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焦慮症患者的自述：橫禍，真相和新生

新聞 05-24

圖片來源：Brian Stauffer

作者 Andrea Petersen

突然之間，恐懼將我包圍。

那是1989年12月的一個清晨，在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上二年級的我，正盯著滿牆長長的列印紙，上面列出了下學期的課程。我在心裡盤算著要上哪幾門課。

我當時一切正常。雖然前一天晚上因為功課鏖戰了半宿，整個人感覺頭暈腦脹，雖然中西部地區已入深秋的愁緒微微感染了我——深秋意味著即將迎來又一個漫長的冬天，我不得不把自己裹成一個粽子來抵禦狂風和嚴寒，但當時我真的還好。

然而一秒鐘後，我突然不行了。一陣恐懼從我的脊梁骨底部驟然升起，蔓延向上。胃裡翻江倒海，整個人冷汗直冒。心跳開始加速，身體里彷彿有什麼東西在不規則地捶打著我的耳朵、胃和眼睛。呼吸變得微弱而急促，眼前出現了模糊的灰色斑點，牆上的那些字母開始變形，字句也變得歪七扭八。

這次發作十分突然，有如一場迅雷不及掩耳的車禍。我的身體或腦子裡有什麼東西大鬧了一番，而且是不可逆地亂了套。我內心的各種嘈雜獨白（通常都是關於學校、帥哥和一長串引發不安全感的事情）最後都匯成了一句話：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當時的我並不知道，自己患上了嚴重的焦慮症，這是一種早在古希臘就為醫生所承認的疾病。而今，在被心理健康專業人士奉為聖經的《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中，列出了11種不同類型的焦慮症，此類病例的確診數量也日漸增多。

作者（左2）1992年從密歇根大學畢業時同父母以及妹妹的合影。圖片來源：ANDREA PETERSEN

遺憾的是，近幾十年來人們雖然對各類焦慮症的了解日漸增多，但是關於引發這種疾病的根本原因，我們仍知之甚少。不過，這一切現在有所改觀。科學家已經解開了有關焦慮症的部分謎團，這些科學發現或許有助於在不久的將來找到更新更好的治療方案。

話說當年，我的焦慮症急性發作後，心跳加速、呼吸微弱和恐懼心理等癥狀並沒有減輕。有差不多一個月時間，我都住在離學校約90分鐘車程的父母家，幾乎沒辦法離開客廳的沙發。我整天把手指按在脖子上，感覺自己的脈搏跳動，數著跳了多少下，安慰自己我還活著。後來我又出現了奇怪的新癥狀：臉和腳有刺痛感，胸口痛，持續眩暈。我的世界不再鮮活，一切都變得模糊起來，我彷彿戴了一副別人的眼鏡。每天我都擔心自己會得心臟病、中風，或精神錯亂，心裡七上八下。

接下來的一年，我去看了十幾個醫生，做了幾次心電圖，兩次超聲波心動圖，一次CT掃描，一次腦部核磁共振，一次腦電圖，還有數不清的抽血化驗。期間，我還跑了很多次急診。

那段求醫歷程花了我父母幾千美元。醫生懷疑我得了多發性硬化症，腦內長了腫瘤，感染了皰疹病毒，還患上了慢性疲勞綜合症。我落下了很多課，幾乎成日待在房間里。有一次，我透過屋頂停車場的欄杆往外看，甚至想一跳了之。我看過精神科急診，結果被打發回了家。我上過六節心理治療課，治療師問我是否在生父親的氣。我基本上停止了進食。

依舊沒人知道，我到底怎麼了。

往事不堪回首，直接快進到下一學年的開學吧。我坐在學校醫務中心精神科醫師的辦公室里，對醫生說，如果她不想辦法幫我，我就不走（也走不了）。她說可以給我開一種叫百憂解的抗抑鬱葯，還可以介紹我參加密歇根大學醫院的一個焦慮症項目。焦慮症？這是第一次有人跟我說出這三個字。

後來，我終於知道自己得了四種焦慮症。第一種是無端恐懼症，即強烈的恐懼感會突然來襲，伴隨出現呼吸急促和胸口痛的癥狀，一天發作好幾次。第二種是廣泛性焦慮症，也就是說在第一種焦慮症未發作的時間裡，我一直都惴惴不安，覺得自己要大難臨頭。第三種是特定對象恐懼症，我開始對一系列事情感到恐懼：牙醫、高速路上開車、吃藥、接觸污垢、使用一管新牙膏，甚至是用舌頭舔信封的封口。第四種是廣場恐怖症，我的世界越變越小，因為禁區越來越多：電影院、體育館、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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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日報》撰稿人Andrea Petersen的新書《身臨邊緣：焦慮的歷程》聚焦從童年起就與焦慮症和驚恐發作抗爭的人們的生活。她以親身經歷解釋這種精神疾病如何導致患者對最簡單的日常活動產生恐懼，討論如何應對病情，以及什麼是與焦慮的和解。

