闕中一老革命的生平事迹。

闕中一（1914—1995），原名闕桂蘭，福建省永定縣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通信連班長、特務班長，中央通訊隊分隊長，擔任毛澤東的警衛員。參加了中央蘇區反「圍剿」作戰和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陝北後，進入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學習，後任中央軍委警衛連指導員，軍委交通局外交聯絡站政治協理員兼總支書記。「西安事變」後，在紅軍駐西安辦事處任周恩來副主席處侍從參謀。抗日戰爭初期奉命赴閩，任閩東北抗日義勇軍第三支隊參謀長。

1928年6月，張鼎丞等在金砂領導了聲勢浩大的農民暴動，震撼了八閩大地。消息傳來，闕桂蘭倍感鼓舞，和村裡的幾個志同道合的小兄弟連夜翻越蒼莽的金豐大山，投奔到張鼎丞的農民武裝中，為了不至於連累鄉親，闕桂蘭改名為「闕中一」。7月，闕中一等隨同暴動隊伍一起被編為閩西工農紅軍獨立營，9月又改編為閩西工農紅軍第七軍第十九師（總指揮：王海萍，副總指揮：張鼎丞、傅柏翠）。

1929年初紅四軍入閩後，閩西的革命形勢迅速發展，地方紅軍也成長起來了。6月，闕中一所在的閩西工農紅軍第七軍第十九師被編入了紅四軍，稱為第四縱隊。

1930年初，四縱一部被編入中央主力紅軍第一軍團，5月，闕中一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由於各地紅軍番號不一致，經常引起混亂，因此，1931年10月，福建軍區決定整編各地紅軍。這樣，闕中一所在的紅一軍團第十二軍在長汀與閩西紅軍新第十二軍會師後，合編為紅軍十二軍，兼稱福建軍區總指揮部，軍長羅炳輝，政委譚震林。闕中一在一○一團當戰士。1931年6月，闕中一轉為共產黨員，又被提拔為幹部，到紅十二軍司令部擔任通訊班班長，以後還擔任了臨時中央政府通信連班長、中央通訊隊分隊長。1931年11月，中央軍委警衛連專門建制了毛主席處特務班，闕中一被選調到特務班擔任班長，執行警衛毛主席的任務。

潘漢年在設置交通線和聯絡站時想到了他在毛主席處遇到的特務班班長闕中一。那個大眼睛靈活轉動、笑容滿面、身手敏捷的青年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於是，1932年下半年，潘漢年找到了毛主席，打聽這個青年的情況，商量「借用」的事宜。

毛澤東幽默地說：「借給你是可以，不過不能浪費人才，而且，我要的時候，就要還給我。」

潘漢年默契地說：「保證不會虧待，隨時可以奉還。」

這樣，闕中一到了中央外交人民委員會，擔任聯絡總站協理員兼總支書記。

闕中一以他在中央警衛連毛主席處特務班班長和中央外交部聯絡總站的出色表現，同樣地贏得了國家保衛局執行部部長李一氓的青睞。1933年，闕中一到了國家保衛局執行部特務隊，擔任代理隊長。 闕中一上任之初，執行部部長李一氓就語重心長地對他說：「好的共產黨員應該干最艱苦和最困難的事，好的共產黨員應該把擔任保衛工作看成是最光榮的。」

勝利到達陝北後，闕中一因為土地革命中的優異表現，深得軍委領導層的器重。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一成立，闕中一就被派去「速成班」深造。畢業後，闕中一回到中央軍委警衛連，擔任政治指導員。由於闕中一在江西中央蘇區時干過通信和外交聯絡工作，熟悉業務，因而不久以後，他就轉到軍委交通局外交聯絡站擔任政治協理員兼總支書記。「西安事變」的爆發，給闕中一多姿多彩的人生添上了濃重的一筆——在中國工農紅軍（後為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任周恩來副主席侍從參謀，對外稱副官，這是闕中一唯一的在白區以公開、合法的身份從事革命工作。出於對革命戰友安全的考慮，毛澤東推薦他在中央蘇區時的貼身警衛、特務班班長闕中一接任陳友才的位置，擔任周恩來的侍從參謀，對外稱副官。

在西安，闕中一吸取勞山遇險的教訓——「警衛缺乏警惕」（毛澤東在建國後談到警衛工作時語），他擺正自己的位置，不以「周恩來副主席侍從參謀」自居，妥善處理好與辦事處其他同志的關係。對周恩來的安全周密安排，慎重考慮，貼身跟隨，盡心盡職。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的地下工作，數西安地下黨最為出色。毛澤東曾經說過：「黨的情報工作，西安是最好的，要發勳章，該先發給他們。」闕中一利用他的「周恩來副主席副官」的公開身份，利用各種關係，或者同地下黨聯繫，或者陪同周恩來看望民主人士，獲取國民黨重要機密情報。

5月下旬，闕中一隨著周恩來會見西北軍將領楊虎城，帶去了《禦侮救亡、復興中國的民族統一綱領草案》。「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蔣介石背信棄義，不但迫使楊虎城這位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際做出特殊貢獻的將軍交出兵權，而且還逼著他出國「考察」，實際上是逼迫他流亡海外。國民黨方面的顧祝同秉從蔣介石的旨意，派出特務對周恩來的行動進行跟蹤、阻攔。闕中一命令司機機智地甩開特務的跟蹤，終於促成了周恩來和楊虎城的再度會見。在西安辦事處工作期間，闕中一面臨十分複雜的鬥爭環境，出色地完成了周恩來等中央首長的警衛工作以及對外聯絡工作。

