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抗日的「軍統殺手」 大部分是老百姓

近年來，國民黨軍統的抗日事迹得到越來越多的肯定。但軍統針對日偽的暗殺活動，在最前線直接以命相搏的那些刺客，其身份依然相當模糊。他們是誰?他們來自哪裡?

上海是軍統在敵後最為活躍的地區。1932年上海站僅160餘人，1939年已有上千名特工。除畢業於黃埔、警校的幹部外，還有為數眾多的僱傭和運用人員，「學者、專家、銀行職員、僧侶、江湖豪強、地痞流氓等魚龍混雜」。

曾在戰時主管上海軍統活動的陳恭澍後來回憶，「平常日子倒沒有什麼，一旦發生意外事故……身蒙其害或身受其苦的當事者，也就是被我們『運用』中的那些志士、烈士們，全都成了地地道道的『無名英雄』。」

針對日偽的很多大案，出手的正是這些普通百姓。上海淪陷之初，接受軍統領導的孫亞星所屬暗殺團體一度十分活躍。孫讀過一些書，後在上海做手錶生意。他的暗殺隊招募的主要對象，是學生、學徒、店員，還有難民。1938年「七七事變」一周年之際，孫亞星計劃搞一次大行動。

第一個被招募的人名叫周守剛，是一名窮困的印刷工，在上海依靠親戚提供食宿。孫亞星的手下周守剛承諾，只要他肯參加暗殺漢奸的行動，就幫他找一份工作。招募的第二個人朱仲虎，當時因生病而失業，同意充當行動中的信使。第三個是17歲的少年陳開光，小學畢業後一直未能找到工作。陳開光在行動前，才臨時向孫亞星學習了投擲手榴彈的方法。

7月7日的行動中，他們拋擲了18枚炸彈，炸死了兩名日本工廠職員，使那天成為「一段時期以來，上海最緊張的日子之一」。不難想見，這樣一群沒有經過正規訓練，又缺乏經驗的刺客，很容易失手落難。在暗殺為日本人做翻譯的鄭月波後，陳開光被捕，坦白了一切。隨後，孫亞星等人相繼被工部局逮捕，移交給了日本憲兵隊。孫亞星在受審時說，「所發生的對付漢奸的暗殺事件，比我指揮的要多，由此看來，上海有不止一個的暗殺組織像我們一樣活動著。」

在其他暗殺團體之中，同樣有很多周守剛、陳開光這樣被臨時招募的普通人。1939年4月，席時泰被暗殺。此人充任偽上海警察局的秘書主任和衛生處處長，被譽為「與日本當局共同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勇敢工作者」。殺手共有三名。為首者是23歲左右的袁德昌，他在1939年3月碰到與自己同齡的浦東人趙志祥。趙志祥13歲時在法租界一家裁縫店裡當學徒，出師後在外國服裝店當過售貨員，1937年失業，此後在日本造船廠干過苦力，幫朋友做過臨時裁縫活，難以糊口，夫妻被迫分居。

袁德昌向正在找活乾的趙志祥說明了特工身份，趙志祥生計無著，接受了這個極其危險的「工作」。趙志祥住進了袁德昌提供的住處，並見到了第三名同志——20歲的彭福林，在一家餐廳做侍應生。袁德昌每天為他們供應飲食，並在4月的一天帶來一封來自寧波的信，內容是勉勵他們完成「中國四億人民」交給的任務，「熱愛祖國，支持組織，不辜負領袖蔣總裁之期望，消滅敵寇，剷除漢奸!」

行動中，趙志祥拿著袁德昌給的1角錢，在席時泰家門外的小攤上，租了4本小說，佯裝看書，監視往來的巡警。很快，袁德昌開槍打死了剛要出門的席時泰，隨後安全脫身。趙志祥從事暗殺這一行僅僅月余，慌亂中又跑回他們之前居住的地方，見到重傷的彭福林，兩人在醫院中被工部局探員逮捕。彭福林傷重去世，趙志祥在招出所知道的一切，被移交給日本軍事當局，處以死刑。

在1939年前後，這些普通底層市民參與的暗殺活動持續不斷，以至「偽組織傀儡，一再被殺，上海郊外所租偽市府，大小偽員亦莫不心驚膽裂。偽市長傅筱庵，偽財政局長周友常，偽土地局長范永增……均非常懼慮，連日秘密計議對策，決施行種種防範方法。」