美國哈佛醫學院和德國德累斯頓工業大學的研究人員表示，13歲及以上的美國人里，預計每三人中就有一人這輩子至少會患一種焦慮症，比例高得令人震驚。就女性而言，這一比例甚至高達40%左右。每年，約有4,000萬美國成年人患上焦慮症，這還不包括數百萬的普通憂慮者和失眠症患者。失眠症患者的焦慮雖然不致讓人身體虛弱，但也會令人不快，內心失於平靜。

年輕人特別是大學生當中，焦慮症和抑鬱症的發病率似乎日漸增大。美國大學健康協會(American College Health Association)2016年的一份調查顯示，2015年被診斷患有焦慮症或接受相關治療的大學生佔17%，被診斷患有抑鬱症或接受相關治療的大學生占近14%。而在2008年，這兩者的比例分別只有10%左右。

適當的焦慮是件好事，比如可以促使我們為了考試過關而「抱佛腳」，積極準備演講材料和攢養老錢。然而，要是焦慮過了頭，則會令人喪失行為能力，治療起來也相當費錢。《臨床精神病學雜誌》(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1999年發表的某研究顯示（有據可查的最近估計數據），美國每年為焦慮症大約要花費630億美元，其中包括看醫生、去醫院、精神病治療和處方葯的費用，以及不能上班損失的生產力價值等。焦慮還可導致抑鬱、藥物濫用，甚至自殺。焦慮症患者如果工作，薪資會較低。他們不太可能結婚，即使結了，離婚的可能性也較高。

如果你現在碰到我，很可能不會注意到我有焦慮症。我有自己喜歡的事業，婚姻美滿，有個可愛的8歲的女兒。我有朋友，愛開懷大笑，也參加派對，還自己動手烤餡餅。我的焦慮別人一般是看不見的。

當然，「抗戰」過程很艱辛。病情嚴重的時候，我會服藥，嘗試各種新療法。病情緩解的時候，我也不能放鬆警惕，每天保證八小時睡眠，做瑜伽，紅酒不貪杯，削減工作量。即使如此，我仍在和焦慮引發的失眠作鬥爭。我有拖延的毛病，做錯了選擇會感到害怕。我的身體會出現一些無法解釋的奇怪癥狀，比如手臂刺痛，胸口痛等。我沒辦法在高速路上開車。

科學家發現，童年的很多事情和經歷是誘發焦慮症的因素之一，比如生病、精神創傷、父母溺愛過度或控制欲過強等。還有一個因素是遺傳。若你的一級親屬（父母、兄弟姐妹或子女）中有人得過焦慮症，那你得焦慮症的幾率最高可以是普通人的五倍。

當年，上大學的我患上焦慮症後，就十分害怕自己會走祖母的老路。她有幻聽和妄想症，有一次差點放火把家燒掉，而她的丈夫和三個孩子都在家中。此後，她在精神病院呆了三年。我的姑母有躁鬱症。我父親有抑鬱症。母親也總是杞人憂天，經常失眠，以及時而因焦慮導致潔癖。

通過一段時間的認知行為治療(CBT)，我終於得以重返校園。一個療程通常需要12-15周，由一位治療師提供服務，每天還會布置作業。這是針對焦慮症的最嚴謹的非藥物治療方案，約有半數接受這種療法的病人，臨床癥狀可得到顯著改善。

我的治療師首先讓我製作了一個「恐懼等級表」，列出我因為焦慮而極力避免的事情和情景。在咖啡店排隊（排隊讓我感覺被困），服用維生素（擔心會因此生病），爬一段樓梯（心臟加速跳動讓我恐慌）……幾周過去了，我逐一克服了這些恐懼。這個表其實是讓我正視自己的恐懼，讓我在焦慮症發作的同時收集證據，證明自己做這些事情不會導致任何我想像出來的災難。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冥想和瑜伽等意念控制活動對於緩解焦慮癥狀也很有效。另外，新科技也催生出旨在直接針對腦功能障礙的各種治療方法。腦功能障礙被認為是引發焦慮症的根本性原因。

其中有一個注意偏向矯正(ABM)療法。研究人員發現，很多愛焦慮的人們都有一種對威脅的注意偏好，他們總是著眼於險情。研究顯示，他們對有威脅性的刺激物（比如憤怒的臉孔）反應更快，哪怕這些刺激物的圖像只是一閃而過，意識都來不及處理。ABM療法常用一項簡單的計算機任務讓注意偏向正常化，例如讓受試者更加關注表情中性的面孔，而不是那些凶神惡煞的臉。

