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矽谷》中的 Dinesh，他在真實的矽谷也有很多故事

這是 ONES Piece 翻譯計劃的第 129 篇譯文。本文原載於newyorker.com，作者 Andrew Marantz 由 ONES Piece 楊紹華、Pan 翻譯。ONES Piece 是一個由 ONES Ventures 發起的非營利翻譯計劃，聚焦科技創新、生活方式和未來商業。如果您希望得到更「濕」的信息，我們也有播客節目「遲早更新」供您收聽。

2009 年，在大衛·萊特曼晚間秀上，喜劇演員庫梅爾·南賈尼身著黑色西服，戴著無線麥克，走到舞台上，表演他的單口喜劇。樂隊演奏了《出生在美國》的幾個小節，大概是暗指他不是出生在美國這個事實。南賈尼第一個段子沒效果不佳。他僵硬地站著，用力地吞咽，雙手緊握在胸前。然後他講了另一個笑話，關於那些背景故事過度複雜的主題公園設施。

他說：

這就像色情電影的劇情。

我真的不在乎裡面的主人公是什麼職業。我就是來玩兒的。

在南賈尼的表演中，這個梗不是最妙的，卻引發了大笑和長達 10 秒的掌聲。他大口地呼氣，放鬆了雙手。他的下一個段子是關於旋風過山車的，就是康尼島上那個搖搖晃晃的過山車。

旋風是在 1927 年製造的！你好好想想。他們應該把名字改成 1927，因為這個事實比任何一種旋風都可怕。

而且這整個兒過山車都是木製的……你知道，就是 NASA 用來製造太空梭的堅不可摧的材料。

這個段子可能已經在 1960 年代時被伍迪·艾倫或者莫特·薩爾（Mort Sahl）用過了，不過有一個例外：南賈尼說那次過山車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經歷，而我還是在巴基斯坦長大的呢。」

南賈尼在巴基斯坦最大的城市卡拉奇度過童年。1997 年，他離開家來到愛荷華州中部一所叫做格林內爾學院的小型文理學院。「從看電視等事情上，我想，美國各處像是一個地方」，他告訴我，他們只會向你展示拉斯維加斯、紐約這些城市，不會告訴你有關愛荷華州的事情。

上大學時，他說：「我很害羞，但是了解我的朋友們認為我很有趣。」大四時，校園裡有一個公用麥克風，他的朋友們鼓勵他試試單口喜劇。他表演了 35 分鐘。

我想就觀眾反應來說，我之後從未做得比那次更好。當然，都是些認識我的人。但那讓我自信得有些忘乎所以了。

畢業後，他搬去芝加哥，開始了自己的表演生涯。邁克爾·修華特，一名喜劇演員兼導演，從開始就很欣賞南賈尼。他告訴我，任何一個見到他的人都能看出來他很聰明，聲音很獨特。問題不在於他是否會成功，而是他選擇進入哪個方向。

在登上大衛·萊特曼晚間秀的同年，南賈尼得到了電視節目《科爾伯特報告》中一個反覆出現的角色，飾演一名住在斯蒂芬·科爾伯特桌子下面的關塔那摩被拘留者。南賈尼最早期的電影和電視節目有很多，「或多或少是你能想到的」：快遞員、修電視的、巴基斯坦廚師。但很快他就開始出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過去幾年，他已經出現在了幾乎每一檔熱播節目中，包括《波特蘭迪亞》、《大城小妞》、《廢柴聯盟》，《基和皮爾》和《艾米·舒默的內心世界》。

目前他在 HBO 電視劇《矽谷》中擔當主角，扮演一名相貌英俊卻沒什麼桃花運的程序員。

這就是高中時期的我，那是我最不自信的時候。

孩提時代，南賈尼在家說烏爾都語，在學校學習英語，並從電視上學習英語口語。「我看著《捉鬼敢死隊》、《霹靂遊俠》、風火輪廣告長大」，他說，「在上大學之前，我還從未去過美國，但對美國文化的了解卻比我的朋友們都多。」

作為一名單口喜劇演員，他說：

我特別渴望不是以移民喜劇演員的身份被大家認識，或者是穆斯林喜劇演員；那樣的話，我只能穿個T恤，說說視頻遊戲。我並不是批判其他喜劇演員利用他們的背景優勢——加入香辣咖喱喜劇之旅，或者別的什麼——但是我自己可能從來不會這麼做，儘管我本可以這樣做。

