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病夫」本意，指的是中國的政治改革死氣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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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諶旭彬

晚清西方媒體將中國稱作「病夫」，自始至終並沒有鄙視中國人身體素質的意思，而只是對中國政情——國力衰敗、改革停滯、文化死氣沉沉的一種描述。將「病夫」與國人身體素質牽扯到一起，將其曲解成西方世界對中國人的的某種「身體歧視」的，乃是中國人自己。

「夫中國，一東方之病夫也」

「東亞病夫」及類似辭彙最早何時在西方出現並被國人所知，史料浩如煙海，可能很難窮盡得出一個答案。但官方意見，一般認為這個辭彙出現在1896年。如上海市體育局五百年體育大事記中就說：

「（1896年）九月十一日（10月17日）租界英文報紙轉載了英國倫敦《學校歲報》專論，稱『夫中國——東方之病夫也』。此後，中國人常被西方人貶為『東亞病夫』。」

所謂的「租界英文報紙」，是指上海的《字林西報》；「夫中國——東方之病夫也」這句話，則出自當時由梁啟超主筆、風靡一時的改革派報紙《時務報》的中文譯稿，該譯稿名為《中國不能維新論》（又名《中國實情》）。但「中國人常被西方人貶為『東亞病夫』」一句，存在著概念偷換——譯稿原文所言，乃是「中國是東亞病夫」，而非「中國人是東亞病夫」。

《中國不能維新論》全文如下：

夫中國，一東方之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戰後，地球各國始悉其虛實也。西伯雷斯報素以見聞最確自居。昔云：中國強甲天下之說，其誰欺？欺天下乎？而中國則向不我欺。其政治敗壞，匪伊朝夕，特未見鏖兵，故不泄露耳。英爵臣名華爾斯雷者，向以中國兵多將勇，深恐西國滅於黃種。茲以洞燭實情，可高枕無憂矣。

或曰：中國之勢弱矣，變法之時晚矣。而國則不至滅亡也。此說雖迂而信之者頗不乏人。何則？以其立國長久，土地恢廣，風波迭經，一旦謂其必不崛起，似於理未合。抑知立國雖久而朝代屢易，況開國以來其世運之衰未有衰於此時者也。凡勢力在此處可合成一物者，改易他處即可分散此物。嘗聞深海之底有奇怪活物，由海中撈起，匪獨不能養於淺水之中，並因水之壓力不及前重而分散雕落。中國之立國也，何以異是。昔日時勢合成一國，今日時勢何難不分散乎？中國之為國也，今昔無異。而交涉各國也，則然不同矣。而中國則曰：時勢可改，國政則不必改。固執若此，再有四五大國叩其朽壞之門，門雖緊閉，而不倒開者幾希矣。

中國政事之殆，固不待言，若求補救，猶及挽回。所需者時日耳。遷延歲月，中國廷臣素擅其長。每干一事互相推委，首鼠狼顧，卒至無成。中國振興決無日矣。自和議告成，迄今已一載有半，中國苟能自振，夫孰得而阻止之？雖曰成大業者，兩年之內為時未久，難收成效，而振作之始，期之兩年，則為時不少。要之，中國若知事不可緩，亟示天下以舍舊從新之舉，兩年之內必有可觀者也。而今之可觀者何在？安有維新之機哉？鐵路開築而里數甚短，學會創設而不久中止，陸軍固整頓矣，水師固議興矣，然自開辦至今，絕無長進，徒有整頓之名，而無變法之實，亦復何益？中國應辦事件，需時太久，雖至能者亦難保其必得。所需工程太巨，雖竭其心力亦難保其必竣。如築鐵路也，興陸軍也，備水師也，改圜法也，求實學也，設郵政也，除官場之積習、行牢獄之新法，以求列諸文化之邦，百未具一，度福祚已滿，勢必瓜分割裂，強大諸國取而代之矣。

泰西於中國之成敗，最有關係者，其惟英俄乎！而英俄不欲瓜分之也。及至勢迫瓜分，英又非得大分不可。則瓜分之欲均勻也亦難言矣。今英與中國通商，應得之利益與各國均沾。若果瓜分，則所得相宜。稅則之益，除所得之一分仍可照行外，其餘必難仍舊。此英之所以不欲瓜分也。俄則志在鯨吞，欲並中國求大一統。雖未遽得，若固有之。倘他國多得一寸，俄國即少入一寸，此又俄之所以不欲瓜分也。亦即各國所以遲回姑待也。各國相持不下，則中國維新，應設學校、興工作所需之歲月，或有濟乎。總之，北京執政之臣，若果以除舊弊、布新猷為急務，勢雖岌岌，猶未晚也。

