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早：早期中國留學生眼裡，美國比中國好在哪？

文 | 楊早

中國之官派留學，始於同治十一年（1872），那就是著名的「留美幼童」。而私人留學還要早些，策劃幼童的容閎，跟著傳教士去美國，距鴉片戰爭結束才不過數年。

從人數上看，留學自然是越往後越多，越往後越普及。據統計，自1890年代至1950年代，60年間，留美留歐留日的學生加起來，也不過40餘萬。除了清末的短暫時光，尤其是有了「庚款」之後，留美始終是留學的主流。

留日學生多數還會嘲笑日本的貧窮、破舊與儉省（打起仗來才知道人家的錢用到什麼地方去了）。民國的留美學生，不論是公費還是私費，幾乎是一面倒的讚歎。他們大抵像經濟學家何廉那樣：「我在美國的頭一個星期……睜大著眼睛到處逛，對看到的事物常常感到驚奇，印象深刻，一切都使我興奮。」（《何廉回憶錄》）

何廉

如果在國內，就是上的清華這種與美國關係密切的學校，那在踏上大洋彼岸之前，「聽說」早已灌滿一耳一腦：

聽說人民生活程度是很高的。普通工人每天總有三四塊錢的工資，吃的大餐，穿的西裝，住的洋房，比我們中國有錢的人，著實舒服得多呢！

又聽說人民的知識程度也是很高的，差不多沒有一個人不讀書，不識字的。……

又聽說世界上最大、最高、最多的東西都在美國。……交通最便利，鐵路最多，公路最長，恐怕也要算美國了。

聽說要發財到美國去，要讀書也到美國去，要看奇聞壯觀，到美國去，要吸自由空氣，也到美國去。那時我一聽見這樣的一個新興的自由國家，不覺神馳心往了。所以那年畢業清華預備上美國的時候，我心中的快樂，真是非筆墨所能形容呢！（陳鶴琴《我的半生》）

陳鶴琴赴美時，是1914年。同船的旅伴是陶行知。這兩位，後來都成了中國最有名的教育家。

第二年，江蘇無錫的一位母親變賣心愛的首飾，送兒子去美國留學。錢不夠，她兒子在馬薩諸塞半工半讀了一年，才考上洛杉磯波莫納學院。這位18歲的年輕人到達新大陸時，興奮得將空間換成了時間：

船終於在美國舊金山靠岸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我覺得我不僅跨過了一個太平洋，而且跨越了整整一個歷史時代——從一個等級森嚴、思想禁錮、毫無民主自由可言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進入了一個注重科學、講究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資本主義國家。歷史在我的面前揭開了嶄新的一頁。（陳翰笙《四個時代的我》）

如果說這些民初留美的學生，是為美國的文明、先進、自由深深折服，民國在戰火與艱辛中掙扎了三十多年，美國仍然是一個可望不可即的榜樣。第一個競選美國聯邦參議院的華人邵品剡在1948年一踏上舊金山的土地，立刻覺得「街道整潔而有序，樓宇高大宏偉，很富有現代感。我馬上就感受到了舊中國與這個新天地的差別。我自言自語道：『在這片新國土上，我期盼著享受新的生活。』」（《回憶在中美》）

20世紀30年代的舊金山

20世紀四五十年代之交，大批留美學生歸國。我們以往簡單地拿愛國主義來解釋這種現象，但設身處地想一想，一次、二次大戰對歐美社會的衝擊，中國民族國家意識因為對外戰爭的蘇醒與凝聚，全球爭取民族獨立與反殖民浪潮，加上對歐美式資本主義的反省，同樣也會影響中國的留美學生。

這種心態的代表言論，反而是留學英國、1943年才初度訪美的費孝通。早在1930年代，感受到「全盤西化」威脅的中國知識分子已經大有人在。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何炳松、陶希聖、薩孟武等十位知名教授聯合署名在《文化建設》雜誌第1卷第4期上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一文，率先提出了「沒有了中國」的命題：

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是消失了；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它的特徵。由這沒有特徵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漸漸的不能算得中國人。所有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從文化的領域去展望，現代世界裡面固然已經沒有了中國，中國的領土裡面也幾乎已經沒有了中國人。 要使中國能在文化的領域中抬頭，要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的特徵，必須從事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

