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賢相》獲獎感言

除了戲劇，還能做些什麼？這是我們最近常常思考的問題，卻也沒有答案。

如果離開了戲劇，又能做些什麼？這個問題的答案一定有。倘若離開了戲劇，我們的生活必將是悵然若失。戲劇是一條朝聖的不歸路，戲劇也是照亮我們的幸福旅程的啟明燈。我們一起去採風，一起閱讀，一起品茗暢聊，一起與筆下的人物同歌共舞，最後，一起走進劇場，面對觀眾。因為戲劇，我們成為了一家人，風裡雨里，不離不棄。這一回，《大清賢相》一起獲得曹禺劇本獎，是相伴寂寞旅途、相守長夜孤燈後，來自上天的饋贈。

這些年，除了《大清賢相》，我們一起創作了閩劇《林則徐與王鼎》、崑劇《夫的人》、話劇《邯鄲記》、黃梅戲《鄧稼先》、戲曲《貴妃遠行》等六部作品。《大清賢相》大改九稿，小改近二十次，歷時近兩年，我們心無旁騖，砥礪前行。外面的世界，熱鬧喧囂，我們的窗前，安靜從容。無法隨波逐流，那就享受孤獨，不與他人紛爭，只跟自己較勁。《大清賢相》的每一稿，都是跟自己較勁的結果。我們深知，每一個悲歡離合的人物，都凝聚著創作者每一天的酸甜苦辣。

偏聽則暗，兼聽則明，這同樣適用於戲劇創作。《大清賢相》的創作周期，我們得到了許許多多戲劇專家的幫助和教誨。排練演出過程中，導演盧昂、黃梅戲大家黃新德等二度主創人員，也給予我們細緻入微的啟迪和提升。還有，安慶市黃梅戲藝術劇院的同仁，齊心協力，同舟共濟，是這台戲成功的保證。

說是感言，實則感恩。

我們在杭州安了家。是杭州這座城市的天生麗質，滋潤了我們的創作靈感；是杭州、乃至浙江文化領導的包容和大氣，給了我們在中國戲劇的天空自由翱翔的動力。杭州是斑馬線車讓人的典範城市，如此現代文明的禮讓，與安慶桐城六尺巷的「讓他三尺又何妨」，恰是異曲同工之妙。

我們為安慶寫的這部戲。安徽、安慶的宣傳文化部門，對於戲劇創作的扶持，不是停留在語言上，而是以具體的行動，為創作解放思想，為劇組解決困難，為黃梅戲事業不遺餘力。

感謝中國劇協《劇本》雜誌社的慧眼垂青，感謝的人還有很多。其中，有一個名叫謝艷春的編劇，是我們的母親。她放棄了自己的很多創作時間，幫我們打理家務、照顧孩子，讓我們沒有後顧之憂。我們的獎盃上，至少銘刻著她的一半心血。

讓與不讓之間

——黃梅戲《大清名相》創作散記

·余青峰 屈曌潔

一

安徽桐城有個六尺巷。

巷口一塊巨石上，刻著張英那首膾炙人口的詩：

一紙書來只為牆，

讓他三尺又何妨。

長城萬里今猶在，

不見當年秦始皇。

據傳，吳家與張家為了一塊宅地，爭執不休。無奈，張家人向在京城當宰相的張英馳書求助。誰料想，張英的態度很明朗，不就是一塊宅地嗎？讓他三尺又何妨！

張家吳家就此互相感化，合修了一條巷子，後人美其名曰「六尺巷」。

如此佳話，正史並無記載，只是民間傳說。因而，也有人說，六尺巷的故事發生在河南、陝西。或者說，凡歷史上出宰相的地方都有六尺巷，宰相肚裡能撐船嘛！

那麼，假如不出宰相的地方呢？

忽然想起福建老家，也曾有類似宅地糾紛，鄰居蓋新房子，越線緊挨著我們的老房子，幾乎不留縫隙。那時，母親的肺都快氣炸了，與鄰居起了爭執，而父親則息事寧人，隱忍相讓。兄弟姐妹幾個也生氣，為什麼要忍讓？可是，一個無權無勢的家庭，不忍讓又能如何？