此外，非侵入性的經顱磁刺激(TMS) 也是科學家正在嘗試的方法。具體來說，就是把一個設備置於頭皮上，使之產生一個磁場。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已批准TMS用於治療偏頭痛和難治性重度抑鬱症。在治療焦慮症時，這種療法可激活一些大腦區域，這些區域在焦慮症患者身上處於「怠工」狀態。

也有很多焦慮症患者依賴藥物治療。在發生了一次身體危機後，快30歲的我也終於進入了服藥階段。那次危機是這樣的，我當時走在紐約曼哈頓的第七大道上，猛然間我部分視力喪失。醫生安慰我說，那不過是視覺先兆性偏頭痛，主要癥狀就是視力缺損。這件事讓我迅速陷入到對自己的身體和其他所有事的無限憂慮中。

選擇性血清素再攝取抑制劑(SSRI)是最廣為人知的抗抑鬱葯，百憂解、帕羅西汀和左洛復均屬此類藥物。不過，要是患者過度焦慮，醫生也會給他們開這些葯。大量研究顯示，這些葯在治療焦慮症方面還是有一定效果的。

我在吃過一種抗抑鬱葯後，出現了皮膚過敏，於是又試了另一種。剛開始，沒太多感覺。但是接下來的幾個星期，我大腦中的一些空間似乎在慢慢打開。本來佔據70%大腦空間的焦慮，現在似乎降到了40%。我所焦慮的東西也隨之少了一點。

我很幸運，找到了一種對我有效的藥物。現有的藥物至少對三分之一的焦慮症患者沒有多大療效，而即便有，可能也會帶來不良副作用。目前有一系列新研究試圖利用腦部掃描和其他檢測來預測，哪些病人對哪些藥物或療法能產生反應，但實際應用可能是多年後的事了。

過去18年里，我服用了八年的抗抑鬱葯，但我的焦慮症從未被根治。即使在藥物的控制下，我的無端恐懼症還是會時不時地發作。這也是為什麼我包里總裝著氯硝西泮的原因。氯硝西泮是另一種抗焦慮葯，它可在30分鐘內化解我的焦慮和那些惱人的癥狀——心跳加速、呼吸微弱和擰巴的思緒。如果藥量夠大，它甚至可以讓我擺脫已全面發作的無端恐懼。我不常吃氯硝西泮，但我的人生在吃前和吃後可以說有著天壤之別。

1996年至2013年，美國成年人服用氯硝西泮一類的處方葯人數增加了67%。圖片來源：ALAMY

氯硝西泮屬於苯二氮?類藥物，安定和阿普唑侖亦為此類。1996年至2013年，被開這類處方葯的美國成年人人數猛增了67%，從810萬增至1,350萬。但這些葯可能產生一系列令人生畏的副作用，還可能讓人上癮和濫用。若和足量的酒精以及其他藥物一起服用，則可能致命。

氯胺酮算是一種蠻有希望的抗焦慮葯，一般常用作麻醉劑，同時也是綽號「K粉」的街頭毒品。有證據顯示，該葯可在數小時內緩解抑鬱癥狀，對於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和強迫症的人，小規模實驗也有積極療效。有幾位科學家甚至開始研究搖頭丸對治療焦慮症的作用。

隨著對焦慮症研究和治療的關注越來越深入，我有時自問：如果可以讓自己的焦慮症驟然消失，我是否願意？

我當然沒把焦慮症看成一份天賜的禮物，但它對我也有積極的一面。當我試圖逃避某些不得不面對的事情，或答應了太多不該答應的事情時，我能感覺到自己的焦慮，它會踢我一腳，讓我趕緊行動。它讓我的生活更加真實，讓我更有同理心，也讓我覺得自己很脆弱，於是求助的時候更加心安，也因此加深了我和朋友的感情。

那些曾與死神擦肩而過的人們常會談起，在那一刻才明白生命中真正重要的東西到底是什麼。而像我這樣，無時無刻不擔心災難的發生，時刻準備應對禍患的人，也很明白這一點。我更能意識到時間的緊迫性。內心深處那種不安的基調激勵我更加努力地工作，更加真誠地與人對話，並且很有意思的是，讓我甘願去冒原本我不太可能冒的險。

焦慮說明我還沒有圓滑到將一切視為理所當然，而這讓我的人生更為豐富。

這篇文章摘選自Andrea Petersen的新書《身臨邊緣：焦慮的歷程》(On Edge: A Journey Through Anxiety)，於5月16日由皇冠出版社(Crown)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