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榕培：中國典籍英譯要放眼世界，立足本土

二十年前要出版一本中國典籍英譯的書籍不那麼容易，因為中國典籍英譯向來是個冷門的學科方向，卻在近年來從事翻譯者有之、從事評論者有之、從事理論研究者有之、從事教學實踐者有之、從事文化交流者有之、顯示國家軟實力者有之，一時成為翻譯界灼手可熱的課題。我本人也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面，轉向致力於中國典籍英譯的。不過，現在仍有必要對中國典籍英譯的目的、做法、現狀、規劃等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才能在「放眼世界，立足本土」（Be global, act local）的精神指導下，把中國典籍英譯的工作做得更好。

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要進行中國典籍英譯？浩瀚的中國典籍是中國古老文明的結晶，是世界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應該讓世界各國人民都能夠共同分享的一筆財富。但是，由於語言方面的障礙以及意識形態方面的差異，長期以來西方對於中國古老的文化知之甚少，有計劃地把中國典籍翻譯成為英語是一項基礎的工作，需要很多人付出不懈的努力，進行長時間的文化積累。這種文化積累既需要國家層面的規劃和扶植，例如《大中華文庫》就是成功運行的一個項目，又需要有志者默默無聞的長期耕耘，經過世代的沉澱，建起一個龐大的資料庫。某些優秀的作品隨著時代的發展會出現多次重譯，這是完全正常的，一部道家經典《老子》已經有了100多種英譯本，得到不同的解讀，不僅說明了這部作品在西方國家深受重視，而且說明翻譯在思想傳播中的作用。

典籍英譯的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象高鐵建設那樣短期之內一哄而上的。近年來中國隨著經濟實力的走強，中國國內出現了一股「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聲音，出現了一陣漢譯英的熱潮，甚至出現了我國在世界各國舉辦「孔子學院」的浪頭，其中不乏民族主義的情緒和輸出中國觀念的期望，往往不一定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

第二個問題是，中國典籍英譯究竟翻譯什麼？最早介紹到西方的中國典籍是孔子和老子的作品，「Confucianism」和「Taoism」已經進入英語的辭彙，但是中國典籍遠不止儒家和道家的著作，諸子百家都是中國古代智慧的結晶。從社會科學到自然科學、從社會到生活、從文學的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各個門類都有大量值得翻譯的內容。

以中國的古代戲劇為例，最早翻譯到西方並有影響的是元代雜劇作家紀君祥的《趙氏孤兒》，曾引起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伏爾泰的注意。在1949年以後，我國重視關漢卿的《竇娥冤》等作品，重點向國外翻譯推介。上世紀末，一部《牡丹亭》由於偶然的原因引起西方的注意，有評論把《牡丹亭》說成是中國最偉大的戲劇作品，湯顯祖是中國最偉大的劇作家，把他跟英國的莎士比亞相媲美。演出《牡丹亭》的劇種崑曲列入聯合國公布的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第一批的第一號，本來奄奄一息的崑曲繼上世紀五十年代《十五貫》的公演以後又一次在國內振興起來，在國外巡演也受到觀眾的歡迎，受歡迎的程度甚至超過了京劇。值得向國外介紹的崑曲劇目何止《牡丹亭》一部，中國古典戲劇翻譯儼然成為一個重要的方面。

再舉一個例子，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中華民族是一個由56個民族組成的大家庭，每個民族都有豐富的史詩和史料。藏族民間說唱體長篇英雄史詩《格薩爾》、蒙古族英雄史詩《江格爾》和柯爾克孜族傳記性史詩《瑪納斯》被並稱為中國少數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詩。壯族史詩《麽經布洛陀》、赫哲族《伊瑪堪史詩》、達斡爾族烏欽體民間敘事詩《少郎和岱夫》等都已經開始逐漸被譯成英語。少數民族典籍英譯已經成為中國典籍英譯的又一重要方面。

第三個問題是，中國典籍英譯由誰來做？首先是由中國譯者來做還是由英語國家的譯者來做。有的人認為，翻譯應該由譯入語國家的譯者來做，舉出的例子是莫言在國外得到認可就因為他的作品是外國人翻譯的，另一個例子是《紅樓夢》的兩個譯本，國外的譯本明顯地更受到西方讀者的歡迎。以讀者接受論的標準，這種說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因為英語國家的譯者在行文方面更符合西方讀者的思維習慣，在語言的使用方面更貼近當前的讀者使用習慣。不過，我認為翻譯的成敗不能一概而論地以國籍來判斷，就文學經典的翻譯而論，主要是特定譯者的語言和文學修養決定了作品的翻譯水平，中國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擁有像胡適、林語堂和錢鍾書等一批中英文俱佳的大師，只有大師才能譯出足以傳世的翻譯佳作。

當然，比較翻譯作品的標準也是有不同的，以譯文更貼近原文的意境來說，中國人翻譯中國的典籍也許更加理想，以譯本更符合西方讀者的欣賞習慣來說，英語國家的人翻譯中國的典籍也許更加靈活。

與之相關的最後一個問題是，中國典籍英譯的標準究竟是什麼？用一個類比來說，中國的山水畫跟西方的油畫是兩種不同的藝術，是對客觀世界的不同感受。語言藝術的作品也是如此，漢語的思維方式和語言表達習慣跟英語是存在差異的。在中國典籍英譯的時候，既要照顧中國人思維的特徵、又要照顧西方人的語言表達習慣，在中間取得平衡，用我的說法就是「傳神達意」，更準確地說就是「傳神地達意」。翻譯一部作品跟創作一部作品是一樣的，熟讀寫作指導手冊無法使一個人成為好的作家，翻譯指導手冊也無法使一個人成為好的翻譯家。翻譯的標準是供人「意會」和「領悟」的，而不是像尺子那樣準確測量的。更何況不同的讀者還有他自己的審美觀。

以文學本《牡丹亭》的英譯為例，美國譯者白之（Cyril Birch）提供了一個在西方反映不錯的譯本，我也提供了一個譯本，他看了我的譯本以後，給我寫信時提到，感到我的譯本不錯，但是他還是更喜歡他自己的譯本。我呢，還是喜歡我自己的譯本，我敢說我譯的那些下場詩肯定比白之靠譜，至少是「有所云」的。當然，在今後肯定會有人比我譯得更好，這就是所謂的「譯可譯，非常譯。」

中國典籍英譯的興旺靠的是有志之士的無悔努力。

（本文轉自「汪榕培典籍英譯」微信公號，原為汪榕培教授在第八屆中國典籍翻譯研討會上的講話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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