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書法大家王羲之為唐僧寫了一幅書法作品，一字千金

大唐咸亨三年（672）十二月的一天，長安城弘福寺寶剎莊嚴，梵音縹緲，僧俗齊集大殿，所有人都在仰視著一座石碑，碑身上鐫刻有太宗皇帝寫的序文、高宗皇帝所作的記，大德高僧玄奘寫的謝表，而書寫碑文的則是已去世數百年的東晉右將軍、書聖王羲之。

這塊石碑就是現藏於西安碑林博物館的《大唐三藏聖教序碑》，王羲之怎麼會在死後二百多年完成這一書法作品呢？

怪事自有根由，此事說來話長。眾所周知，一切宗教都是服務於政治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佛教自東傳至中國後，經過發展演變，與土生土長的道教一起依附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成為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主要組成部分。對維護鞏固封建統治起了積極之作用。在兩千餘年的歷史長河中，佛道二教互爭雄長，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爭得不亦樂乎。《大唐三藏聖教序碑》就是這樣的產物。

李唐是繼承了隋王朝衣缽的，但他對待佛教的態度與隋大異其趣。

據史料記載，隋文帝楊堅出生在馮翊（今陝西大荔）的般若尼寺，由比丘尼智仙撫養成人。相傳他7歲時，神尼智仙曾對他說：兒當大貴，自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興之（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女尼的這個神預言楊堅經常提及，在其即位後仍「每以神尼為言，云：我興由佛」（《舍利感應記》），作為政權合法性的證據之一。

楊堅生於佛寺而非道觀，自然會與和尚親近，道士吃癟了。等到李淵登基稱帝，天下道士自然是歡欣鼓舞，載奔載欣了——風水輪流轉，皇帝到我家！

李淵雖然建立了新的王朝，但魏晉以來的門閥士族勢力太大，「李」雖貴為國姓，仍遠不能與山東士族相比。李淵自卑心理作祟，於是認了道家創始人李耳為祖宗，本來他只是想抬高門庭與山東士族抗衡以維護其統治，卻無意間導致了唐初的道教昌盛。

和尚們不甘心受冷遇，佛法精湛的玄奘和尚責無旁貸的擔負起了應有的歷史責任，「冒越憲章，私往天竺」求取真經。玄奘不遠萬里趕到印度佛教最高學府天竺摩揭陀國的那爛陀寺學習佛法，並在這裡取得了「三藏法師」的稱號。「三藏法師」是對精通佛教聖典中之經、律、論三藏者的尊稱，又稱「三藏比丘」、「三藏聖師」，或略稱「三藏」。在那 爛 陀 寺 學 佛 的 4000 多 名僧侶中，精通 20 部律論的有1000 多人 ；精通 30 部律論的有 500 多人 ；而只有精通 50部律論的僧人才能獲得「三藏法師」的稱號。那爛陀寺的長老戒賢法師是當時印度最著名的佛教學者，玄奘跟他學習了 5 年，戒賢法師經過嚴格考核，這才授予了玄奘「三藏法師」的稱號。

在經歷了九九八十一難後，玄奘和尚終於功德圓滿，於唐貞觀十九年學成歸國。當唐三藏載譽歸來時，長安士民萬人空巷歡迎，李世民也親自接見了他，對他讚賞有加。不久，唐三藏將自己在弘福寺寫的《大唐西域記》與新譯的五部佛經一同呈獻李世民，前後兩次上表請求唐太宗作序，唐太宗被感動，親筆為玄奘謝表和所譯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作序，太子李治並做記。玄奘法師便以此為榮，再次上表謝恩，和尚們好不容易揚眉吐氣了一遭，紛紛提議為之刻碑。

《大唐三藏聖教序碑》先是由初唐楷書名家、時任宰相的褚遂良書寫，於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分《序》和《記》兩方碑石立於慈恩寺塔台南門兩側龕內，名為《雁塔三藏聖教序碑》。而碑林所藏是弘福寺高僧懷仁有感於朝廷對佛門之恩寵，唐太宗對王羲之書法之崇尚，發下宏願，集書聖王羲之的字所刻。

懷仁此舉既為弘揚佛法，且是為狂拍唐太宗馬屁。哪知道在集字過程中才知道是自己把事情想的太過簡單了——遍檢內府所藏王羲之字帖，辛苦了二十四年，仍有幾個字怎麼也找不到。懷仁和尚無奈只得奏請朝廷貼出告示，誰獻出碑文中所需的一個字，賞一千金。因此歷史上又流傳了王羲之一字值千金的佳話，這塊歷盡千辛萬苦所刻成的名碑也就獲得了「千金碑」的美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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