然後 9·11 事件來了。「突然間，伊斯蘭教成為眾矢之的。」南賈尼繼續說，「好吧，我只是想，我是有色人種，我說話有口音——至少我必須提出來。」他開始說：「別擔心，我是那群好人中的一個。」這讓一些觀眾安心了。其他時候，他會被一些大喊「回家吧！」或者「滾回塔利班」的人打斷。

回想起在密爾沃基的一個俱樂部，有一個質問者，南賈尼說：「房間很安靜，很尷尬。我不知道該說什麼，試圖忽略他。觀眾很同情我，但這對於喜劇表演來說並不是好事。之後，我想出來該說些什麼了——我意識到不一定要是一句完美的台詞，只要說些什麼讓觀眾明白一切還在你的掌控之中。」下一次他被質問時，他回應道：

那傢伙是對的。我是個恐怖分子。我只是暗地裡表演單口喜劇，保持低調。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南賈尼的電影《大病》（The Big Sick）中，只不過「塔利班」變成了「ISIS」。今年早些時候，該片在聖丹尼斯電影節首映，並成了觀眾和影評家的最愛。電影由修華特導演，賈德·阿帕圖製片。修華特在其導演生涯中拍攝過邪典鬧劇經典（《哈拉夏令營》）和另類浪漫喜劇（《你好，我叫多雷絲》）；賈德·阿帕圖最近則專註於幫助幾近成名的喜劇演員將他們的經歷融入回憶性質的喜劇。

(《大病(The Big Sick）》海報，圖片來自

comingsoon)

阿帕圖的製片夥伴巴里·門德爾把《大病》描述為：一部分是關於喜劇的喜劇，一部分是關於家庭的戲劇，一部分是醫學之謎，一部分湊巧是美國穆斯林愛情喜劇。

南賈尼與妻子艾米麗·V·戈登合作撰寫了劇本， 並親自出任主角，飾演一位名叫庫梅爾的單口喜劇演員。這是他們已經寫好的兩個故事中的一個，也是南賈尼的第一個主演角色。虛構的庫梅爾是一名 Uber 司機，當真正的庫梅爾還在上班的時候這種工作還不存在。除了這一點以及其他一些幫助抖包袱或者使劇情連貫的設定，這部電影和戈登、南賈尼兩人在十年前即將步入三十的時候所經歷的一系列事件並沒有很大不同。

南賈尼毫不認為這部電影是關於政治的。「這應該只是一部溫馨的電影。如果我們做好了，它會很有趣，可能還會有一點尖銳。」他說。但這是從去年夏天開始拍攝的，當時很多談話不可避免會涉及總統競選。此外，該片於 1 月 20 日在聖丹斯首映，而唐納德·特朗普也在當天宣誓就職。

南賈尼告訴我：

這巧合實在怪異、可怕，我都不知道該怎麼做。我很感激我們新當選的總統是反穆斯林的，所以現在我和我的父母總算在政治上達成了一致觀點。

阿帕圖說：「我們從來沒談過『在大熒幕上呈現一名世俗的穆斯林意味著什麼』。我們談過講述庫梅爾的故事，很自然這會把我們引到關於家庭、文化和宗教的問題上。」

這部電影將於 6 月上映，而它恰好出現在當前這種許多個人行動似乎充滿政治意味的時刻：足球運動員在國歌奏響時下跪，或者乘客從飛機上被拖拽下來。這些事件都可能被電視專家與玩推特的政客變成一場國家的羅爾沙赫氏測驗。

「我仍然不會把它看成是一部政治電影。但不管你喜不喜歡，我猜現在一切都是政治。」

南賈尼告訴我，比如那個起鬨的場景，寫劇本的時候，設定很明確，人群中的這傢伙就是個混蛋、局外人，而且觀眾也應該會自動站在我這邊。

但現在與那個傢伙如出一轍的一群混蛋已經接管了國家，我不確定這會有多麼好笑。

在早期職業生涯中，南賈尼是圍繞著他認為能引起美國觀眾共鳴的主題來進行創作。當時路易·C·K 和其他喜劇演員們以一種涉獵廣泛的懺悔式風格大獲成功，他卻堅持講些有關經典恐怖電影、記憶的本質、單詞「章魚」（octopus）複數的簡短評論性笑話。

