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又改名的作家

「仰面看烏鴉」

為知識中國寫一本虛構的人物誌， 向羅貝托·波拉尼奧致敬。這些人的行跡在國師與歹徒之間，這個系列是盜版的英雄譜， 這裡的每一個字都是假的。

在人物評論中，編輯直白地表示，哈金的口語和他的駕駛技術一樣值得懷疑——亞洲移民的駕駛技術本身是個美國種族主義的笑話。

他和我有一樣的名，所謂first name——可是，在漢語里，名字居于姓後，本來應當是last name。一樣的名，恐怕因為我們出生於東北的同一個省，那裡很冷，很多人叫雪，或者叫冰。

雪這個字音，幾乎沒有英語世界的人能發出來。想練習，或者記住它的人不是很多。它容易受到禮貌的忽略。

莫言作品的英譯者Howard Goldblatt，在一次講座中說，用中文寫作的作家國際化的障礙之一，就是英譯下他們作品中人物的名字對於英語讀者來說太難了，他們讀不出來，記不住。名字的發音、拼寫、含義有其「自然」的難度，Goldblatt說，必須避免的人物名字是X，J，Q這三個聲母起頭的，它們總是，「令人費解」。

於是，當金雪飛的教授把這個具有雙重障礙名字的人的詩歌推薦給《巴黎評論》而《巴黎評論》立刻接受時，教授負責任地、善意地建議他改一個筆名。

他就管自己叫哈金。

避免了名給讀者和買家帶來的困惑，沒有避免家族的姓。現在，姓成了名，倒轉如無謎底的迴文詩。他的新名字來自哈爾濱，他讀大學的城市。

在那個城市，那個大學，我媽媽和他曾在同一個系的同一間教室讀書。幾乎所有課程都是必修，六十年代培養的教師翻出五十年代編寫的讀本，圖書館還沒進貨《失樂園》。革命中她也在部隊，工作類似於哈金，學俄語，監聽蘇聯和蒙古電台，在夢裡發報，兵種是所謂特務兵。水庫發水時，另一個十四歲的少女小兵救了十三歲的她和另一個女兵出來。十四歲的女孩死了。她後來就不回那座山了，戰友聚會是在餐館包廂吃完了甲魚後一群中年人熱淚縱橫卡拉OK那個時代的歌曲。《巴黎評論》刊發的哈金那首詩叫《死去的士兵在說話》（「The Dead Soldier s Talk」），講一位在七十年代初的革命中意外死亡的年輕士兵。世道在革命十年之後變了，他對此無所知，發問於地底：哥哥，能給我燒本紅寶書嗎？詩起首一句是，「I m tired of lying here.」

後來她工作，生我，我幼年的記憶是似乎不需要睡眠的女人在檯燈下的側影，她在夜裡做托福題，接近三十歲時近視。她申請到博士入學資格，三次拒簽，因為是有孩子的單身女性。那時每次拒簽後要過兩年才能再申請，她從讀文學換到讀社會學，得到新的offer，或許是以為障礙能變成便利社會分析的經驗。然後到了1989年，然後她三十五歲了，然後她快要四十歲了。

在《巴黎評論》刊發詩歌后，《波士頓評論》熱情洋溢地介紹他，這位有希望的新詩人。他的原名金雪飛全是小寫。明顯是複製＋粘貼來的，我心想，這都算給面子的解釋——難不成全用小寫是為了說明那不算一個名字？報道拼錯了「遼寧省」。抄都抄不對，我想。

2000年《紐約時報》書評版編輯採訪了哈金。編輯發現，十幾年後，在大學教了多年書的，出版了兩本詩集和兩部短篇小說集的，《等待》得到全國圖書獎的哈金，口語仍然破碎，他的「R」音有明顯的中國味，句子時不時缺乏主語。在人物評論中，編輯直白地表示，哈金的口語和他的駕駛技術一樣值得懷疑——亞洲移民的駕駛技術本身是個美國種族主義的笑話。

我彷彿能聽到十五年後我比現在更重的口音，O和I的母音發得不足，習慣猶豫於介詞，旁人將包容地表示這說明我介意準確性。十五年後我大概會比現在更覺得寫比說舒服，就像十三歲時我曾發現寫比說舒服，脫下衣服比穿上衣服簡單，生活於雪洞比出門上學輕鬆。

看天下38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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