家裡若有個在京為官的「宰相」，得讓著弱勢群體；沒有，也得讓，不讓就繼續吵個沸沸揚揚，然後對簿公堂。

六尺巷的故事，因為有張英的打油詩，一下子崇高起來。然而，此等崇高，也包含著悖論。

其一，兩家糾紛的這塊宅地，到底是誰的？假如是張家的，出示證據，這事兒就解決了，不必馳書京城；

其二，吳家分明知道張家有個宰相，還不識時務地吵鬧，這不是拿雞蛋碰石頭嗎？也許那塊宅地是吳家的，因而據理力爭；

其三，張家馳書京城，希望張英能跟桐城地方官打個招呼，有「權勢壓人」之嫌。

種種悖論之外，幸好有張英的打油詩。不管引發糾紛的宅地究竟是哪家的，讓吧，讓他三尺又何妨！

讓，是一種氣度。

讓，也該有個限度。

二

剛接到重寫六尺巷邀約之時，沒敢應承。寫什麼呢？無非是把故事複述一遍，新意寥寥，頂多煞費苦心，把這個故事說圓些。或者，寫那個夾雜在兩家糾紛中的縣令，可能會有「左右為難」的喜劇效果，但最後還是脫離不了「當官難」之窠臼。沒有一個令人興奮的切入點，我們慎而又慎。

直到發現了張廷玉。

張廷玉，是張英的兒子，是康雍乾三朝重臣，也是史上唯一配享太廟的漢臣。

史有記載，雍正十一年，張廷玉的兒子張若靄（劇中更名為張若松），殿試高中一甲第三名。張廷玉身為主考，大為驚詫，請求雍正爺讓齣兒子的探花，不能委屈了天下寒士。就這樣，才華橫溢的張若靄活生生「降」到了二甲第五名。

有了這樣的記載，我們的創作靈感噴涌而出。張廷玉主動讓齣兒子的功名，比起張英讓出三尺宅地，似乎更有意味。

假如說，六尺巷的老故事不敢寫，因為我們還站在歷史的門外，思緒猶疑；那麼，寫一個全新的由六尺巷而生髮的故事，我們是迫不及待地走進歷史，走進張廷玉的心靈世界，走進儒家文化的精神凈土。

這台戲沿承了張英的家風家訓，聚攏了六尺巷的氣場氣韻。

這個張廷玉，是從六尺巷走出來的大清名相。

三

名相，首先在於為相之賢。佛家有「鄰於聖謂之賢」的註解。賢，與聖人相近，與聖人比肩，是德行高尚的人。如若不賢，何以輔佐三代君王？清官謂之賢，廉吏謂之賢，智者謂之賢，仁者謂之賢，這是基本要素，是張廷玉身上或者其文化基因里所具備的學識素養。然而，《大清名相》一劇並非是一出世俗意義上的清官戲，而是求索為官之道，試圖從哲學的高度探尋一個三朝元老的內心情致，何時該進，何時該退；什麼能說，什麼不能說，什麼頂著身家性命也要說；什麼該讓，什麼不讓。

劇中，張廷玉有三讓。

第一讓，兒子張若松升為內閣學士，張廷玉抱病向乾隆帝進言，認為父子同在內閣，於社稷不利，應該給別的棟樑之才讓路，不能什麼好事都落在張家。這是謙讓，是君子之風，山高水長；

第二讓，張廷玉七十七歲生日那天，其子張若松借來一幅古畫，且待臨摹之後歸還。誰料古畫中夾雜著諸多銀票禮單，是為「壽禮」。張廷玉深知陷入了一個漩渦。於是，帶著兒子，挨家挨戶連夜退禮。這是廉讓，是眼中容不得一粒沙子的較真，是對不義之財的無理由堅拒，是修身養性的儒家文化最徹底的詮釋；

