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橋兵變又稱陳橋驛兵變，是趙匡胤發動的取代後周，建立宋朝的兵變事件，此典故又稱黃袍加身。

959年，周世宗柴榮崩，七歲的周恭帝柴宗訓即位。殿前都點檢、歸德軍節度使趙匡胤，與禁軍高級將領石守信、王審琦等掌握了軍權。

960年正月初一，傳聞契丹兵將南下攻周，宰相范質等未辨真偽，急遣趙匡胤統率諸軍北上禦敵。周軍行至陳橋驛，趙匡胤和趙普等密謀策劃，發動兵變，眾將以黃袍加在趙匡胤身上，擁立他為皇帝。隨後，趙匡胤率軍回師開封，京城守將石守信、王審琦開城迎接趙匡胤入城，脅迫周恭帝禪位。趙匡胤即位後，改國號為「宋」，仍定都開封。石守信、高懷德、張令鐸、王審錡、張光翰、趙彥徽皆得授節度使位號。

趙匡胤統軍夜宿距開封東北二十公里的陳橋驛（今河南封丘東南陳橋鎮），兵變計劃就開始了。這天晚上，趙匡胤的一些親信在將士中散布議論，說「今皇帝幼弱，不能親政，我們為國效力破敵，有誰知曉；不若先擁立趙匡胤為皇帝，然後再出發北征」。 將士的兵變情緒很快就被煽動起來，這時趙匡胤的弟弟趙匡義（後改名光義即宋太宗）和親信趙普見時機成熟，便授意將士將一件事先準備好的黃袍披在假裝醉酒剛剛醒來的趙匡胤身上，並皆拜於庭下，呼喊萬歲，遂擁立他為皇帝。趙匡胤卻顯示被迫的樣子說：「你們自貪富貴，立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矣。」

擁立者們一齊表示「惟命是聽」。趙匡胤就當眾宣布，回開封后，對後周的太后和小皇帝不得驚犯，對後周的公卿不得侵凌，對朝市府庫不得侵掠，服從命令者有賞，違反命令者族誅，諸將士都應聲「諾」！於是趙匡胤率兵變的隊伍回師開封。守備都城的主要禁軍將領石守信、王審琦等人都是趙匡胤的「結社兄弟」，得悉兵變成功後便打開城門接應。當時在開封的後周禁軍將領中，只有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在倉卒間想率兵抵抗，但還沒有召集軍隊，就被軍校王彥升殺死。

這場兵變，沒有喋血宮門，伏屍遍野，更沒有烽煙四起，兵連禍結，幾乎是「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就取得了改朝換代的成功，創造了「不流血而建立一個大王朝的奇蹟」。一般以為，這不過是兵權與實力威懾的結果，事實上，兵權、實力等等這些絕對的優勢，只能保證兵變的最終成功，至於以什麼方式成功，則很大程度上有賴於決策者的謀划水平和政治見識，能夠將大事化於無形，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這本身就充分地體現了趙匡胤的政治手段。

那麼在建立如此奇功的兵變中，後來謀害哥哥成功篡位的宋太宗趙光義到底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

在太宗朝以後的一些正史中，還是把趙光義描繪成「陳橋兵變」的功臣，說他在整個兵變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倒好像倘若沒有趙光義的強力主張與推動，「黃袍加身」這一幕就不會上演似的。

還有的史書如生活在宋真宗與宋仁宗時代被譽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所著的重要文獻《隆平集卷一·太宗皇帝》一文竟然還說，陳橋兵變時，「市不易肆」，也即士兵入城，秋毫無犯，也完全是趙光義的功勞。說是趙匡胤既被「黃袍加身」後，回師向開封進發，在進城之前，趙光義攔住趙匡胤的馬頭，叩馬而諫：「這次回師開封，將士們如果自恃功高，大肆搶劫，使得老百姓肝腦塗地，那就絕不符合應天順人的精神!最好是要諸軍將領立下嚴守軍紀的誓言，然後前進。」硬是給他哥上了一堂極為生動極為重要的「政治課」。

相與扶太祖上馬，擁逼南行。匡義立於馬前，請以剽劫為戒。

——《續資治通鑒長編》

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趙光義真的是很有見識，很有思想，而且也極富有仁愛精神。而按照正史的觀點，顯然，也正是由於趙光義的「友情提醒」，趙匡胤才與將士們約法三章，確保大軍進城秋毫無犯。

據學者考證，今已亡軼的《太祖實錄》有新舊兩本，舊本《實錄》沒有這一情節，而在新本《實錄》中，趙光義不僅「叩馬進諫」，而且還是陳橋兵變的主要策劃者與發動者，以此表明，作為宋帝國的草創者或「元勛」，趙光義繼承太祖的皇位乃是理所當然名正言順的事情。

然而，據生於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卒於高宗紹興四年(公元1134年)的宋人邵伯溫在其《聞見錄》里引證王禹偁的《建隆遺事》說，趙光義壓根兒就沒有參與陳橋兵變，他甚至都沒有隨大軍一起「出征」，當陳橋驛兵變發生的時候，趙光義當時還呆在開封城裡陪他的母親杜氏，一家人正聚在一起「歡歡喜喜過新年」吶!

王禹偁曾於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任翰林學士，後以謗訕朝廷的罪名，以工部郎中貶知滁州(今安徽滁縣)，次年改知揚州。他曾參與撰修《太祖實錄》，因直書史事，引起宰相的不滿，又遭讒謗，於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再次被貶出京城。所以，若是根據直覺判斷，敢於直書史事具有「硬骨頭精神」的王禹偁在其《建隆遺事》中所言應該說比較真實可信。

對於這些內幕，由於人所共知的原因，宋人不好明說，但是元人敢說。《宋史》是元代修的，所以元人袁桷在《清容居士集·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例事狀》一文里說：實錄中「太宗叩馬」的那一段話，「後錄增入，顯是迎合」。

袁桷是元代一位著名學者，文章和書法俱佳，年輕時就因「能文」被薦為翰林國史院檢閱官，後來又長期擔任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又遷侍講學士，參與纂修累朝學錄。所以，從他的履歷看，應該說，袁桷是一位宋史研究的專家。在袁桷看來，宋代許多御用史官在記事中添油加醋，無中生有，只不過是為了拍太宗皇帝的「馬屁」而已。

趙光義費盡心力，連續修改三次，自己到死都沒有看見的《太祖實錄》，卻換來了一個自欺欺人的結局。人人自有定盤針，公道自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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