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孕育了科學

知識 05-24

轉自：商務印書館學術中心

張卜天老師授權發布

鳴謝

科學與宗教這兩個範疇的確立和區分，改變了我們理解世界的方式。

在國際學術界，科學與宗教是一個重要而熱門的領域，一百多年來，這一領域的著述層出不窮。如今，學術界早已擺脫了那種科學與宗教水火不容、勢不兩立的粗陋看法(雖然在中國普通人心中還頗有市場)，而是認為科學與宗教有著非常複雜的關係，宗教在歷史上更多扮演著支持科學的正面角色。

科學與宗教領域的先驅者伊恩·巴伯曾把科學與宗教的關係分為四種類型：衝突、獨立、對話和融合。這種觀點雖然不乏爭議，但頗具影響，也是目前顯得比較公允的一種看法。

所有這些觀點都有一個默認的前提，那就是把科學和宗教當成了兩個固有領域，並且在這個前提下探討它們之間的關係。

古希臘天文學家Hipparchus

相應地，我們也經常能夠看到一種簡單化的科學史敘事，即認為科學起源於古希臘，古希臘哲學家第一次擺脫了對自然現象的神話描述，轉而尋求理性解釋；隨後，基督教的出現使科學遭遇了挫折，在中世紀顯著衰落；隨著16、17世紀的科學革命，科學終於擺脫了宗教的束縛，沿著進步的道路走到現在。當然，只要對半個世紀以來的科學史研究稍加了解，就不會認同這種幼稚的敘事。

但我們看到，就像對科學與宗教的關係的探討一樣，在這種科學史敘事中，科學從一開始被置於與宗教的一種特殊關係中，無論這種關係是衝突還是融合。但這樣做是正當的嗎？

作為兩個文化範疇，「科學」和「宗教」是否適用於一切民族和地域？其含義是否有過演變？人們從什麼時候開始談及科學與宗教的關係的？這些發人深省的問題很少進入我們的視野。

Peter Harrison (1955— )

科學與宗教領域國際最著名的學者之一彼得·哈里森(Peter Harrison, 1955—)2015年出版的新著《科學與宗教的領地》彌補了這一缺憾。據我所知，談論「科學」概念的書是有的，談論「宗教」概念的書也有，但把「科學」與「宗教」概念結合在一起來談，並且從各自的含義演變來折射出兩者複雜的關係和發展過程的書，這似乎還是第一本。

The Territories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在《科學與宗教的領地》中，哈里森第一次把宗教史家關於「宗教」概念演變的研究成果與科學史的研究成果有機地結合起來，激活了大量塵封的原本顯得枯燥的科學史料和宗教史料，繪製出了西方科學發展與基督教關係的一幅令人信服的複雜圖景，顛覆了我們對於科學與宗教的許多常見的簡單化理解。

比如關於聖經詮釋對現代科學發展的影響，以及基督教關於人的墮落的敘事在實驗科學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哈里森的看法都極具原創性。目前這些看法不僅在我國學界還不為人所知，在國際學界也獨樹一幟，處於學術研究的最前沿。

該書認為，我們現在理解的「科學」與「宗教」都是相對晚近的觀念，是在過去三百年里在西方逐漸形成的。它試圖描述我們是如何通過「科學」和「宗教」這兩個截然不同的範疇來逐漸理解世界的，物質事實的領域與道德和宗教價值的領域是如何逐漸分開的。

「科學」(scientia)和「宗教」(religio)起初都是指個體的內在品質或「德性」，到了16世紀則漸漸成為首先通過教理和實踐來理解的東西，成了命題式信念系統，「科學」與「宗教」被具體化或客觀化，這是「科學」與「宗教」之間產生關係的前提。

《科學與宗教的領地》

按照亞里士多德的理解，一切自然物都由朝著某些目標的「德性」或內在傾向所推動。在現代早期之前，「宗教」是一種「德性」，其首要意義是指內心的虔誠，是一種內在的傾向和性情。此時，「宗教」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指命題式信念系統，也沒有複數意義上的宗教。

基督宗教的字面意思是一種基督式的虔誠，基督徒並不認為自己是類屬的「宗教」下面的一個種。然而從16世紀開始，「宗教」漸漸變成了一種系統的、類屬的東西，基督宗教也從一種基督式的虔誠變成了一個宗教系統，遂漸漸出現了帶定冠詞的「基督宗教」(the Christian religion)。

與此相伴隨的是複數的「諸宗教」(religions)的誕生。宗教改革之後，各種教派林立，宗教差異現已是歐洲地理上的一個特徵。歐洲人推而廣之，認為整個地球也都有類似的宗教差異。起初，西方設想有四種宗教：基督教、猶太教、「穆罕默德教」和異教(heathenism)，最後一類「異教」將以各種方式得到擴展，以產生世界所有宗教。