他性格內向、害怕表演，但把自己的恐懼融入化為一個深思的舞台形象。皮特·霍爾姆斯也是一名喜劇演員，與南賈尼同期入行，也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

他評論南賈尼：

他穿寬鬆的連帽衫，說話含糊不清。他真的很棒，就是有些詭異、絮叨、敏感——所以你得注意點。

南賈尼避免在舞台上提及的是他被培養成為一名嚴格的什葉派穆斯林。他被教導認為，好色的眼神或者喝一口酒會導致永久的折磨，並且古蘭經是上帝準確無誤的語言；因為古蘭經沒有提到恐龍，所以恐龍從來就不存在。

八歲的時候，母親給他留了一件首飾，計劃在婚禮上給他未來的妻子。無需贅言，南賈尼的父母會挑選這位未來的妻子，而她也會是一名巴基斯坦的什葉派，可能是一個朋友或者表親。南賈尼離家上大學時，母親讓他答應永遠不會屈服於西方的世俗主義。幾天後，在格林內爾入學的一周時間內，他第一次握了女人的手。

但怎樣才能讓街頭酒吧里某個喝醉的顧客覺得這段成長經歷非常有趣呢？短短十分鐘內，有太多術語需要定義，太多文化背景需要建立。此外，一個成功的笑話需要一個清晰的觀點，但他的觀點相互矛盾並在不斷變化。

他將卡拉奇與詩歌和建築、暴力和厭女症、美味佳肴、讓人不安的骯髒、他愛過的每一個親戚聯繫在一起。他的自我中有一部分認為將很快搬回巴基斯坦，而另一部分又知道他永遠不會。他不能把這些想法完整、清楚地表達給自己，更不用說陌生人了。

到 2006 年，南賈尼表演單口喜劇已有五年。他和一個朋友住在芝加哥的 North Side，平時是一名 IT 專員。「我明白，這是對南亞人來說是一份再普通不過的工作，」他說，「另一方面，我卻為自己在這方面做得糟糕而感到自豪。」

他每周在城鎮和路邊表演三四個晚上。在這種時候，許多喜劇演員可能已經搬到紐約或者洛杉磯，在那裡他們可以試鏡得到電視台工作，並且可以被經紀人注意到。南賈尼則出於舒適和習慣留在了芝加哥。

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在舞台上變得更加自信。他訓練自己把麥克風拿出來，並開始在舞台上走動。「這聽起來像是一件小事，但它是革命性的。」他說。他把髮型從 20 世紀 90 年代休·格蘭特那樣懶散的中分式變成了貓王的後梳式。「他開始變得強壯，穿緊身T恤。」福爾摩斯說，「他修了他那一字眉，提高了音量，開始控制全場，充滿激情。這就像看到一輛汽車突然換到更高的檔位。我開始喊他『新梅爾』 而不是『庫梅爾』。」

在 North Side 一家酒吧的某場表演中，南賈尼開玩笑問，「卡拉奇在房間里沒？」觀眾中有個人也開玩笑地「噓！」了一聲。南賈尼看到她是一名白人女性，一名褐色頭髮里夾雜著一縷紫色的美女。「我不這麼認為。」他說，「我會注意到你。」兩天之後，他們再次相遇。她介紹說自己叫艾米麗·戈登，來自北卡羅來納州。身為一名情侶和家庭心理諮詢師，她對於喜劇也知之甚多，還有電子遊戲、漫畫書、恐怖電影，和南賈尼簡直如出一轍。

很快他們幾乎每天都發簡訊。儘管互相吸引，但他們都對情侶關係卻都不感興趣：27 歲的戈登結過婚並已經離婚；28 歲的南賈尼不應該和任何一個人約會，更不用說一個非穆斯林了。「我們約會、做愛，又覺得我們不能再這樣了。但讓我們再約會一次。」南賈尼說，「又一次，在她來看電影之前，我在床上扔了一堆臟衣服，以確保不會再發生什麼事。結果還是沒用。」