1937年10月中旬，闕中一到達閩北。雖然旅途勞累，但闕中一顧不上休息，隨即與閩贛軍政委員會領導人黃道、曾鏡冰、曾昭銘見面。在會談中，他了解到，閩東北國共雙方几經洽談，已達成了停止軍事行動的協議，閩北紅軍已停止軍事行動，部隊準備集中改編為抗日義勇軍。然而國民黨當局並不甘心閩北紅軍的存在與改編，仍然處心積慮，不斷地製造事端與磨擦，對游擊隊妄圖予以「收編」或消滅。由於國民黨的破壞與封鎖，閩贛軍政委員會下達給各地紅軍關於集中改編的命令遲遲不能送達。針對這一情況，闕中一和閩贛軍政委員會領導人商量後，馬上分别致函光澤、崇安等縣縣長，對國民黨的敵對行動提出嚴正批評，要求電請福建省政府與軍事當局，分別撤退鉛山縣屬石塘、紫溪、楊林、車盤及崇安各處民團，以便紅軍經崇安大安進而向鉛山石塘集中整編。與此同時，閩贛軍政委員會要求閩北各區紅軍游擊隊為維護紅軍的獨立與尊嚴，保護人民生命安全，保證閩北國共合作局面不受破壞，對於國民黨的挑釁和進攻給予堅決的回擊。

在石塘，闕中一和閩北紅軍領導人一邊對紅軍進行整訓改編，一邊開展抗日救亡宣傳和動員青壯年參軍抗日，部隊很快由500—600人擴大為1300餘人。1938年2月初，閩北紅軍獨立師被改編為新四軍第三支隊第五團，團長饒守坤，副團長曾昭銘，參謀長楊元三，政治處主任劉文學。五團下轄3個營，闕中一為三營教導員。2月25日，新四軍三支隊第五團奉命由石塘出發，開赴皖南抗日前線。

3月，新四軍三支隊五團到達安徽歙縣岩寺，接受新四軍軍部領導的檢閱。看到這樣一支洋溢著昂揚鬥志的隊伍，葉挺軍長不由得讚歎：「五團基本上都是閩贛邊過來的老紅軍戰士，是很強的骨幹力量。」

面對抗日的嚴峻形勢，譚震林召集五團的領導人召開作戰會議，闕中一也參加了會議。闕中一認為日軍川島警備隊裝備優良，在兵力上佔優勢，所以應採取擴大正面的部署，對敵人形成包圍之勢。其他指導員對此都有相同的看法。譚震林採納了大家的意見，下令：五團一營在馬家壩附近山地以小部隊作正面牽制，主力佔領有利地形，打擊日軍側翼；二營隱蔽在白馬山附近，待機向繁昌城西北方向出擊；三營在紅花山、孫村附近加強側翼警戒，隨時準備打擊荻港、鐵礦山方向來援之敵；六團三營以主力扼守峨山頭，控制日軍，並以一部擔任城防。

敵人的活動規律被摸清了，行動方案很快就確定了。1918年1月19日晚開始，經過兩天的搶渡，闕中一帶領200多名突圍出來的新四軍戰士，順利地渡過了長江天險，到達江北抗日根據地無為地區。

隨後，闕中一調任新四軍軍部特務團政治處主任，1942年進入華中黨校學習，畢業後，先後擔任新四軍第七師獨立團政治處主任，白湖獨立團副政治委員、政治委員，新四軍十九旅政治部主任，率部轉戰在皖南、皖中、皖北等地，直到抗日戰爭勝利。

1946年7月泗縣戰鬥結束後，闕中一和部隊隨師部撤回睢寧宿遷地區，沿睢宿公路附近以運動戰形式防禦和阻擊敵人。這是一段異常艱苦的日子。每天夜晚行軍七八十里以轉移陣地，天亮了到達宿營地，要馬上搶修工事，反擊敵人的進攻。到了晚上，又向指定地點轉移。這樣艱苦的日子連續熬了一個星期，8月17日，闕中一和十九旅指戰員順利地完成了運動阻擊的任務，奉命開進泗陽、淮陰一帶休整。

1947年1月，魯南戰役後，華中野戰軍隨即轉移到山東解放區首府臨沂周圍休整。依照中央軍委的決策，1947年1月下旬，華東全軍進行了統一整編，山東野戰軍和華中野戰軍合編為華東野戰軍，下轄11個步兵縱隊和一個特種兵縱隊，陳毅任司令員兼政委，闕中一任七縱十九師政治部副主任。

1947年5月，闕中一參加了孟良崮戰役。在戰役中，十九師在特種榴彈炮團的配合下，阻擊國民黨第七軍和敵八十四師北援。在阻擊增援敵軍的陣地上，十九師將士們，猶如安插在陣地上的一枚釘子，牢牢地擋住了敵人一波又一波的衝擊，敵八十四師一度前進到離七十四師僅5公里的地方，但再也無法向前跨出一步了。十九師有力的阻擊，為主力全殲國民黨軍創造了條件。不久，闕中一奉命到山東膠東軍區五師任政治委員。第三野戰軍成立後，他又任第三野戰軍三十二軍九十五師政治委員等職。他率部參加了南麻、臨朐、膠濟、萊陽、昌淮、解放青島等戰役，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闕中一歷任皖南軍區政治部主任，海軍政治幹部學校副校長、校長，海軍舟山基地政治委員，舟嵊要塞區政治委員兼中共舟山市委書記等職。他勤奮學習，忘我工作，為新中國海軍院校正規化建設，為東南沿海國防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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