第三讓，是在張廷玉為乾隆朝懲貪肅吏立下汗馬功勞後，為了平息亂象，穩住朝局，執意讓賢還鄉，更重要的是讓出了一生殊榮——太廟配享。這是智讓，是鞠躬盡瘁的三朝老臣，為了社稷江山、以退為進的一種智慧，是痛苦而艱難的抉擇，是浮名如浮雲的豁達，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大願。

張廷玉之讓，源自於儒家思想，也濡養於「讓他三尺又何妨」。讓之種種風度，不言而喻。但他不是什麼都讓，讓之中也有不讓，貪官污吏他不讓，小人戚戚他不讓，欺世盜名他不讓。正因其不讓，嫉惡如仇，劍指腐敗，樹敵頗多，躲在陰暗處的黑手屢屢出招，五十年的宦海生涯，張廷玉卻始終不曾倒下。也許有人會問，這豈非是不倒翁？

所謂不倒翁，往往都貼上了處世圓滑、巧言令色的標籤。而張廷玉這個「不倒」翁，在波譎雲詭的朝局更替中何以不倒？說到底，只有四個字可以支撐他的不倒——道德潔癖。

輔佐三代君王，張廷玉每天都勤勉辦差，從無過錯，康熙帝贊他是活字典，雍正帝誇他一天辦的事，別人十天也未必能辦好。這種數十年如一日的修為，是道德潔癖的基本要素；

張廷玉官居高位，潔身自好，從不擺酒做壽，從源頭上斷絕了請客送禮的歪風邪氣。再者，有好處從不考慮自己的兒子，家教近乎嚴苛，決不允許家族的榮譽沾染一點點的灰塵，這是道德潔癖的深刻內涵；

敢於同利益集團、惡黑勢力鬥爭到底，置個人生死安危於度外，為了國家利益不惜犧牲個人名譽，這是道德潔癖的終極體現。

四

現實生活中的許多細節，都與「讓」字息息相關。最常見的是行人過馬路的時候，開車者鮮有讓人。馬路上的擁堵，往往就是互不相讓造成的。什麼時候開始，國人不排隊了？不但不排隊，還理直氣壯地插隊。還有許多悲劇的發生，是因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口不積德，不知道退一步海闊天空的道理，最終斷送了性命。

曾經遊歷幾個發達國家，那兒的人們反而處處都在讓。電梯口等候，他們總是微笑著請你先進去；斑馬線前，汽車遠遠地就減速停下來，等行人先過；排隊的隊伍從來都是直線，不會分叉成兩三個隊伍；即便是你不小心踩了他，也是他先說對不起。有一回在布拉格，高速路上發生了一起車禍，隨後所有的車子都停下來，幾乎所有的人都衝過去救人。這樣的細節太多太多。那時那刻，讓人不由得反思，我們的文明，究竟怎麼了？

其實，讓並不難，難的是不讓。讓，是獨善其身，也許很多人都能做到；不讓，是對醜惡現象的主動抵制，是對無恥和不義行徑的嚴正鞭笞，是勇於犧牲個人利益甚至付出生命代價與歪風邪氣鬥爭到底的果敢和自覺。此種意義上的不讓，多麼可貴啊。

讓與不讓，是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標尺。有了讓，才有秩序，才有仁義禮智信，才有文明。就像六尺巷的古老傳說，很多事情不一定非得憑藉法律的武器來解決，道德的修行和約束力是文明之花的營養劑。不讓，最終的主旨是為了讓，為了道法自然，為了天下大同。

寫作《大清名相》，不只是為了歌頌古代的一個清官，更想在歷史和未來的交匯處，為今世注入如許營養劑。

（註：《大清賢相》演出時更名為《大清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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