同時，南賈尼的父母已經從卡拉奇搬到了新澤西，開始給他發芝加哥地區他們認為合格的什葉派單身女性的信息。南賈尼則極力迴避這些相親。「我的美國朋友會說：兄弟，告訴你父母你不感興趣不就行了。」他說，「但這是一種文化誤解。在巴基斯坦文化中，包辦婚姻才是婚姻。其他任何事情都是絕不可能的。」

他覺得自己已經被美國化，想要選擇自己的愛情伴侶，但巴基斯坦血統又讓他害怕辜負家人的期望。他說：

我無法想像一個我最終接受了包辦婚姻的世界，但我也無法想像告訴我父母。我只是岔開話題、拖延。

在兩人約會幾個月後的一天，戈登給南賈尼發簡訊說要去看醫生。之後南賈尼幾個小時都沒有收到她的消息。大約到了午夜，他接到一個電話，說戈登在急診室，呼吸困難。他匆忙跑到醫院，待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晨，由於處於深度鎮靜狀態，戈登在有意識與無意識之間變換。她的肺感染了，而且擴散很快。

醫生告訴南賈尼，為了治療，他們需要讓戈登處於醫療昏迷狀態，問他是不是病人的丈夫。他說不是，甚至連自己是否是她男友都不確定。醫生又問，並催促他簽了一份免責表單。最終，在醫生的堅持下，他簽了字。醫生把戈登捆好，注射了麻醉劑。她掙扎了下，然後陷入了昏迷。

南賈尼本來應該在去見扎克·加利凡納基斯的路上，但是他留在了芝加哥，並每天都去 I.C.U 看望戈登。她持續昏迷了一個多星期。同時醫生排除了幾種可能性，包括 H.I.V 和白血病。即使是十年後，哪怕已經講過數十次，南賈尼無論在什麼時候談到這段經歷，都會哽咽。「我就坐在她床邊，」他回憶，「她沒有意識，身上連著那些嘟嘟叫著的機器。我清楚地記得自己想，如果她能從這走出來，我就和她結婚。」

他說：「我知道這聽起來很老套，如果你仔細想想，甚至有些詭異、一廂情願的。但那就是我的想法。」

「劇透預警——我活下來了。」去年五月，戈登說，向我豎起拇指並露出一個傻傻的微笑。在昏迷的第八天，她被診斷為成年型斯蒂爾疾病，一種罕見的炎症綜合征。不過一旦被確診，經過治療，病情還是可控的。「我必須有適量的睡眠和鍛煉。偶爾還會出現一些癥狀，那不得不卧床休息幾天。」她告訴我：「但再沒有什麼 I.C.U，真他媽太好了。現在只有在拍電影時，我才不得不去醫院。」

作為《大病》的聯合編劇，去年春天，戈登每天都在紐約的片場拍攝。她和南賈尼現在在洛杉磯有一套房子，但在拍攝期間，他們住在布魯克林威廉斯堡的一間 Airbnb。我第一次見到戈登的時候，她正坐在一把帆布導演椅上，守在視頻監視器前，脖子上掛著一副耳機。旁邊分別是製片人門德爾和導演修華特。

我們在威廉斯堡的一個藝術空間里。經過裝飾的空間看起來就像小說里庫梅爾在芝加哥的單身公寓：一台 Xbox、一個充氣床墊、一個家庭裝的麥片盒子。拍攝期間，扮演電影中的艾米麗的佐伊·卡贊就坐在真正的艾米麗旁邊，聊各自正在看的書。那一刻，卡贊轉身過來對我說：「你知道那種一年級生有這麼個酷酷的三年級表姐，而且認為她棒極了的事兒？那差不多就是我對她的感覺。」

卡贊在空中晃著腳，眯起眼睛看著服裝設計師已經挑好的一雙灰色芭蕾平底鞋。「你真的會穿這鞋么？」她問戈登。戈登沒有說話，做手勢指指自己的腳：一雙灰色的芭蕾平底鞋。

「很好。」卡贊說。

當工作人員準備就緒，修華特讓大家安靜，坐在監視器前戴上耳機。卡贊走進隔壁房間，她和南賈尼開始拍攝下一個場景：這對夫妻的第一次爭吵。在電影中的這一刻，他們的關係進展不錯，但庫梅爾一直在迴避一些傳統的承諾橋段，比如把艾米麗介紹給他的父母。

