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傳佛教的素食主義：影響中國改變世界

中山大學哲學系佛學研究中心主任龔雋教授

公元517年，中國佛教歷史上開展了一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名法會，深信佛教的梁代國主蕭衍（梁武帝），這位中國佛教史上著名的佛教徒皇帝，親自主持佛教界名僧就有關制斷酒肉的戒法進行了論辯與抉擇，最後以國家行政命令的形式，頒布了制斷酒肉的禁令，從此素食逐漸而成為中國漢傳佛教修行與生活中的基本定製。

發生在六世紀中國佛教場域中的這段關於佛教教義是否戒殺與素食的論爭，可以說是一件意味深長的事件，它不僅決定和影響了中國漢傳佛教以素食主義為特色的生活傳統，也塑造與規範了中國人俗世生活中的許多習行與禮儀。

佛教來源於印度，而在原始印度佛教的法流中，初期上座部的戒律並沒有對肉食的嚴格禁制，中國漢傳佛教對於肉食的禁制是與印度大乘佛教的思想有關的。佛教傳入中國是以大乘佛教的教義為中心的，而大乘佛教的經典中出現了鮮明的有關素食的論述，如著名的大乘佛教經典《楞伽》（Lankavatara-Sutra）、《涅槃》（Nirvarna-Sutra）、《華嚴》（Mahavaipulya-buddhavatamska-Sutra）、《楞嚴》（Surangama-Sutra）、《央掘》（Angulimaliya-Sutra）等，都明確宣說慈悲禁肉的素食觀念，表示佛教的慈悲理想及修道生活與禁斷肉食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聯。

我們略舉一二為證，如《楞伽經》中專門有一節講說斷除肉食的必要性：「夫血肉者，眾仙所棄群聖不食，是故菩薩不應食肉」。「以食肉故一切障礙不得成就，是故菩薩欲利自他不應食肉」。《涅槃經》中也說「莫食肉、莫飲酒，調伏心蛇，令入道果。深思行業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三世因果循環不失，此生空過後悔無追。涅槃時至，示教如是。」這裡指出了肉食不僅是不凈的食物，傷害身心，而且會直接障礙佛道的修成。這些著名的大乘經典在中國佛教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而經中所闡明的這種受持修行不食肉法的觀念對於中國佛教的影響是深入而廣泛的。

中國漢傳佛教並不以初期上座部佛教的律典來規範自己的宗教生活，而通行的生活守則是以具有大乘佛教戒法意味的《梵網經》（Brahmajala-Sutra）為主。而這部戒經也明確提出了素食的規定：「一切肉不得食，夫食肉者，斷大慈悲佛性種子，一切眾生見而捨去。是故一切菩薩不得食一切眾生肉，食肉得無量罪」。戒經表示素食主義是佛教慈悲思想的基本要求，違背了這一慈愛的原則，根本無法成為一名合格的佛教徒。不難理解，中國佛教界所流行的思想與規範性法典都對肉食有明確的禁制，這一特色是在世界其他佛教傳統中鮮見的。

研究者發現，中國漢傳佛教中素食主義傳統的形成不單是接受了大乘佛教禁肉觀念的要求，更是融合了中國本土儒、道文化的思想。佛教傳入中國之前，中國儒道兩教思想中，都有暗示仁恕之教與素食慈悲的教導。如儒家說的「君子遠皰廚」，「聞其聲不忍食其肉」，道教崇尚的自然主義也表示了對於包括動物在內的一切生命的尊重與寬仁。

於是，中國民間的生活世界就具有了戒殺祭祀的習俗。中國傳統每逢祭司及日蝕、月蝕等時節都要「齋戒以事鬼神」。而在中國最早的醫典《皇帝內經》中也提出「五穀為養，五果為助」的養生學。這些也可以理解為什麼大乘佛教的禁肉戒並沒有普遍地出現在世界其他的佛教傳統中，而只有在中國佛教的場域才得以如此的彰顯和深入人心。

中國漢傳佛教高調地崇尚素食主義還緣於國人對佛教教義的理解與詮釋。中國佛教徒認為佛教最基本的倫理就是慈悲，而慈悲是擴充到包括動物在內的整體「眾生」，殺生食肉正是對這一慈悲原則的最嚴重與根本性的顛覆。所以與其他佛教傳統不同，在中國佛教的生活戒條中，戒殺是放置於一切戒法之首的。對肉食的禁戒一方面具有宗教性的意義，如食肉嚴重妨礙了修法成道，具體表現為這一行為還觸犯佛教的因果法則。如著名的佛教皇帝梁武帝提出戒斷肉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認為肉食本身即是無明報聚之所，百難之因，「咁食眾生乃至是四百四病一切眾苦因」。