「Boudhism」(1801年)、「Hindooism」(1829年)、「Taouism」(1838年)和「Confucianism」(1862年)等英文詞都是歐洲人根據自己的宗教觀念於19世紀初為其他文明中的「諸宗教」創造出來的。由此帶來的一個新問題是：哪一種宗教是真的？現代早期出現一種通過信念和實踐來理解的宗教觀，這是出現「諸宗教」的前提。(我們可以發覺，儒家是否是宗教，這是一個西方人永遠也解決不了、中國人也永遠不會問的問題。)

同樣，在現代早期以前，「科學」(scientia)也是心靈的一種習性或「理智德性」。「科學」是一種通過邏輯證明的演練而逐漸獲得的心靈習性，因此，重點主要不在於產生科學知識，而在於演練業已存在的科學知識。而到了現代早期，「科學」同樣從一種內在品質變成了方法和教理，現在主要存在於相應的知識當中。

「科學」與「宗教」觀念之所以會在現代早期發生轉變，與對亞里士多德主義目的論的拒斥和古典德性觀的消亡有關。在物理領域，神所創造的自然定律將會取代把物體推向其自然目的的內在德性或性質，事物的秩序將通過自然定律來理解。當時佔主導地位的機械論哲學主張，物體之間只有通過接觸和碰撞才能發生相互作用，超距作用不存在。就這樣，物體內在的因果能力遭到剝奪。

亞里士多德

在道德領域也有類似的發展，人的德性將會從屬於一種由神強加的道德律的觀念。新教改革家們主張的「因信稱義」間接促進了內在性質的這種逐漸消失，因為他們認為，由於人的墮落，個人不能憑藉一種內在品質而稱義，而只能憑藉人與神的關係而稱義。

宗教改革對人的墮落的看法還在另一個意義上促進了實驗自然哲學的產生，因為人墮落後，我們被敗壞的官能未必會把我們指向真理，倒更有可能把我們引向謬誤。新的實驗自然哲學強調：人的理性容易出錯，單憑理性不可能參透事物的真正本質，必須在特殊條件下重複進行實驗觀察，且科學研究必須是合作的、集體的和累積的。

由此產生了一種新的進步觀。此前，人的進步被理解為個人朝著智慧和德性的目標自然地運動。後來，進步意味著無數人對外在知識的累積增進。現代性的標誌之一就是進步觀念從個人領域轉移到了歷史領域。

望、愛、信

作為這種新進步觀的體現，哈里森著重討論了功用(utility)、統治(dominion)和愛(charity)這三個概念在現代早期的含義轉變：以前知識的功用在於促進個人的道德成長，而現在知識的功用是產生物質上的好處；《聖經》命令人統治野獸，以前是指人要從心理上控制自己獸性的激情，即自我統治，而現在則理解為要對外在的自然界進行統治；愛本來是信、望、愛這三種神學德性中最偉大的，是指神對人的愛以及人對神和鄰人的愛，而現在「charity」有了「慈善團體」的含義，側重於履行對他人的義務，這標誌著一種內在品質的客觀化和制度化。

17世紀初一個新造的英語詞「philanthropy」(慈善，字面含義為「愛人」)被等同於「charity」，培根用「philanthropy」一詞來解釋「愛鄰人」，由於新科學旨在改善人類的境況，所以新科學成了神學中所說的愛的活動的化身，這是當時剛剛興起的科學從神學那裡找到的支持。

1640年培根《學術的進展》科學之船下方引用「必有多人切心研究，知識就必增長」(《但以理書》12:4)

現在一般認為，科學絕對不牽涉個人感情，與科學家的道德生活無關。之所以會產生這種看法，是因為科學事業所共有的宗教和道德背景在19世紀下半葉解體了，「科學」圍繞著一種共同的方法論原則及其從業者的共同身份得到了重建。

事實上，現代科學源於三重過程：

(1) 為其從業者創造了「科學家」這種新的身份。1834年，威廉·休厄爾(William Whewell)抱怨自然科學的地盤正在被分割成「無窮小的份額」。為了試圖彌補這種不足，他創造了「scientist」(科學家)一詞。科學日益專業化和職業化的結果之一就是牧師成員在科學學會中不斷減少。從1800年開始，「自然哲學」漸漸被「自然科學」所取代，「自然史」漸漸被「生物學」(biology)所取代。「biology」創造於1800年左右，被視為「科學」學科，「自然史」則被視為不夠科學，是業餘愛好者、教區牧師和婦女的專長；

William Whewell (約1860年)