（全文引自《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76輯 皇朝經世文三編 1》，P342-344）

簡言之：《中國不能維新論》乃是一篇針砭當日清政府改革失敗的政治評論文章。文章開篇即用「病夫」形容中國，感嘆清政府「麻木不仁久矣」。文章只此一處使用了「病夫」一詞。其主要內容，是批判晚清官僚系統腐敗、官場風氣惡劣，導致軍事政治改革全盤失敗。作者亦未對中國的改革前途完全絕望，文章末尾仍有期許：「總之，北京執政之臣，若果以除舊弊、布新猷為急務，勢雖汲汲，猶未晚也！」

也就是說，這份被視作西方世界鄙視國人為「東亞病夫」的文章，其實並沒有隻言片語涉及到「國人」；通篇是在針對「中國」政府發表議論；也沒有半個字提及中國人的身體素質問題，而始終在談中國政府的政治改革問題。在這位外國作者眼裡，中國無法啟動近代政治改革，無法從傳統帝國蛻變為近代國家，故甲午之戰不敵日本，「東方之病夫」的原形畢露。全文立意，與國人的身體素質毫無關係。

其實，「病夫」一詞，即「Sick Man」，早在1896年之前，就已經是西方世界用來形容改革乏力的落後國家的慣用詞了。最早被形容為「Sick Man」的國家，是土耳其。19世紀中期，土耳其帝國國力衰敗，屢被西方國家欺凌而無法振興，故被其強鄰俄國沙皇尼古拉一世譏笑為「Sick Man of Europe」。此後，「Sick Man」這一形容詞，在西方世界廣為流傳。如1860年，美國國會議員Cox曾用「Sick Man」形容過墨西哥；1896年《字林西報》的另一篇文章，則把中國、土耳其、波斯和摩洛哥統稱為天下四大「Sick Man」。

其實，直到今天，「Sick Man」一詞在西方世界仍然非常流行，類似的新聞標題比比皆是：「Germany: The Sick Man of Europe?」（1997）；「The Sick Man of Asia」（2002）；「Nigeria』s Sick Man Democracy」（2008）……所有這些用法，無一例是針對國民的身體素質而言的。

西方世界將中國稱作「病夫」(Sick Man)，也未必有多少惡意嘲諷的意味。至少從《時務報》翻譯的《中國不能維新論》一文中，看不出嘲諷的存在。該文作者雖曆數中國的政治腐敗，但也向中國提出了許多善意的改進建議，也鼓勵中國加速改革「猶未晚也」。另一篇刊於1896年的《萬國公報》上的文章《探本窮源論》，作者是外國傳教士李佳白（Gibert Reid），也說「中國之情形，譬如一大病人」。文章將中國比喻成病人，作者自居為醫師，替中國開了不少善意的藥方，講述了很多關於吏治、財政、教育等方面的意見。文末，作者說道：若中國「翻然醒悟」，力圖改革，則「中國幸甚，天下幸甚」。

「今之中國，非猶是病夫也耶！」

此一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也大都能夠接收到「病夫」一詞背後的建設性批評的善意。故常將這一比喻引入了自己的著述之中。其中的典型，即嚴復和梁啟超。

嚴復是晚清最重要的啟蒙思想家。在其名作《原強》中說：「一國之事，同於人身」，所以，「今之中國，非猶是病夫也耶！」嚴氏將中國比喻成「病夫」，認為改革若不從根本（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上著手，那麼，變法圖強的結果，只能讓這個「病夫」死得更快。在闡述具體的改革問題時，雖然嚴氏也提到了鴉片和纏足，認為二者損害了國人的身體健康，但卻並沒有使用「病夫」這個詞來描述國人的體質狀況。通觀《原強》全文，「病夫」這個比喻只屬於腐朽沒落的晚清政府。

梁啟超1897年發表的文章《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中，也使用了和嚴復類似的比喻：「若今日之中國，則病夫也」。梁啟超批評了不從根本上（興學校、改官制等）著手改革、而單兵突進模仿西方「練兵」來強國的改革模式，認為這種模式不是給「病夫」治病的辦法，而是在模仿身強體健的壯士的行為，其結果，非但不能治癒「病夫」，反會加速其死亡——「亡天下者，必此言」。1898年，梁氏在另一篇文章《俄土戰紀敘》里，同樣明確地將中國和土耳其並稱為「病夫」，而且將二者的「病」說得非常明白：

「西歐人恆言曰：『東方有病夫之國二，中國與土耳其是也』。土耳其所以削弱，其故有二。一曰：內治不修，綱紀廢弛，官吏貪瀆，魚肉其民，因循成法，莫肯少更，束縛馳驟，激成民變；二曰：外交不慎，妄自尊大，不守公法，屢起教案，授人口實，取怨各國，合而謀之。嗚呼，其與今日中國之情實，何相類也！」

