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成就巴格達「天賜花園」，中國商品在異國備受追捧

隨著阿拉伯帝國的建立與征服戰爭的結束，絲綢之路重變得暢通無阻。哈里發朝廷在商路上為客商設置了宿舍和驛站，開掘了水井，設立換馬站，在倭馬亞王朝（661-750年）時期，商路上的驛站已達到1000個。一時間，無數商隊湧向東方，「絲綢之路」響徹駝鈴聲。

帝國最著名的驛道即是橫貫中亞的呼羅珊（Khorāsān）大道（「絲綢之路」的中段），它向東經布哈拉、撒馬爾罕，直至今吉爾吉斯共和國境內的奧什，更自奧什東南行，過特列克山隘至我國新疆的喀什，循「絲綢之路」至大唐帝國的京城長安。20世紀60年代，在今西安市西窯頭村的一座晚唐墓葬中，出土了三枚阿拉伯金幣，其年代分別為公元702、718和746年，便是阿拉伯半島與中國通過陸上絲綢之路往來的實物證據。

當時，中國的絲綢、陶瓷、茶葉、工藝品已經成為阿拉伯商人經商致富的財源象徵。誰能到中國經商，誰將會成為巨富。流行在西亞的一本書《印度浪跡記》里記述一個猶太商人以極少的資金在883-884年去東方經商，公元913年回到阿曼後已成巨富，他擁有大批中國絲綢和瓷器。他將一件精緻的中國青瓷壺獻給了阿曼城的統治者，從而獲得很高的社會地位。此類「中國夢」，在當時幾乎是所有阿拉伯商人的夢想。

通過絲綢之路與中國的貿易也帶動了阿拉伯帝國內的一批重要的工商業城市手工業的繁榮。巴格達的製紙業、絲織業和陶瓷製造業；大馬士革的金線綉緞和各類絲綢；亞歷山大的絲織業，無論原料、工藝，甚至工匠基本上都來自中國。在怛羅斯戰役（751年）後被擄往阿拉伯帝國的杜環在他的《經行記》里記載，他親眼看見一些唐朝工匠在當地工作，例如京兆（長安）人樊淑、劉泚為「漢匠起作畫者」，河東（今山西西南部）人樂陵、呂禮為「織絡者」。

從商業的角度講，中國的絲織品、瓷器、茶葉，對絲路沿線特別對西方產生極大衝擊。而香料屬於攜帶方便但價值又很高的商品，運費低廉而回報豐厚，故而成為絲綢之路貿易中，西方得以實現平衡的重要砝碼。阿拉伯半島正是香料的產地。據古希臘學者希羅多德的記載，「整個的阿拉比亞，都放出極佳美的芬芳」，那個地方是乳香、沒藥、肉桂、桂皮等唯一的產地。

乳香又名熏陸香，是一種著名的香料（產自於阿拉伯半島南部葉門地區的樹脂）。在唐朝，乳香一方面與其他香料一樣以焚香的形式來使用；《雲仙雜記》里記載，曹務光在斗盆里焚燒了十斤乳香，用以顯示「錢財易得佛難求」。可見乳香之貴重。另一方面，乳香的藥用價值被更充分地發掘出來，「熏陸香」成為中藥的上品，唐代藺道人的《理傷續斷方》更把乳香作為治療骨科的「最貴」藥材。

作為皇室和上流社會的高檔消費品，香料在唐宋中國人生活中有重要的地位，單靠州郡的土貢遠遠無法滿足需求，因此中國成為阿拉伯香料的主要市場。以乳香為代表的海外香料在中國市場的價格相當昂貴，以至宋朝政府三令五申禁止進貢乳香等高級消費品，但其效果正如古羅馬政客企圖抵製作為「奢侈品」的絲綢一樣無濟於事——利之所至，就連本國不生產香料的于闐國（在今新疆）也不放過以二道販子的身份與宋朝開展貿易。

繁榮的絲路貿易甚至已經影響到阿拉伯統治者的政治決策。公元762年，哈里發曼蘇爾選擇巴格達這個底格里斯河西岸的小村鎮作為帝國的新首都，他的理由就是，「這個東倚底格里斯河、西濱幼發拉底河的島嶼真是天下商業薈萃之地」。這個決定很快就被證明是明智的。

在很短時間內，766年方才建成的巴格達就已成為名副其實的「天賜花園」，「它的規模最龐大，它的建築最莊嚴，它的河流最充盈，它的空氣最純凈」……暢通的絲綢之路使得這座阿拉伯帝國的首都繁榮富庶。巴格達市場上有從中國運來的瓷器、絲綢和麝香，城裡甚至有專賣中國貨的市場，以滿足人們對於中國商品的狂熱追求；有從印度和馬來群島運來的香料、礦物和染料；有從中亞運來的紅寶石、青金石和織造品；有從斯堪的納維亞和俄羅斯運來的蜂蜜、黃蠟和毛皮；有從非洲東部運來的象牙和金粉……無怪乎時人驚呼這個阿拉伯帝國的財富中心和國際大都會是「一個舉世無匹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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