(2) 聲稱科學有一種獨特的方法，排除了宗教和道德方面的考慮。從19世紀70年代起，有越來越多對「科學方法」的提及與科學家這種新職業的活動有關。「科學方法」的出現以及「自然哲學」這一術語的喪失標誌著個人道德品質從科學人角色中淡出的最後一個階段。從19世紀以前「科學」活動與道德和宗教緊密聯繫在一起，到後來科學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Robert K. Merton)認為賦予科學以特殊精神氣質的並非從業者的道德品質，而是科學方法，我們可以更深刻地領會當今所謂科學與人文的分裂是如何發生的；

(3) 這種新科學的特徵通過劃定明確邊界和設定對比情形——比如科學與偽科學，科學與技術，科學與人文，以及科學與宗教——的存在而得到加強。與這種發展相伴隨的是對過去進行虛構，使得新劃定的學科界限具有一種非歷史的永恆性，科學與宗教之間永恆衝突的敘事被炮製出來，以鞏固當時劃定的界限。

現代科學之所以具有認知上的權威性，是因為它是不同目標聚集的產物：(1) 構造在經驗上恰當的模型；(2) 產生有用的技術；(3) 對自然的詳細描述；(4) 為自然的運作提供真正的因果解釋。

17世紀之後數理天文學與自然哲學的統一

對於現代科學的最終融合而言，17世紀把數理天文學(提供經驗上恰當的模型)和自然哲學(尋求真正的因果解釋)統一起來。19世紀則將自然史與自然哲學統一起來，同時又對技術提供的實際好處加以利用，使其更具權威性，從而完成了這一科學構造過程。

科學在19世紀後期的這種融合第一次使科學與宗教的關係成為可能，就好像它們是兩種實際存在的獨立的東西似的。也只有從19世紀開始，人們才第一次開始談論「科學與宗教」。由於各門科學學科中間缺少一種內在的統一原則，這可以通過定義科學不是什麼或者它在反對什麼——即宗教——來理解科學。「宗教」現已成為現代科學的一個對比情形，宗教乃是科學所不是的東西。

老彼得·勃魯蓋爾《復活》的版畫 (1580年, Philip Galle)

關於科學與宗教的衝突模型誕生的原因，哈里森還談到了一個更深刻的原因，那就是所謂「中性認知空間」的出現。為了給(命題式理解的)宗教提供理性支持，以及在「諸宗教」之間作出裁決，一個據說是中性的認知空間應運而生。當實驗自然哲學和現代早期的自然史剛剛興起時，是一種具體化的宗教(表現為新的自然神學)為它們提供了支持和某種程度的統一性。起初，這個中性領域被自然神學和自然哲學所佔據。然而到了19世紀，這塊領地被逐步割讓給了一種聚集而成的「科學」。這最終導致所有認知說法都被吸收到科學說法中。

這種發展在20世紀對宗教語言、道德語言和審美語言的實證主義批判中達到了高潮，而科學在認知上的權威性是從18世紀自然神學的中性理由那裡繼承下來的。現代宗教觀念使中性的認知空間被構造出來，使基督教有可能自稱為唯一的真宗教，現代科學現在也聲稱一種類似的普適性。新科學觀把宗教體系之間的競爭轉變為科學與宗教的真理假說之間的競爭。顯然，如果沒有基督教和自然神學這個母體，科學是不可能獲得今天這樣的認知權威地位的。這從更深的角度揭示了科學與宗教之間的複雜關係。

哈里森在該書開篇提出了一則絕妙的類比。他說，「如果有一位歷史學家說，他發現有證據表明，以色列和埃及在1600年爆發了一場此前未知的戰爭」，那麼我們如何來證明它的對錯呢？事實上，無論利用何種材料，都不可能證明它是對的或錯的，因為在1600年，現在以色列和埃及的領地都屬於當時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

文化領地和地理領地一樣，並非「自然種類」

同樣，「科學」和「宗教」並非劃分文化領土的自明方式或自然方式，它們既不是人類的普遍傾向，也不是人類社會的必然特徵，而是因為獨特的歷史情況而形成的。或者用哲學術語來說，它們不是「自然種類」。無論是衝突、獨立、對話和融合，都無法刻畫「科學」與「宗教」的關係。因為無論是持衝突觀點，還是持融合觀點，都同樣鞏固了「科學」與「宗教」的現代邊界。

讀罷此書，我們不僅會懂得，為什麼沒有基督教就不可能產生西方近現代科學，而且會發覺，再論西方科學的發展尤其是19世紀之前的科學發展時甚至不可能脫離基督教來談。由此導致一個問題：既然連西方的科學與宗教之間都有如此之深的糾纏，那麼我們在什麼意義上能夠談論所謂中國「科學」史，就更是一個亟待思考和澄清的問題。

【原文發表於《新知》2016年6月刊，原題名為《「科學」與「宗教」概念的演變——評彼得·哈里森新著》，略做編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