梁氏的「病夫」言論，顯然是受了西方輿論的影響，和西方輿論對「病夫」的定義完全一致：中國之所以成為「病夫」，是因為其內政、外交都出現了嚴重的問題。至於老百姓的身體素質問題，文章中絲毫沒有提及。

「群國之人，奄奄如病夫」

1903年前後，梁啟超發表《新民說》，終於第一次將「病夫」與國人的身體素質聯繫到了一起——「群國之人，奄奄如病夫」：

「中（國）人不講衛生，婚期太早，以是傳種，種已孱弱；及其就傅之後，終日伏案，閉置一室，絕無運動，耗目力而昏眊，未黃曷而駘背；且複習為嬌惰，絕無自營自活之風，衣食舉動，一切需人；以文弱為美稱，以羸怯為嬌貴，翩翩年少，弱不禁風，名曰丈夫，弱於少女；弱冠而後，則又纏綿床第以耗其精力，吸食鴉片以戕其身體，鬼躁鬼幽，躂步欹跌，血不華色，面有死容，病體奄奄，氣息才屬：合四萬萬人，而不能得一完備之體格，嗚呼！其人皆為病夫，其國安得不為病國也！」

梁啟超當然不是第一個指出中國百姓體質虛弱之人。但就現有資料來看，他極有可能是第一個將西方世界的「病夫論」與中國百姓的身體素質聯繫到一起的人；而且是第一個將中國成為「病國」，完全歸因為國人都是「病夫」的人。

梁氏的這種轉變，與他深受當時極為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毒害有很大的關係。「社會達爾文主義」鼓吹種族的優勝劣汰，其發展的極致，即納粹主義。受此理論毒害，梁氏一改從前「政治體制改革才能救中國」的觀點，轉而提倡「國人種族進化才能救中國」；相應的，「病夫」這個詞，也從之前專指無力改革振興的國家，轉而指向了身體孱弱的國民——梁氏受「社會達爾主義」毒害之深，可由其1904年發表的《新大陸遊記》一書管窺：在這本小書里，西方人種的一切都是好的，東方人種的一切都是劣的；如果中國人不速速改善自己的體質，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將會被徹底優勝劣汰掉。

《新民說》發表後，以「病夫」來形容國人體質虛弱，遂成為輿論界的一種時髦。如：陳天華1903年寫作《警世鐘》，說：「外洋人不罵（中國人）為東方病夫，就罵為野蠻賤種」；1905年，小說《孽海花》出版，作者公開署名「東亞病夫」（本名曾樸）……《孽海花》風行一時，是當時頂尖的暢銷書。

20世紀初的中國知識分子，為了救亡，不但求助於社會達爾文主義，而且也求助於民族主義。在這股「民族主義救中國」的潮流當中，「東亞病夫」一詞，與政治體制的關係越來越疏遠，與國人身體素質的關係越來越緊密。如1918年出版的一本《中國體育史》的序言中，如此說道：

「我國右文左武，相沿千載，積弱既形，遂稱東方病夫之國。喧騰寰區，恥孰甚焉！近十年來，國民迷夢漸覺，始省重文之習，不足為治，於是結社設會，研究體育。」

1920年代流行的一本通俗小說《近代俠義英雄傳》里，亦如此描寫一位俄國大力士的「口出狂言」：

「鄙人（指俄國大力士）在國內的時候，曾聽得人說，中國是東方病夫之國，全國的人，都和病夫一般，沒有注重體育的。鄙人當時不甚相信，嗣遊歷歐美各國，所聞大抵如此。及到了中國，細察社會的情形，乃能證明鄙人前此所聞的，確非虛假。」

到1940年代，蔣介石在對三民主義青年團幹部訓話時，如此說道：

「現在一般暴力侵略者，所以敢於藐視我們中國，侵侮我們中國，最大的原因，就是看不起我們中國人的體格，更比不上他們。而我們一般同胞的體格，普遍的衰弱，實是民族最恥辱的表現！從今以後，我們要積極自強，要不為人家所輕視，壽險就要注重體育，提倡體育，……如此，只要三十年功夫之後，我們民族的體格，就可逐漸恢復健強，一洗東方病夫的恥辱！」

1987年，鄧小平也說：

「中國從鴉片戰爭起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成了世界上著名的『東亞病夫』。」

至此，江湖之遠與廟堂之高，對「東方病夫」、「東亞病夫」的理解已經達成了高度的一致。

（本文多處資料轉引自：楊瑞松，《想像民族恥辱：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東亞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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