電影中，艾米麗在庫梅爾的房間翻找，找到了一個全是照片的雪茄盒——都是南賈尼的母親試圖介紹給他的巴基斯坦單身女性。艾米麗開始發問，比如「你能想像我們最終在一起的世界么？」這幕場景的高潮在於庫梅爾的反應不足。

戈登告訴我：「找到一個真的裝著照片的盒子，這是通過電影許可實現的，也就是說，這些布景明顯來源於現實。這場衝突與我們在現實中的衝突方式非常相似，相似到某種程度上讓我有點看不下去。他回應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就是沒有任何反應去睡覺。當然這讓我非常憤怒。」

（南賈尼和艾米麗）

當我摘下耳機的時候，能聽到卡贊的聲音從牆那邊傳過來，而在大多數場景里，都聽不清南賈尼的聲音；在監視屏里，卡贊邊踱步邊揮舞著手說話，而南賈尼則疲憊地靠著門柱，眼睛好似一潭幽深的湖水。南賈尼在《矽谷》和其他一些劇里的喜劇表演，展示了熒幕上所需的吸引力和真實感；而在《大病》這部電影里，充滿著長時間的間歇和間斷插入的輕鬆場景，他表現出了對緊張場景的把控力。

爭吵的片段他們拍攝了好幾遍，並對劇本里的對話做了即興改變。每次開拍前，修華特都會敦促南賈尼把握好坦率與殘忍的界線，把話說得更直接。在一個場景快結束的時候，南賈尼以接近耳語的聲音說：「艾米麗，我們交往不過5個月，我覺得你反應過度了。」

「刻薄點！」孟德爾在監視屏邊上說到。

「去你的，庫梅爾！」戈登說，「我是指電影里的庫梅爾。」

因為拍攝在快中午時開始快深夜時結束，他們的午餐時間在下午5點。南賈尼、戈登和卡贊決定走去附近的亞洲素食餐廳吃午餐。在路上，他們看到一輛拖車，是道具部門在準備接下來的晚餐場景。他們從皇后區的一間巴基斯坦烤肉店訂購了些食物，正在確定哪些食物在鏡頭下最好看。南賈尼嘗了些印度香米和haleem，一種濃稠的小麥燉肉。「這些玩意兒是真的，」庫梅爾說，「或許你們可以再弄些barfi來，那是一種有牛奶和糖的甜點。」

「Barfi是嗎？」一名製片設計問到，一邊記下這個名字。

「Barf」，後面還有個「i」。庫梅爾補充到。

他們繼續走向素食餐廳。卡贊說：「道具部門的人很擅長這些，擺在我公寓里的書也很合適。」

南賈尼點頭說道：「在有我的一些場景里，總會有猴子、大象、佛像和阿拉伯語字母——這些都是出現棕色人種時可能伴隨出現的東西。」

下一個計劃拍攝的場景是電影開場不久後的一幕，一場床戲。午餐結束後，卡贊和南賈尼模仿芝加哥的冬天穿上了厚毛衣，毛衣會在接下來的拍攝中脫掉。卡贊說：「我覺得你的胡茬很棒，但肯定會刮傷我的臉。」

在前一晚的討論中，庫梅爾和兩個艾米麗決定在拍攝這一場戲時，戈登離開現場。「佐伊對於我在場並不會覺得不舒服，我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妥，但庫梅爾覺得不行。」

庫梅爾說：「我很抱歉。」

「沒關係，你覺得怎樣方便怎樣來，我都行。」戈登一邊說一邊收拾她的東西，「現在我準備回家，睡一會兒或者玩會兒遊戲。我真希望我丈夫每天都跟其他女人親熱！」

當戈登在芝加哥昏迷的時候，庫梅爾有好幾天都在逃避他父母的電話。終於有天晚上他接了電話，並承認他有了一個美國女朋友，而且不是穆斯林，現在生病中。「我只是覺得繼續說謊太累了。」庫爾梅說，他還以為母親會暴怒，「但她冷靜了下來，而且每天都會問我，艾米麗好點了嗎？」然後當有一天他告訴母親說好點的時候，她立刻轉變態度，「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我們？」

