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尚界大咖們眼中的Irving Penn：屬於一個時代的攝影大師

最新 05-24

本文作者：Osman Ahmed

攝影大師Irving Penn最大的回顧展已經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開幕，Phyllis Posnick、三宅一生、Polly Mellen、Marie Berenson、Julien d Ys等合作者向BoF講述了這位大師的生動故事。

美國紐約——這張照片是Irving Penn在1950年拍攝的。照片里，他的妻子兼靈感繆斯Lisa Fonssagrives-Penn用身體呈現出一種複雜的安靜感。她以紋絲不動且不太舒服的姿勢擺出了個三角形造型，無視地心引力的存在，就好像波浪中的一段，也像致敬愛德華時代的「S型廓形」，失去重量，甚至有一種禪意在其中。結構化的Rochas長袍、半透明的雪紡披肩，被柔和的黯淡日光遮掩，但左上角暗露的陰影又好似文藝復興風景畫無形的大手精心布設的戲劇。除卻冷淡高調的氣質，攝影工作室的氛圍都在有意識地提醒人們這位攝影大師打造視覺影像的精湛手藝——這不僅存在於理想之中，Penn似乎在強調這就是切實存在的。最終呈現出強大的圖像，具備二戰後現實生活的深度與肅穆，是一幅典型的1950年代攝影作品。

Penn顯然不只是位時裝攝影師，他的作品超脫了流派的限制。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執掌美國版《Vogue》主編的Edna Woolman Chase總是精益求精，她說Penn的照片「能燒穿紙頁」——但她說這話時並非讚美。

過了幾十年，在1962到1994年間擔任康泰納仕集團（Condé Nast）編輯總監、Penn的事業導師和好友的Alexander Liberman，形容Penn的異象般的照片有著讓人「停駐」的魔力（Stoppers）：視覺效果絕佳，讓人駐足、不忍繼續翻頁的照片。這位生於新澤西的攝影師，創意無窮，超越了身穿Balenciaga與Dior華麗高級訂製服的模特，他親切的祿來單反相機鏡頭，能將藍領匠人或本地居民蒙上一種與好萊塢明星或傑出文豪無異的迷人氣質。

1944年，Penn開始為美國版《Vogue》雜誌拍攝知名人物肖像，多半出現在《現在人們都愛談……》專欄（People Are Talking About），他採用的手法努力擺脫《Vogue》對上流社會的聚焦手法，帶有強烈的現代主義好奇。他偏愛只用房間一角當背景，加上凌亂的小地毯與凳子，成為給昔日繁複華麗背景與精緻構圖「解毒」的現代主義風格方案。

他對自然日光的運用也近乎繪畫。我們能在他的作品裡看到畢加索式的近距特寫，比我們對鏡自照還要近；還有他讓拍攝對象擺出的令人不舒服的位置，扯去銀幕或報章剪輯中閃亮的外皮。還有Penn的靜物攝影，讓人感到「之前有人來過」（比如葡萄酒杯沿留下的唇印，或是陰溝里撈起的碎石）。相對其它頁面精粹提煉後的美感，他很快在《Vogue》上開闢了自己的空間，提供了一種另類感受。

「Penn希望從根基上打破那種，認為照片展現的一切都該說處於理想及恆久狀態的想法，尤其是在這樣一本講述『美』的雜誌之中，」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Irving Penn作品回顧展聯合策展人Maria Morris Hambourg談道。

該展名為Irving Penn: Centennial（「Irving Penn：百年紀念」），已於上個月24日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開幕。她還表示：「Penn想打破這種看法。因為如果你是一名藝術家，你個人的經驗告訴你，這個世界遠比那些還要複雜，你還能繼續假裝嗎？研究一下相關文獻你就能明白，『戰後時期』關乎生存與否，過去你熟知的世界已經走到盡頭，很多人掙扎在苦痛之間。因為有Penn，我們現在會認為正在死去的花是美的，他對生死現實的觀點才讓他的作品如此深刻。」

