自覺的」以及實行自給自足的經濟，並且堅信足夠的自給自足性。正因如此，奧斯曼帝國缺乏足夠具有應激性和及時的變化以應對帝國外部世界的激變。

從經濟上來講，歐洲發現新世界、開闢新航路，使得奧斯曼帝國在貿易中的地位、對貿易路線的掌控能力雙雙下降。極具競爭力的「新世界」也減少了奧斯曼帝國的貿易收入。同時，帝國仍採用原始的耕作方式，科技發展和軍隊的組制也基本停留在「原始狀態」。

由於經濟狀況的制約，他們沒有足夠的財力武裝軍隊、發展科技，因此在高速發展的工業時代被遠遠落在了歐洲的後面。奧斯曼帝國，仍是那個「中世紀之邦」——無論是從經濟還是科技、軍隊而言，更糟的是，也從官僚體制而言。

他們沒有與時俱進的裝備和官僚體制去應對外界變化的需求。從政治上講，儘管出現了進步運動如作為對1878年憲法被終止的反應而出現的青年土耳其黨人運動（Young Turks Movement）。但如果我們從結果來衡量這些進步運動，起作用可以說是微乎其微——應對大東方危機（Great Eastern Crisis）的選舉式議會、現代憲法在議程上被中止。

帝國在改革上的失敗使它無力應對變化與挑戰，中世紀形態的生產與運作讓政權無法面對民主化潮流和對外界的現代化防衛。

青年土耳其黨人標誌

來源：theyoungturks.co.uk

在互動的角度看，還有一個因素或亦可被認為導致了帝國的衰落。最早可至1579年，穆拉德三世（Murad III）的統治。那個時候裙帶關係、腐敗、賄賂就已經是政治系統內部的問題。如果政治系統本身就存在著「病根」，那麼最終的衰落——即使是長久之後——也是無法避免的。

我們可以看到從互動的角度來分析帝國的崛起和衰落非常耐人尋味。因為帝國本身就是多種不同因素的綜合體。儘管帝國有足夠的「自覺性」和「自給自足性」，這也無法防止外界影響的滲入。

非常清晰的是，從十八世紀開始歐洲對奧斯曼帝國的影響甚廣，甚至於文化、建築、人們日常生活的方式。因此無論我們以哪種視角探索一個帝國的一生，我們都應該考慮將帝國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一個完整的實體來思考。

如果我們說是政權自身的對機構與政策的創新和雄心讓它崛起和延續，我們同樣可以說，也正是因為後來帝國缺乏創新，才導致了這一個神話的衰落。

今日主筆 張偉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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