在平津地區，出身很好的青年學生，構成了抗日刺客的主體，活躍在平津地區的暗殺團體「抗日殺奸團」，其第一線成員與上海的情況有所不同。「抗日殺奸團」前後參加者有幾百人，以天津的中學生為主，組織上和軍統有聯繫。不同於被招募的周守剛、趙志祥等底層生計困窘的市民。

「抗團」成員大都在學校中接受了愛國教育，是主動投身抗日。很多人出身富貴之家，包括同仁堂的大小姐樂倩文，開灤煤礦總工程師的女兒魏文昭、魏文彥，國軍名將孫連仲的女兒孫惠書，袁世凱的侄孫袁漢勛、袁漢俊等，甚至有出身漢奸家庭的，如偽華北治安軍督辦齊燮元的外甥馮運修，偽滿國務總理鄭孝胥的侄孫鄭統萬、侄孫女鄭崑崙。但在缺乏訓練這一點上，「抗團」成員和上海的同行們一般無二。

由於「這般愛國青年，十之八九都是在校的中學生，除了在電影上，根本沒有看過真的槍，更談不到拿在手上怎麼使喚了。試想，處在當時的那種樣樣受限的環境里，又不能找個地方打打靶，或是在隱秘場所來個實彈射擊，充其量也只能擺個姿勢、比劃比劃而已」，全憑一腔熱血。

馮運修就讀於天津工商中學，是「抗團」骨幹。1940年7月7日，日偽在北平中山公園舉行「慶祝日本皇軍聖戰勝利三周年」紀念大會，偽新民會機關報《新民報》編輯局長吳菊痴在會上頌揚皇軍。馮運修說：「真想現在就把他斃了!」同來的李振英勸他：「不要在這兒干，這兒人多，我們跑不掉!我們跟上他，伺機行動。」會後，吳菊痴乘黃包車離開，碰上一支送殯的隊伍。騎自行車的馮運修「一看機會來了，他馬上緊蹬兩腳，趕上了吳菊痴坐的黃包車，和他走了個並排。隨後，從容地從懷裡刷地掏出頂上膛的手槍，把槍口對著吳的太陽穴，啪啪就是兩槍」，吳當場斃命。

當年8月，日偽在北平對「抗團」大搜捕，抓捕了40多人。當偽憲兵隊長袁規帶人來抓馮運修時，馮聽到聲響，知道不妙，就在廚房燒毀文件。袁規「揪住運修的父親作擋箭牌，一步步朝廚房逼近」，但「運修絕不投降，從裡面開槍拒捕」。馮運修犧牲時年僅19歲。

與「老手」馮運修相比，「新人」沈行安的事迹更讓人扼腕。「七七事變」前後，沈行安就讀於天津南開中學，學校被日軍炸毀後，轉學到英租界內的耀華中學。「他除了完成抗團組織安排的工作外，還購買了許多化學藥品在家中研究炸藥的配製。」1938年，沈行安帶著自製炸彈，去炸日軍倉庫時被發現，被幾十名日軍追趕。據說「由於情況緊張急迫」，沈行安「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得了精神錯亂病症。」

當時天津流行「華北青年不當亡國奴，到大後方讀書去」的口號，沈行安一度到後方入讀重慶南開中學。1940年，沈行安向重慶「抗團」總部請求再回華北抗日。在學習爆破技術時，沈行安的病症複發，很快昏迷不醒，但「口中一直喊著幾個抗團團員的名字」，去世時只有19歲，可謂「出師未捷身先死」。

沈行安死後，14歲的弟弟沈安俊也加入「抗團」，成為最年輕的團員。1944年， 沈安俊參加青年軍，當了一名炮兵，「學習開槍打炮、戰地觀測、通訊，也學會了騎大騾子拉炮車」，但因為戰爭很快結束，沒有來得及上戰場。退伍後，沈安俊考上了清華大學，1949年後曾任教於河北工業大學。戰後統計，「抗日殺奸團」失手19次，致83人被捕，10餘人死難。此外還有諸多姓名不詳或下落不明者，成為陳恭澍所說的「無名英雄」。

綜而言之，近年來熒幕上所熱播的那些抗日諜戰暗殺劇中，軍統殺手們莫不訓練有素，但並不是真實。大多數軍統一線殺手，無論是生活潦倒的底層市民，還是生活優渥的青年學生，都只是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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