飯後消遣（After-Dinner Games），1947年於紐約拍攝圖片來源： Condé Nast, Irving Penn

Penn還是一位真正的創新者。他引入了攝影棚閃光燈（Strobe light）照耀下的白色背景，令人聯想起空白紙頁，呼應Liberman對現代世界雜誌的觀點。還有詼諧幽默的美食照片，以藝術化風格擺放食物與新鮮食材進行拍攝；人物肖像充滿戲劇張力，捕捉了新幾內亞部族男性與頭戴面紗的貝都因少女的迷人魅力。此後不久，他的職業生涯被劍走偏鋒的美妝故事推至高潮：給模特面部潑灑牛奶來展示面霜；微撅紅唇上停留一隻肥胖黃蜂來展示何為「腫似蜂蜇的豐唇」（a bee-stung lip）；帶有魯本斯畫中人風韻、肥胖近乎病態的女性肖像——Penn試圖在街頭邀請她們合作拍攝時，有幾位還報了警表示受到威脅。

另外還有些專註靜物與鉑金印相工藝拍攝裸體肖像等個人項目；為美妝品牌倩碧（Clinique）的廣告拍攝任務（Penn與該品牌進行的長期合作亦給當今美國品牌宣傳廣告留下深刻烙印）；與日本設計師三宅一生（Issey Miyake）在1986年首次合作後，合作關係隨後延續了十幾年。

但《Vogue》才是Penn的主要平台與終身僱主，主要原因是什麼？正如英國時裝攝影師Norman Parkinson所說，「沒有雜誌依託的攝影師，就像沒有地的農民」。該雜誌也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早年他為1934年至1954年在美國版《Harper』s Bazaar》雜誌藝術內容總監Alexey Brodovitch擔任助理，這就意味著他擁有超越單頁影像製造的天賦技巧，無論是人物肖像、人種研究還是Jell-O果凍廣告（Penn曾短暫擔任其廣告圖像創作）都是如此。

「當然了，Alexander Liberman從來不相信攝影是真正的藝術，」Morris Hambourg表示，「他也不希望Penn半路出家進軍純藝術領域，而是希望他能成為藝術與工藝的新聞記者。他希望Penn還是那個具有藝術與匠人氣質的新聞記者，新聞性是很重要的特質。」

「他與Liberman共同創造的作品已經超越了最初產生的媒介，」英國版《Vogue》的展覽策劃人、特約編輯Robin Muir表示，他還將與Penn的會面稱為「與歷史面對面」。他將藝術引入時裝攝影，並為時裝攝影帶來了自愛德華·史泰欽（Edward Steichen）從未存在的嚴謹與清晰。他談起時裝攝影時就好像藝術是天然存在於此的，這一點很罕見，因為很多攝影師完全不關心時裝攝影，好像這一領域地位低下似的。我發現斯諾登伯爵就是這樣，甚至像Mario Testino這樣的攝影師在展示自己的作品的時候好像也很痛苦。他們出版了所有這些棄用照片的攝影集還有那些『只為自己做的東西』，但是時裝這部分，總會覺得沒什麼尊嚴。」

Muir亦是第一個承認儘管Penn身上多年籠罩光環，但他的職業生涯亦有些許階段水準略低，這便是1960年代時期。在那時，《Vogue》雜誌經營出現困境，雜誌開版與頁數都縮水，終究難以成為珍貴攝影作品特別有效的傳播媒介。直到後來Diana Vreeland上任，將該雜誌改造為充滿年輕、色彩繽紛的波普文化與上流社會氣質的雜誌。Muir說：「我覺得他沒辦法理解Diane Vreeland那個可怕的世界——全部都是沃汝莎卡（Veruschka）膨大的髮型啦，那不是他。」Maria Morris Hambourg也很同意這個觀點：「她和Penn是完全相反的兩個人，Penn是很古典，很講究自我控制的。」

1962年，Vreeland為雜誌引入了攝影師Richard Avedon（她在《Harper』s Bazaar》時的合作夥伴、Penn的競爭對手），Penn面臨的局勢又緊張了。「Avedon更加契合她的風格，」Morris Hambourg說，「我認為他的到來確實讓Penn變得極度不安，就像是讓他最大的競爭對手在家門口野餐。這應該是他的一個轉折點，從雜誌轉移到他自己的藝術世界中去。在某種意義上，我覺得這就像是他被降了一級。」