2007 年 5 月，戈登出院。7 月，在六名朋友的見證下，她與南賈尼在芝加哥的市政廳結婚。兩周後，南賈尼的父母在新澤西州舉辦了一場穆斯林婚禮。牧師以排外的態度，拒絕為任何有著非穆斯林名字的人舉行儀式，所以那天戈登以伊曼這個名字出現。

南賈尼說：「我覺得那場婚禮是我母親以另一種方式告訴艾米麗『雖然你不是我理想中的新娘，但我在儘力把你納入我們家庭』。」莎巴娜是南賈尼的母親，她告訴我她對艾米麗的第一印象是：「我承認我有點失望，但慢慢地我開始像愛自己女兒一樣愛她。」在穆斯林婚禮那天，莎巴娜把那件專門留給這個特殊日子的珠寶給了戈登。

南賈尼和戈登的結婚已經是一次越界。接著他開始跨越其他界線。2007 年春夏，他就自己與伊斯蘭的關係寫了一場 90 分鐘的獨角戲。8 月，他在芝加哥的湖濱劇場進行了演出。自那以後該劇場就關閉了，所以這部劇現存的唯一錄像是一個像素很低的視頻，但是記錄的是首映夜的表演。

當時劇院的藝術總監是這樣介紹南賈爾的：「最近幾個月我們舉辦了許多精彩的演出，我們正在成為喜劇藝術的麥加聖地——帕頓·奧斯瓦爾特、詹尼安·吉勞法羅、瑪利亞·本福德、路易斯·C·K 都在這表演過。但他們中的任何一個都沒有今晚即將出場的這位讓我激動。」麥加聖地這個雙關語看似並不是有意的。

這場演出的劇名是《難以言說》，來源於南賈尼踏上美國領土後的第一場對話，是他與拿著他護照的海關人員的一場對話。海關人員說：「歡迎來到美國..……先生，這太難以言說了。」不是「我不會讀你的名字」或「你的名字怎麼讀」，而是「難以言說」。

現在南賈尼都以一種自嘲的方式描述這場演出，而《大病》里恰好有段諷刺的獨角戲。如果說《難以言說》在某些時刻有點少年讀物的意味——比如對飄雪的描述過分講究，但就整體而言，劇本是真誠而又深刻的，即使是在處理一些敏感話題，比如信仰危機與當眾自我鞭笞的傳統上，也是一樣。

演出成了熱點，也使得南賈尼與有名的經紀公司簽約，並辭去了 I.T. 工作。戈登離開醫院的五個月後，也就是 10 月，她和南賈尼搬去了紐約。南賈尼說：「並不像我們對彼此說的什麼光陰易逝，讓我們把握機會吧，但事後回想，艾米麗的病的確促使我們去審視各種事情的輕重緩急。」

（圖片來自

laweekly）

戈登終於結束了治療，並和南賈尼搬去了洛杉磯，開始合作。他們共同主持了一檔有關電子遊戲的播客節目《The Indoor Kids》，和喜劇演員 Jonah Ray 成立了一檔由戈登負責策劃、幾名固定演員輪換上場的周播相聲節目，名為《The Meltdown with Jonah and Kumail》。從 2010 年到 2016 年，這檔節目每周三在日落大道一家漫畫書屋後面的小型黑匣子劇院進行演出，而這個地方剛好是酷宅文化中心的核心。

去年在洛杉磯時，我剛好趕上了最後一晚的《The Meltdown》，單口演員為阿帕圖，音樂表演是一隻諷刺支持川普的雷鬼樂隊。表演結束後，南賈尼和戈登在現場花了將近一個小時和一些觀眾問好、擁抱。

戈登還寫些個人文章、建議專欄和一本厚臉皮自助手冊：《超我：釋放內心的超級英雄》。她也會花大量空餘時間給予建議。她在洛杉磯的大多數朋友都是喜劇演員，而喜劇演員很多時候，正如她所說，是「美好善良的人，但有時候就是不知道如何像成年人一樣生活」。她的一些朋友把她比作《彼得·潘》里的溫蒂。

2013 年，南賈尼在得克薩斯州的奧斯汀拍攝一場一小時的單口相聲特輯。這次他選擇了自己的配樂——根據寶萊塢樣本創作的說唱。在特輯《Beta Male》里，他在舞台上昂首闊步，即使他開玩笑說自己是懦夫或怪人。這場演出講的是他的成長軼事。在 12 歲的那年，他在看一個被禁止的錄像，當一個鄰居頻繁斷電的時候，錄像帶卡在了錄像機里。他想像自己羞恥地逃離走，接著還得照料自己：「需要幫工嗎？我可以打敗馬里奧，也會畫忍者神龜。」