費孝通

這份宣言引發了一場「東西文化觀」的大論戰。十年之後，費孝通在《初訪美國》中又重複了相似卻更深入的問題：

我相信這是每一個認真為中國文化求出路的人，說得更狹小一點，每一個認真要在現代世界裡做人的中國人，多少會發生彷徨的一個課題：我們是維持著東方的傳統呢？還是接受一個相當陌生的西洋人生態度？東方和西方究竟在什麼東西上分出了東和西？這兩個世界真是和它們所處的地球上的地位一般，剛剛相反的么？它們的白天是我們的黑夜，它們的黑夜是我們的白天？它們的黑暗時代是我們唐宋文采，它們俯視宇內的雄姿是我們屈辱含辛的可憐相？歷史會和地球一般有個軸心在旋轉，東西的日夜，東西的盛衰是一個循環么？我們有沒有一個共同的光明？這光明又是否全盤西，或是全盤東？這又會成什麼東西？

至少，中國的教授們有了《訪美寄言》里夜談時的共識：文化是一個整體，你不太可能只要文明、富強，卻拒絕文化背後的一套容易格格不入的法則，「你要他們的大工廠，就會有大都市，有了大都市，女人的腿就會架在教授的頭上。你怎麼可以截長補短。這本是一個東西，一套。要就要，不要就關起門來。門關不住了還是要開，你怎麼辦？」

費孝通不是不喜歡美國的「自由」，不過他認為liberty更應該譯作「解放」。美國獨特的建國歷史，留下了極度崇尚經驗主義的民眾性格，比如他拜訪過的一位叫杜洛斯的農民。作為主人，杜洛斯對中國客人們很熱情，但他不會說「中國人怎麼怎麼」（就像很多中國人認為法國人都浪漫、德國人都嚴謹那種），也不肯隨便恭維客人的祖國。他搖著頭說：「我不知道。我沒有到過中國，我也沒有和中國人接觸過。有很多東西，好的或是壞的，我不能相信，我沒有意見。」費孝通很讚美這種「拓荒精神的餘緒」。他認為，正因為美國民眾相信看得見、摸得著的事實，所以美國的廣告/媒體才會如此發達（如果民眾好騙的話，傳媒就不用那麼講技術，花那麼多錢了）。也正因為如此，在哪怕千鈞一髮的危機中，美國還是有反對派的存在。

然而，費孝通認為這種對自由、民主、平等的愛好，有時會流於「孤僻與憂鬱」，不覺得有跟別人合作的需要，也不喜歡別人干涉自己的生活，因此也特別厭惡政治與權力。這種精神適合拓殖時代，但在科學發達時代，個人越來越變成社會中的一個配件，成果依賴集體活動的配合，「美國精神」有可能讓個人與社會處於對立地位，這是「美國文化中的一個裂痕」。

在1945年，社會學家費孝通已經看到了「老齡化社會」的危害。因為整個社會重新，重標準化，不重經驗與傳統，所以雖然美國生產速度驚人，卻是「年輕人的天堂，老年人的地獄」。費孝通說：「在一個使人會怕老的文化中生活究竟不是玩的。一個社會不給老年人一個安心之處，也就使每個人心裡永遠得不到著落。你想：若是你明明知道你總會被人奚落，掉在冷宮裡受罪，而且這運命一天近一天，你能平心的過日子么？一個人若把老年看成不幸，我覺得，他決不能真正安心過日子的。」

20世紀30年代的舊金山

由此出發，費孝通對母親節也很反感：「『一年只有一個母親節！母親們還是這樣高興。』我忍不住加了一句，『我幸虧不生在美國。』」費孝通覺得在中國社會可以「不怕老」，但整個社會為此付出了不輕的代價。

其實，也很難說中國社會就「不怕老」了。四年之後拍攝的《哀樂中年》里，我們可以看到石揮飾演的陳紹常是如何不肯做享福的老太爺，而要努力煥發人生的第二春。雖然這在其時還是一種比較前衛的主張。但在接下來相當激進的社會/家庭現代化實驗中，從近代以來「崇新」「重少」已經逐漸深入骨髓的中國社會，正在快速地變得比美國更美國，更信仰「新就是好」。

費孝通們在中美文化比較中的困惑，並沒有在隨後的七十年中得到解決。相反，美國化作為全球化的實質，變得越來越強勢與龐大。與1935年相比，2017年當然是更加的「沒有了中國」，這不是靠推行《弟子規》和漢服時尚可以扳得回來的。一個在文化上消失了的中國，一個某種意義上更像是美國摹本（大都市最為典型）的中國，還有什麼理由與意義，讓留美的學子看到美國的好之後，還能轉身回到故鄉呢？——非要說有，大概就剩下舌尖上的中國了吧。

這裡面微妙卻顯著的文化變異，可不是「以前的人更愛國」或是「教育的失敗」這種不著邊際的說辭能解釋清楚的。

本文原標題《這些留學生眼中美國的好》

題圖為留美幼童

【作者簡介】

楊早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知名文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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