到了1970年代與1980年代，Penn為該雜誌再次帶來了更驚人的精彩肖像，以及一系列美妝、健康與美食版塊更充滿戲劇張力的奇異圖像。與此同時，Avedon幾乎拍攝了每一個雜誌封面，直到Anna Wintour在1988年從她手中接過主編一職，Penn再次成為了稱霸該雜誌的常客。

「到了職業生涯的這一步，Penn對多幾張照片已經沒興趣了，」Penn在《Vogue》十分信賴的時裝編輯Phyllis Posnick表示，「他想擴大自己的作品集合，Anna則希望他每一期都能發一張照片。」1995年，Penn重新開始使用自然光拍攝，他那些風格沉靜肅穆的作品要經數小時甚至數日才能完成，再次成為這本主要被商業攝影填滿的雜誌頁面，直至他在2009年去世。

從1960年代到Penn去世前，Polly Mellen、Marisa Berenson、三宅一生、Phyllis Posnick、Julien d』Ys、Caroline Trentini這6位與他關係最為密切的6位合作者，將與我們分享他們與這位充滿神秘色彩的攝影師共度的時光。

穿披肩的Naomi Sims（Naomi Sims in Scarf），紐約，1969 圖片來源： Condé Nast, Irving Penn

Polly Mellen

現年92歲的Polly Mellen事業之初在《Harper』s Bazaar》追隨傳奇主編Carmel Snow，之後與時任《Vogue》主編Diana Vreeland聯手振興該雜誌，隨後在雜誌主編Grace Mirabella、Anna Wintour手下工作。她從1960年代開始與Irving Penn合作，通常進行高級定製時裝大片的拍攝合作。

「每當想起Penn，我會想到完美、紀律與極大的尊重。我們合作的拍攝幾乎都是在巴黎或紐約的攝影棚里完成的。有段時間Penn同意為Chanel的系列拍攝，那次是Vreeland女士與Alexander Liberman在巴黎組織起來的拍攝。當時Coco Chanel本人還在世，她堅持用自己的模特。Penn和我說：『Polly，我不能拍她們——太丑了啊！』她們還真是丑。他就說：『我很喜歡這些衣服，但要還是這些模特來拍，我就不幹了。』最後，他的好朋友Alexander Liberman勸他還是要用Chanel的模特，要不然Chanel衣服都不借給我們。後來開始拍攝了，你知道我看到了什麼嗎——「天哪，他只拍到她們脖子以下！」他這樣拍，也不會讓她們之中任何一個人轉開身子或是完全走開。要完全保證她們的臉不出現在畫面里，他對如何做到這一點瞭然於心。圖片很棒，Penn總是很有自己的一套。」

Ungaro Bride身體雕塑藝術（Ungaro Bride Body Sculpture，Marisa Berenson演繹）, 1969年於Paris拍攝圖片來源： Condé Nast, Irving Penn

Marisa Berenson

Marisa Berenson是Elsa Schiaparelli的孫女，在少女時期見到Diana Vreeland進入模特界。Irving Penn在整個1960年代在白色布景前對著她反覆拍攝，而她與Richard Avedon的合作也很密切。早在1969年，Berenson就首次以全裸姿態登上《Vogue》雜誌封面。後來她轉型成為演員，出演了庫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巴里·林登》（Barry Lyndon）與維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的《威尼斯之死》（Death in Venice）。

「Diana Vreeland喜歡Penn給我拍照的方式，那時候他的照片每一期《Vogue》都會登，所以我們就開始一起工作了，在1960年代我和他合作是最多的。他拍我，就好像拍攝靜物億元。你必須得一連坐著好幾個小時擺姿勢，就好像某種神聖的教會儀式。沒有任何音樂。一切都很安靜，沒有人抽煙也沒有人笑，工作室里幾乎沒有其他人，只有一位助理，有時會有一位編輯——那時候，除了某些特殊髮型什麼的，我們通常都是自己給自己化妝。與Avedon拍攝更有意思一些！他會希望你在很多不同的地方跳動起來，你要充滿生命的活力，Penn就比較安靜一些，Avedon就是那種很歡快、很活躍的個性，他很喜歡走出門去。Penn是那種比較喜歡沉浸在自己很特別的世界裡，非常內向的個性。」