表演進行了一段時間後，他看出觀眾席中有一名女性來自卡拉奇。

南賈尼在台上問她，卡拉奇現在如何了，因為自從大學後他再也沒回去過巴基斯坦。

「老樣子。」對方答道。

「還是經常有暴力衝突事件么？」南賈尼問道，還是帶著感情的。

2012 年，南賈尼在西南偏南演出，在那裡他遇到了阿帕圖。「他開始跟我說他在芝加哥的日子。」阿帕圖說，「我說，我覺得你那段經歷應該拍成電影。」這就促成了接下來一系列會面、一封封郵件、一篇劇本草稿。四年後，《大病》誕生了。

南賈尼父母家中的場景是在長島的道格拉斯頓拍攝的。去年夏天的一天，工作人員用假雪鋪滿屋前的草坪，南賈尼和戈登、修華特坐在客廳里，熱烈地討論著槍支政策。製片人孟德爾坐在後院的監視屏前面，因為房子的主人養了貓，而孟德爾對貓過敏。

「艾米麗父母的場景的拍攝過程比較正常。」南賈尼說。艾米麗的父母由霍利·亨特和雷·羅馬諾扮演。

到我父母的時候，我打電話給父親問他，應該由誰來演，他立即回答說，阿努潘·凱爾。凱爾一直都是寶萊塢的明星，而《大病》在他自己的計算，是他的第 500 部電影。當凱爾在道格拉斯頓拍攝的時候，南賈尼的父母堅持要來探班，這個畫面讓南賈尼感到緊張。

他走出房間在後院里踱步，說道：

現實世界和電影里的世界不應該靠得這麼近，有些劇本上的東西我還沒和父母討論過。

那天早些時候，他們要拍一場庫梅爾的母親叫他去另一個房間做飯前禱告的戲。庫梅爾展開禱告用的毯子，並在手機上設置了計時器，開始看視頻、玩板球拍，五分鐘後，他把毯子卷好離開了房間。

南賈尼的父母到了現場，和凱爾小聊了一會兒。父親艾賈茲開玩笑說：「他看起來不就像是我出生時走散的雙胞胎兄弟嗎？」他們要求合影留念，大約十分鐘後就離開了。一名工作人員對南賈尼說：「並沒那麼糟糕，對吧？」

後來我問他，婚後他與父母的關係進展如何，他說：「這需要過程，我覺得還不錯。他們愛艾米麗，我們經常去探望他們。這很複雜。」他整理了下思緒繼續說：「在電影里，庫梅爾和他的父母還停留在處理這些事情上的第一步，而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在第四或第五步。我不知道還有多少步要走。」

電影里，當艾米麗陷入昏迷的時候，庫梅爾不知道如何聯繫她的父母。為了找到他們的電話號碼，他必須要進入艾米麗的 iPhone。 他坐在病床邊一邊呢喃著「對不起」，一邊將她了無生氣的拇指放在手機的觸摸板上，解鎖了屏幕。當讀到劇本這一部分的時候，我擔心這一幕可能不夠真實，因為看起來像是在電影里而不會在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

當我在聖丹斯電影節上，與其他 1100 名觀眾坐在售謦一空的禮堂里，電影開始了。從片頭開始，觀眾就沉浸在電影里了。在庫梅爾被種族主義質問者打斷後，艾米麗的母親制止了質問者，她的獨白引發了觀眾一陣中場掌聲。初次與庫梅爾共進午餐時，艾米麗的父親就在開場拋出一個帶有挑釁意味的問題：「對於9·11事件，你是什麼立場？」庫梅爾尖刻地回應道：「這是個悲劇。我的意思是，我們失去了19個頂尖好手。」——這引起了一波波大笑。

聖丹斯首演後，戈登在 Instagram 上發文：

我們剛剛進行了電影的首映。百感交集。

第二天，站在猶他州帕克城積雪皚皚的要道上，我請她描述其中幾種情緒。「狂喜？震驚？噁心算不算情緒？」她這麼說道，「當片尾字幕出現的時候，觀眾開始鼓掌，我的眼裡都是淚水。我俯下身子，就像要解開安全帶一樣。怎麼說呢，就像我的大腦真的坐了次過山車。」她推了推南賈尼，「他像往常一樣沒太大反應。」

