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日本選擇投降並非祈求和平，而是避免滅亡企圖東山再起

同樣是挑起二戰的法西斯國家，如今的德國和日本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可謂是截然相反。德國獲得世界人民的原諒，以積極正面的姿態融入到世界整體的發展之中；而日本則成為預防「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的重點對象。究其原因，在於兩國對戰爭中所犯下罪行的態度不同。前者承認錯誤，努力彌補過失；後者掩飾錯誤，甚至拒不悔改。如果回看1945年的那段歷史便不難發現，日本人從一開始就沒有考慮過懺悔。

1945年8月，美國先後在日本投下兩枚原子彈，同時，蘇聯對日宣戰。之前還聲稱「要將大東亞戰爭進行到底」的日本高層立馬動搖，於8月13日至13日之間連續召開兩次緊急會議。會議主要討論日本是否接受盟軍方面提出的《波茨坦公告》，但主戰與主和兩派並未就此達成共識。於是，日本國家命運的決策權最終交到天皇手裡。

此時的裕仁天皇是怎樣的心理狀態呢？如今許多文章提起裕仁天皇提出無條件投降，是站在日本民眾的角度上考慮的。實際上，裕仁停戰的目的，是出自學習當年明治天皇「忍泣」的事迹，忍耐歐洲強國對日的欺壓，舉國上下隱忍負重奮發圖強，以在短時間內實現復興。而日本人在歷史上早已領教了蘇聯人的野蠻，如今打到家門口的原子彈也展現了恐怖的毀滅力，裕仁明白，死拼下去日本的下場會比現在慘無數倍，甚至整個民族從地球上消失都不是完全沒可能。

同時，日本政府採用一貫模稜兩可的方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即日本今後的主權只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的主島及由盟國指定的島嶼，日本不能擁有軍隊，由英、美、蘇、中等主要國家分擔其國土安全防衛任務。要知道在7月26日該公告提出時，時任日本首相的鈴木貫太郎以「不明其意」的理由決定「不予理睬」，企圖矇混過關。而這種打擦邊球耍賴皮的方式，是日本歷史上經常採用的手段。

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終於向全日本國民宣讀「終戰詔書」，向日本民眾宣布停戰的決定。然而仔細審視這份停戰通告就會發現，字裡行間都透著日本高層的重重詭計。首先，明明是日本面臨著全世界的討伐，繼續負隅頑抗隨時都有滅國的危險，卻堂而皇之地掩飾成「天皇不忍看到民眾受苦」，主動停戰。其次，裕仁天皇在詔書中委婉地向民眾灌輸了「隱忍」的思想，為再次「大東亞戰爭」保留希望。詔書的言辭之中滿是對過去輝煌戰績的自豪感，絲毫不見對戰爭的反思。

另外，裕仁天皇竟仍聲稱發動戰爭、入侵亞洲諸國是為了給這些國家帶去安定與繁榮，「侵犯其領土，固非朕之本志」。他藉此巧妙地否認了日軍的戰爭行為給亞洲人民帶來的沉重損失，只認為對美、英等國宣戰是錯誤的戰略決策。「帝國所以向美英兩國宣戰，實亦為希求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定而出此。」可笑的是，明明是主動挑起戰爭，卻說得像是迫不得已反抗而追求獨立於自由一般。

裕仁還把日本「迫不得已放棄戰爭」的原因強加在盟軍身上，聲稱「敵方最近使用殘酷之炸彈，頻殺無辜，慘害何極，實不可料」。嚴格地講，日本的投降並非無條件投降，他們以保留天皇為條件與盟軍周旋，企圖為日後的死灰復燃奠定基礎。

其實，在宣布投降後，日本軍國主義的極端分子曾試圖用暴力手段阻止投降。但在一系列陰險的運作下，日本軍國主義高層終於說服國民最大限度地保留實力以圖日後再戰。而為了自身的利益，美、英等國竟然做出妥協，默許日本天皇逃避懲罰，甚至得到保留。正是這些歷史因素導致日本極端主義仍然存在，並成為日後影響世界和平的隱患。

客觀地講，裕仁天皇的一直詔書確實拯救了日本，但同時也「拯救」了日本軍國主義。可以這麼說，日本的軍國主義之火從未熄滅。他們在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宣讀「終戰詔書」的那一刻起便蟄伏在暗處，等待合適的時機捲土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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