「1969年，有位名叫Jose Barrera的珠寶設計師找到Diana，向她展示自己的作品。Diana特別喜歡，就問他你想怎樣去拍攝這條他設計的項鏈，『我應該會讓我的太太不穿衣服戴上這條項鏈來拍。」Diana立刻拍板：『就這麼定了！必須讓Marisa來拍。』在那之前，我從來沒拍過裸照，《Vogue》也沒發表過任何一張裸照。但是我必須要說的是，與Penn一起拍攝，你從來不會感到不舒服，因為你會感到好像在為波提切利（Botticelli）或布歇（Boucher）或魯本斯當模特，他實在太紳士了，所以你不會覺得自己在拍什麼很露骨的照片。他真的很自然，就是覺得自己正在創作一件藝術品。照片發表了之後，Avedon也給我發來了措詞很體貼的電報，祝賀我拍出了一張美麗的照片。大家都覺得很美——但是我祖母就不太高興了。她說出身好家庭的女孩怎麼能給《Vogue》當裸體模特呢！但到了1960和1970年代，生活方式還有生活藝術，發生的變化太大了。所有人都能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去表達。那是創意的黃金時期。」

兩位三宅戰士（Two Miyake Warriors），1998年拍攝於紐約圖片來源： Condé Nast, Irving Penn

三宅一生

東京設計師三宅一生（Issey Miyake）在1970年代躍升為紐約與巴黎的創意新銳，創造出結合東西方感性、帶有強烈雕塑感的時裝審美。他與Irving Penn的合作始於1986年，持續超過12年，亦屬該攝影師的私人項目之一。

「還是學生的時候，我最早是通過Penn先生的作品認識他，對他肅然起敬。我從作品中看到了他們傳達真相的巨大力量，他的照片還具有那種很原始的力量、能量與誠實。1986年，我開始與Penn先生合作，我們這段合作關係叫做『A-UN』（分別是梵文字母表第一個與最後一個字母）。因為這對我來說就是『A』、對他來說是『UN』。他的『UN』反過來藉由他自己給到我，也變成了我的『A』。想起來蠻好笑的，我會把我們的關係比作守衛在佛寺門前令人害怕的『哼哈二將』，從來不對話溝通，永遠沉於靜默。這是一種靜默的溝通。」

「我們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合作。我把我的系列和我的左膀右臂Midori Kitamura（北村みどり）送去紐約，相信Penn本人做出的選擇，以他的眼光去拍攝衣服。他後來寄回給我的照片，呈現的也是他對我的信任，還有他的想法、評論和願景。每張照片都會讓我驚喜，而且看到自己的設計透過他的鏡頭，又帶給了我新的視角、新的想法和新的能量，這都會幫助我前進。在拍攝之前，他都會畫上一些很棒的草圖，我還記得他對類似通心粉、芝士等簡單食物的熱愛。想起Penn先生，我想到的還有『老師』。」

小眾面霜（Cult Creams）1996年拍攝於紐約圖片來源： Condé Nast, Irving Penn

Phyllis Posnick

《Vogue》的執行時裝主編Phyllis Posnick在1970年代與Irving Penn相遇，那時候，她還是該雜誌的助理。她應Anna Wintour和Alexander Liberman的要求，開始與他合作，成為他值得信賴的靜物大片、專題以及驚人的時尚大片的拍攝搭檔，Liberman評價他們合作的作品為「令人停駐」。Posnick是《Vogue》最後一位與Penn合作的拍片編輯。

「Anna成為主編大約一年後，她要求我和Penn一起工作。她和Alexander Liberman都認為我們將是一個很好的組合。Alex寫道：『Penn不容易合作。最困難的時刻就是在拍片時，他特別的抵觸和猶豫。』他是對的！在他職業生涯的那個時期，Penn不想再拍照了，他想擴大自己作品的範圍。Anna希望Penn每一期都能拍片，但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學會如何和他一起工作，我們早期的合作也不是我們最佳的作品。在我們第一次拍攝之後，我們幾乎每天都在談論下一次拍攝的事情，然後再下一次拍攝。我去他的攝影棚，告訴他我們想要他幫忙畫插畫的文章或是我們希望他拍攝的時裝片，我一邊說，他一邊畫——通常畫的都是一些隨意的東西，與主題無關。但確實如此。他或許是頑固的、難搞的、反常的，但他也是耐心的、善良的，會巧妙地讓我開口說出自己的想法。通常從我們第一次談話到拍攝當天，需要兩個多月的時間。」