「我只是不知所措！」南賈尼說，「那是我處理情緒的方式。」

一天之內，亞馬遜就以 1200 萬美元的價格買下了《大病》，這是聖丹斯史上最賺錢的一次交易。（在去年電影節上，亞馬遜用 1000 萬美金買下了《海邊的曼徹斯特》。）從那以後，和南賈尼在帕克城散步就像在他的婚禮上跟著一個新郎。

當他走進房間的時候，人們的頭會轉向他；他從未見過的人會跟他握手、擁抱。南賈尼的父母不斷發信息告訴他很為他的成功激動。「他們還沒看過電影。」他躊躇地說道，「不過他們會喜歡的。我覺得他們會喜歡這部電影的。」

四月份的時候，當我和他的父母談起的時候，他們還是沒有看過電影。「但我們保持追蹤電影評論和其他所有東西。」南賈尼的父親說，爛番茄、IMDb、《Variety》、《好萊塢報道》都沒有一個負面評價！

在聖丹斯，南賈尼抵達影人小屋，牆上有著仿古木鑲板和麋鹿頭。他是去那裡和演員約翰·趙一起做個雙人訪談。主持人提到他倆都出生於海外（約翰·趙來自韓國），並問道，對於成為「一個群體的代表」是否感到有負擔。

「首先我想說的是，當我開始做單口喜劇的時候，人們對我有種族歧視，他們會叫我庫馬爾，我知道這肯定令人挺困惑的。」南賈尼說。他指的是 2004 年的喜劇《豬頭逛大街》，這是一部有關一個印度裔和韓裔美國人進行了一系列醉後冒險的電影，也是沒有白人主演但是最賣座的其中一部好萊塢電影。儘管南賈尼並沒有出演這部電影，但陌生人經常叫他「庫馬爾」，所以他寫了個相關的段子。

在南賈尼 2013 年的單口喜劇特輯里，他說：

我想出名，出名到成為流行文化的參考，人們就此進行種族歧視。這樣當我走在街上的時候，路人會說：「嘿，看看這個庫梅爾·南賈尼。噢天，那真的是庫梅爾·南賈尼！」

約翰·趙卻是出演了《豬頭逛大街》的，他飾演哈羅德。觀眾笑了，然後南賈尼很真誠地提出了這個問題：「我不會說，現在是改變美國人對穆斯林的印象的時候了，這並不容易。我覺得只能是努力成為獨一無二的自己，如果能因此獲得好結果那當然最好。」

（《矽谷》漫畫）

比如在《矽谷》里，南賈尼的角色符合一些刻板印象，但也有一定的顛覆。他不時髦但堅持戴金鏈子，為此他經常受到嘲笑；他是入了籍的美國公民，他的死對頭，一個來自加拿大的白人碼農，卻是一個非法移民。

亞歷克·伯格，《矽谷》的聯合製片人告訴我：

鏈子的主意來源於庫梅爾的日常生活，包括申請美國簽證的細節。當你儘力描述一個貼近現實的角色的時候，你會努力避免一些刻板印象，但你可以直接邀請庫梅爾共進午餐，讓他告訴你他的生活是怎樣的，這太奢侈了。

訪談結束後，在後台，南賈尼繼續了他對「全體代表」的看法。

人們用這些詞太頻繁了，頻繁到開始變得沒意義。但我覺得還是有關係的。你小時候看到的故事會告訴你什麼是有可能的。我的意思是，我快 40 歲了，當我看到新的《星球大戰》里一個了不起的棕色人種演員時，我在電影院里哭了出來。

他繼續說：

所有人都知道世俗的猶太人是什麼樣子，所有人都知道墮落的天主教徒是什麼樣子，流行文化里充滿了這些。

但是很少有不是恐怖分子的穆斯林角色，很少有不去清真寺的穆斯林角色，很少有只是有著複雜背景但做著普通事情的穆斯林角色。當然，恐怖主義是個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但是也需要一些去六旗公園吃冰淇淋的穆斯林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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