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其：上海、香港的現代主義：一種時髦而保守主義的都市主義

王家衛的《花樣年華》，改編自劉以鬯的中篇小說《對倒》。迄今港台拍得最好的幾部上海電影，除了王家衛這部，還有侯孝賢的《海上花》、關錦鵬的《阮玲玉》、《紅玫瑰與白玫瑰》。香港文學和電影是上海現代主義在1949年後的繼承者，除了白先勇的《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台灣與此傳統無緣，直到楊德昌的《獨立時代》，台灣由鄉土文學直接切入了後現代主義，就像80年代後期格非、馬原等人的先鋒小說，直接由鄉村敘事切入現代主義。上海的現代主義孕育於純都市生活，它不是由文本的敘事技術繞過日常性切入的，因此台灣和大陸80年代的先鋒文學，沒有日常性經驗的支撐的，它實質上是前現代的鄉村經驗與先鋒敘事技術的結合，但香港70年代的都市叢林以及上海的移民人群維持了上海三、四十年代現代主義的延續性。上海的現代主義文學和電影，以一種日常性的都市主義氣質攝人心魄，它幾乎無需歐洲現代主義以意識流、超現實主義和達達主義的形式主義凸顯語言身份。

1949年前後上海、香港的現代主義，其實質是一種現實感的都市主義，王家衛的《花樣年華》，從內容上說是一種現實主義。現實主義可分兩種，即戲劇性的現實主義和日常性的現實主義，前者指作品要靠波瀾起伏的歷史變動和戲劇化的人生變故來支撐敘事的激情，後者則是故事中的人表面的生活平淡無奇，內心的情愫雖波瀾起伏，但人際處在一種若有若無的曖昧性，就如《花樣年華》，男女處在一種道德化的暗示及衝動，但最後什麼也未發生，大家帶著惆悵沒入都市孑然孤獨的人流中。雖然形式上吸收了MTV的影像敘事，但敘事內容是現實主義的，一切遵從現實中多數人的日常性，內心涌動而包裹在都市的日常儀式中。但這似乎是20世紀上海、香港的現代主義的魅力，不藉助先鋒派的形式主義，而是表現為一種精神特質上時髦而保守的都市主義，其真正的根基在於影片中說純正上海話的房東太太及其保姆，大家在一個樓里親如一家，一起打麻將，吃彼此做的拿手點心，互贈禮物，噓寒問暖，搬離後的回訪，它是一種保守的現代主義，不是波德萊爾式的頹廢和波西米亞，但這個石庫門結構中亦藏身於黑道、共產國際和革命者，後者最終毀掉了上海、香港保守的現代主義之黃金歲月，這個夢到周星馳的《逃學威龍》徹底破碎，王家衛、關錦鵬們作為上海裔的香港移民二代還執著於一種影像記憶的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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