在每個問題上都想要一張賓夕法尼亞州的照片，但是我花了一些時間學習和他一起工作，而我們早期的合作並不是我們最好的選擇。在我們第一次（不要拍攝）之後，我們幾乎每天都在談論關於下一次拍攝的事情。我會去他的工作室，告訴他關於我們想要他說明的文章或我們希望他拍攝的時尚。當我說話的時候，他會畫 – 通常是完全自發的東西，似乎與這個主題無關。他可能是頑固的，困難的，反常的，但他也耐心，刺激，善良，巧妙地讓我開口說我的想法。通常從我們第一次談話到參加當天，需要兩個多月的時間。

「1995年，我們打算在巴黎拍攝時裝大片，我問Penn，他是否會考慮他在1950年代那些標誌性照片中使用過的那種自然光線，而不是他正在為我們的拍攝使用的閃光燈，他說：『好的，但只有當你找到那時候我在巴黎使用的工作室，光線才能通過骯髒的天窗透進來。工作室早就不見了，但是幸運的是，我們的巴黎編輯發現一個一模一樣的地方。使用自然光再次改變了他的照片，這也我們開始最好的作品的時候，在這次拍攝之後，他唯一一次使用頻閃的時候，是為了美食文章拍攝靜物，我懷疑他在拍靜物照片時最開心，因為美麗的模特或化妝髮型師分散他的注意力，我曾讀過一篇文章寫Penn需要『幾百個檸檬』來他的照片找到完美的那一隻，這是瞎扯！他從來不會去尋找『完美的』檸檬，而是要找到哪個檸檬完美適合他要拍的照片。那個檸檬可能是腐爛的，但他或許就視其為完美適合。我也聽有人說他的工作室就像一座肅穆的大教堂，但那個大教堂里卻有歡樂笑聲和發出吱吱聲的地板。」

「我們總是不停地聊幾個小時的天，從深夜的電視節目到政治上的愚蠢事件（他是一個反叛者），再到時尚雜誌未來怎麼走（他認為：未來不會像老日子那麼好），再到為什麼年輕女人穿著這樣的笨重的鞋子（誰知道呢？這就是時尚！）他的照片如何適應現代的《Vogue》、關於他的妻子Lisa的故事，以及關於我們的痛和痛苦——我的肩膀和腳。有一天，午飯時，我告訴他：我的肩膀很痛苦，連叉子都舉不起。『也許你應該嘗試下，叉的食物少一點，』他回答道。他有這強大的幽默感和精妙的思想。」

「他改變了我對過去自認為是美的看法。有一次我們在爭論一個圖片的方向，我反對他，因為我害怕他對大片的想法太極端了，他會告訴我：若是我們不敢做得不一樣，而是要做什麼平庸的東西，他寧願把照片槍斃了。我把這句話銘記在心，現在，每次拍攝的時候我都會聽到他的聲音：『這也太好了！』或是『這個嗲！』有時候，我想不到要做什麼的時候，我會想Penn會怎麼做，但我想像不到他會怎麼做，因為他的做法總是出乎意料。」

《Vogue》, 2004年5月號圖片來源： Condé Nast, Irving Penn

Julien d』Ys

Julien d』Ys是著名的「髮型藝術家」，他在1990代和2000年代與Irving Penn合作打造了了許多《Vogue》的時尚大片。他與Comme des Gar?ons和John Galliano的長期合作使他超脫了商業髮型師的行列，2005年以來，大都會博物館時裝學院舉辦的年度展覽上，他一直都是人體模特髮型和頭飾的負責人。

