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從津門大案再看「秘書幫」

官場的圈子文化不絕。

近日天津市紀委通報，天津港（集團）有限公司原黨委書記、董事長於汝民因嚴重違紀問題被立案審查。

通報顯示，於汝民在擔任天津港務局領導職務，天津港有限公司任職期間及退休後，存在諸多違法違紀行為。引起外界重視的是，其中一條違紀情況為「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拉幫結派、培植形成『秘書圈』」。

透過天津市紀委對於汝民的通報，顯示「圈子文化」在官場根深蒂固。此外，對於2015年震驚世界的天津港大爆炸，雖然於在2013年已經退休，但觀察者們相信，天津港管理之疏漏、制度之鬆懈，於汝民難脫干係。

儘管中南海對此深惡痛絕，但如「秘書幫」等劣質文化，似乎仍有深厚的生存土壤。

案件中的「秘書幫」

據公開資料，於汝民在天津港務系統工作近40年，擔任主要領導職務超過20年。任職期間，於先後將6任秘書安排在天津港和相關部門的關鍵崗位上。

且其新任秘書，均以前任推薦的方式違規產生，由此形成帶有裙帶關係的「秘書圈」。另外，爆炸事件後被官方查處的天津港董事長張麗麗，天津港總裁鄭慶躍等人，也都為於汝民在任期間提拔。整個天津港枝幹蔓延，都是於汝民的「子弟門生」。

這是官員四處安插親信，培育權力裙帶的一個典型案例，另外一個坐擁「秘書幫」，為外界熟知的，是周永康。

隨著周一路向上，其秘書被安插在政法、公安、中石油、四川、海南等地，包括四川省原副省長郭永祥、原中石油集團副總經理李華林、原中石油國際事業有限公司黨委書記沈定成、海南省原省長冀文林、中央政法委辦公室原副主任余剛、四川省政協原主席李崇禧、公安部警衛局原正師級參謀談紅等人。

上述官員以周永康為核心，攀附仕途與權力，彼此同氣連枝，交換各自領域的利益，延伸出龐大的利益和人脈圈。這使得周永康不但能夠在任期間一呼百應，還可「退而不休」，依靠其代理人繼續兌現權力。評論者稱，這樣的秘書幫，「更像是領導幹部的一塊政治自留地，春種一粒粟秋收萬擔糧」。

險要位置 關鍵環節

作為政壇的一個重要群體，「秘書」在十八大後受到外界更多關注。

《北京青年報》創辦的微信公號刊文稱，十八大以來反覆強調要杜絕山頭主義，而秘書關係大概是所有山頭中，峰巒最綿延的一脈。

的確，據一份統計顯示，十八大後已有近20名省一級秘書長落馬或遭降級。如聶春玉、景春華在省委秘書長任上落馬，蘇榮、郭永祥、杜善學、王敏、余遠輝、李雲峰，趙少麟曾擔任過省委秘書長一職，趙志勇和曹建方則在省委秘書長任上被「斷崖式降級」。

分析認為，秘書們受到重要有其自身因素。領導秘書這一位置頗為險要，政治視野與行政能力可得到極大提升，增加了日後升遷的幾率。

而如秘書長，作為政府機構中的主要行政官，則更是一個信息和利益樞紐，各層級信息的傳遞、各部門利益的分配，都離不開秘書長的調度。既是政令暢通的關鍵，還是日常行政事務的具體執行者。

但也正是其崗位特性，為腐敗帶來便利。

其要害之處在於，某種程度上秘書這一職位位於政府機構和行政監督的盲點之上，即雖然能夠直接分享官員的權力，接觸到很多利益勾結，但監管和監督卻很難得到貫徹落實。

加之長期跟隨領導工作，自帶「勢力範圍」的標籤，這使秘書的人脈與資源常遠勝於一般官員，既可成為使層級流暢運作的「潤滑劑」，也可因一己之私變作堵塞樞紐的「中梗阻」。

下手整頓

對「圈子文化」、「秘書幫」的危害，中央顯然有所警覺，不過要想徹底清除其生存土壤，大概還需要不短時間。

一個明顯表現是，如「政法幫」「秘書幫」等山頭文化，已不再是中國輿論場中的禁忌辭彙，這意味著中央將官場頑疾攤在陽光下，表明其整治決心。

此外在制度層面，中央也在加緊擠壓其生存空間。前不久在頒布的《中國共產黨工作機關條例（試行）》中，規定「黨的工作機關不設正職領導助理」，特彆強調「一般不設秘書長」。

有分析就此稱，中央正在試圖對自身龐大的運行架構作謹慎梳理，使灰色利益和灰色空間進一步減少，其目的便是消除建立在其上的「圈子文化」等，讓如秘書等「高危職位」在正常工作範圍之外，再無額外施展空間。

不過分析人士也警示，短期內，把秘書從「門客」的標籤中解脫出來不太現實，這一職位的附加屬性仍將超乎尋常。「將權力的運行置於監督之下」，雖不容易，但也許是杜絕如於汝民案等「圈子文化」產物的唯一路徑。

掃一掃，讚賞思想者

喝杯白酒，交個朋友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