於是，在中國漢傳佛教徒看來，解脫生命苦難首先就必須成為一名素食主義者。一直到中國明代名僧蓮池大師，還專門以詩的形式表示了這一看法。他著名的《七筆勾》中就析理精微地講說了肉食會造成無休止的冤報輪迴，而提倡把美味嘉肴一筆勾。擴而言之，這種冤報也是一切戰爭的根源，中國佛教徒們相信：千百年來碗里羹，冤深如海恨難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聽屠門夜半聲。這真可以說素食主義是和平的飲食，國泰民安可以從飲食起居中去尋求解決之道。

中國流行一種說法是病從口入，就是說飲食是影響健康的第一大殺手。這種觀念很可能是從佛教中演化而來，中國漢傳佛教對於肉食的禁制不僅就宗教靈性的高度來理解，同時也從身體營養學的方面提出「不凈」的觀念，指出肉食不凈，對健康有害，所謂「穴腥為法，增長百疾」，而蔬食則能「氣力充滿」，「能有補益」（梁武帝《斷酒肉文》）。這種觀念可以說也延續了大乘佛教經典（如《楞伽經》）所講肉食「多有無量惡蟲，身多瘡癬、白癩病疾種種不凈」的說法。可以說，中國佛教有關素食的論述從身心兩方面都有了完整的表達，中國漢傳佛教的素食主義還特彆強調了「素心」，即慈悲不傷害一切生命的意識才是素食的根本所在。

早期佛教律典中，佛陀允許其弟子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可以食肉，這就是佛教史上著名的所謂「三凈肉」（眼不見殺、耳不聞殺和不為己殺）的說法。這一觀念影響了南傳上座部佛教、及蒙、藏佛教的傳統，他們認為佛陀沒有特彆強調素食的戒規，托缽的生活是隨遇而安，施者給什麼都應該接受，佛教並不是專崇素食的宗教。

實際上，佛陀的教化重於正面的宣導慈悲與戒殺，重視以身示教，鼓勵弟子們自覺領悟慈悲的要義。佛教重於行門，當修持者對於慈悲有了深入而真實的體驗時，他們的身心是無法接受有傷害性的食物。而且，佛陀治律並不喜歡用強制的方式去規範他人，而更傾向於正面的引導，故重說慈悲戒殺，而于禁制乃是「隨事漸制」，即弟子犯了傷害性的事件，影響到僧人或僧團的整體聲譽，佛陀才會制律予以規避。

中國佛教徒對於佛陀的這一教導風格有著深入的體會與智慧的詮釋。與中國佛教素食主義相關的一個有趣的問題是，中國佛教徒對於印度佛教從初期不嚴禁肉戒到大乘佛教開始嚴格地主張素食主義這一歷史的轉變，有著一種獨特和巧思的理解與論述。他們認為佛陀的制戒是階段漸進式的，就是說，佛陀初期弘教制戒重於「方便」，允許弟子在特殊情況下可以肉食，但同時表明這並不是佛陀的根本教義，而是一時權宜之策。

六世紀著名的中國佛教徒沈約寫了一篇題為《究竟慈悲論》的文章就提出，佛陀「開設三凈」乃是「用申權道」，方便說法，等到《涅槃》等大乘經典的出現，禁制肉食，明確否定方便食肉才是「大明隱惻」，慈悲為尚的圓滿之說。這一說法是有經典根據的，實際上，在印度大乘經典出來後，就有對三凈肉進行明確的戒禁，而主張「許三種者，是漸禁斷」，漸漸地禁止肉食，而後逐漸全部斷絕肉食，令其修學。就是說，佛陀的教導素食是一個經歷了由方便啟蒙（允許食三凈肉）的小乘教到徹底素食主義大乘教的嬗變。從佛教的肉食禁戒來看，中國漢傳佛教的素食主義正是大乘佛教發展的高峰。

中國漢傳佛教中的素食生活在六世紀被確定為必須遵守的戒規，同時也對中國的俗世生活產生了深入的影響，就是說，漢傳佛教的禁殺所引發的不僅僅是佛教內的茹素之風，還涉及到更全面性的禁斷與日常生活中的定規。如帝國不僅於佛教全面禁肉，於世法上的祭祀等活動也一併要求禁斷犧牲而「始用蔬果」，由禁肉進而完成守齋、斷屠、禁獵、戒革（穿動物製品）等仁道護生與好生方式的推廣。

除了佛教徒要求長素，中國不少民間生活中也形成了如早斎、六斎日（即中國農曆的每月八、十四、十五、二十三及月底最後兩天）等風俗文化。可以說，自六世紀以來，與素食相關的戒殺護生運動，經由國家政治力量的運作而逐漸成為中國生活倫理中的一種禁規與習慣。雖然素食在中國被認為是與佛教傳統密切關聯的生活教化，但是我們不能以為這僅僅是佛教徒的戒律，而是關乎整體人性的慈悲與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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