「每次我和Irving Penn一起工作，都是特別的體驗。我有一個擺滿我自己東西的角落。我到達時，他會向我顯示我的桌子，我會用各種材料、膠水、油漆和假髮片，用每種材料來建立新的東西。我從來不知道我們會做什麼。這都是自發進行的。有時候，它已經超過了一般拍攝的需求——他會希望髮型像雲彩一樣。有一次拍攝，我記得好像是扮演伊麗莎白一世的凱特·布蘭切特（Cate Blanchett），化妝師Pat McGrath正在設計妝容，一切都是在自然光之下拍攝完成的。當我看著他時，他正在慢慢地移動，因為光線在變化。這有一種非常強烈的儀式感。沒有電腦、沒有修圖、絕對靜默。每當有人走路時，我們都可以聽到地板上發出的吱吱聲，我們只會聽到他安靜的聲音，說『看點啥」，人物臉上的造型就變了。」

「有時候我和攝影師一起工作，在我面前看到的實際東西和我想在紙上看到的東西完全不一樣。有了Penn，你看到的一切都所見即所得，沒有修圖，你必須和他一起工作——一旦他出來看著頭髮，說：『我什麼也看不見。』我就得重新開始，我從他那裡學到很多東西，比如如果他從下方拍攝的話，如何考慮相機的角度，每一根頭髮或每條絲帶對他都很重要，所以一切都要是對的。當他為《Vogue》拍攝妮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封面時，他說：『封面圖上不能用任何標題字樣』——然後，他們真的這麼做了。這真是太棒了！在某種程度上，就像和川久保玲（Rei Kawakubo）一起工作，即使現在，我在負責「Comme des Gar?ons的大都會展的人體模特時，還有一些作品讓我總是想起 Penn。我會覺得：『他會高興拍攝這些作品。』」

Caroline Trentini

在他走向生命盡頭之前，Penn正在為《Vogue》打造一些特殊圖像打打零工，並以與幾位可以坐幾個小時的模特一起工作而聞名。在2000年代，巴西模特Caroline Trentini成為他最喜歡的模特，她總是在其雄偉的肖像鏡頭前坐下，以展示那些奢侈的定製長袍或戲服般的時裝，直到2009年Penn去世。

「當我還在20多歲時時，開始和Irving Penn一起工作，顯然，我第一次很緊張，他就像一個老朋友一樣進來，輕輕地、禮貌地對我說話。我愛上了他，因為我以為他是一個很強勢的人，但他的一切都是如此可愛。紐約市那麼忙碌，但他的工作室卻如此平靜安詳。他的工作室就像一個靜謐之所，一切都慢慢移動，非常平靜。當我們拍攝時，我只會和他產生互動，在背景中聽不到任何其他東西，你知道的，像外面的救護車鳴笛什麼的。我只是把自己鎖在那個地方，他會把我心情安靜下來，他說：『看一些美麗的東西』或者『看一些醜惡的東西』」。

「在拍攝之前，我們會穿上衣服進行排練，但沒有化妝或髮型，他會拍攝寶麗來照片，然後在拍攝的那一天，他就會知道他想做什麼，如果他不滿意，我們就在第二天繼續。圖像就在他的腦海中，他會畫出來，直到得到了這張照片之前，他不會停歇。那個時候，他年紀已經很大了，工作室里有一張小床，他會在拍攝間隙休息一下。現在，很多事情都不一樣了。如今，誰還會做一個拍攝綵排？通常，很多攝影師都不知道自己會拍出什麼東西，他們就那麼拍了就算了。Penn有辦法，是他自己的辦法，大家都尊重他的辦法。」

「我記得有時候我會帶著那些瘋狂的髮型和妝容回家，換回正規的牛仔褲和T恤在鏡子里看著自己，我在想：我不敢相信這發生在我身上。我記得Phyllis告訴我，當Penn看到我的一張照片時，他想到了他的妻子，這讓我哭了起來。我們進行拍攝的最後幾組照片的時候，我到的早了點，就去他的工作室外的咖啡廳，邊坐邊喝咖啡，我看到他慢慢地在去工作室的路上，穿著他的紐扣襯衫、牛仔褲和舒適的鞋子，是你在寒冷的天氣里會穿的那種。每個人與他擦肩而過，而他只是非常平靜地沉浸在自己的時間裡。這是我永遠珍惜的記憶。」

展訊：「Irving Penn: Centennial」展覽於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開展，至7月30日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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