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匪性—袁鴻博說國民性之流民（二）

遊民有哪些特性呢？

在古代的中國社會裡，「四民」受到嚴密的控制，宗法網路與行政機構雙重統治，一點兒也不給人們的個性以自由發展的空間。特別是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便用強力芟除了春秋、戰國以來士人們在各個領域所展示的雄風英采，這些士人們除了做統治者的馴順的工具和老老實實「以吏為師」外，沒有任何可供發展的選擇。如果稍有背離，等待他們的是各種刑罰。

在古代還有一部分人隱逸山林，逍遙自在，對於這些人帝王還能紆尊降貴，重禮延請，這是專制王朝留給人們僅有的自由空間。但到了朱元璋時期，隱居不仕就是瞧不起我，或者心懷怨望，隱居不仕者皆殺。社會個體的獨立性摧毀殆盡，奴性想野草般蔓延開來。

古代隱士

知識階層如此，更不用說一般的老百姓了。在百姓之間，統治者提倡相互「告發」，後來又發展成為一種普遍的告密制度，特別是「連坐法」實施以後，更進一步使得個人的一切都赤裸裸地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此後的兩千多年「皆秦政也」(譚嗣同語)，也即「百代皆行秦政制」。這種「政制」的關鍵在於，如何把老百姓管得服服貼貼，納糧交稅，做老老實實的如同羔羊一樣的順民。美其名曰「治國平天下」。兩千多年來，作為主導的社會意識的儒家思想，本身就是一種強調自我約束、反對「犯上作亂」的思想體系。這樣，處於主流社會的人們長期在外力和內心的自我壓力(這是統治階級實施各種教育的結果)之下，本來發育極不完善的個性萎縮了，進取的精神削弱了，彷彿成為被閹割的中性生物。

在嚴酷的皇權專制的統治之下，為了生存與安全，臣民大多奉行一種明哲保身之道。現實生活之中充滿了危險與殺機，動則得咎。老子形象地說：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道德經》）

老百姓在「聖人」(君王)眼中只是祭祀之後用完便棄置不用的草狗一樣，無足輕重，可以隨便踐踏。統治者用極殘酷的手段對付民眾，一人有罪，全家、全族乃至鄰里都會受到株連。「夷三族」、「夷九族」乃至「夷十族」，（明成祖殺方孝孺就是夷十族，在九族的基礎上加上了門生）是對於反抗者的嚴厲懲罰，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很少見的。

古代的種種肉刑的「科學」與殘酷，也是其他民族很難想像得到的。（美軍審訊基地組織的水刑，在中國簡直小兒科，讓你見識一下什麼叫凌遲、腰斬。。。。還是別說了，觸目驚心，晚上睡不好）皇權專制統治階級還通過種種制度(如戶籍制度、里甲連坐制度等)強化對老百姓的人身控制。士農工商有家有業，長期處於這種統治下，除了退守自保，別無選擇。老百姓沒有任何有組織的力量可以與國家權力相對抗，更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制衡國家的權力，沒有其他任何一種與此不同的生活方式可以作為參照(少數民族那種上下較為平等的部落生活，又被視為野蠻)，更沒有一種新的社會制度可供選擇。統治階級的思想家還在製造「君臣之義無可逃於天地之間」的輿論，使老百姓不敢產生一絲一毫的非分之想。老百姓除了採取最極端的辦法揭竿造反外，沒有其他爭取權利的方式，只有「忍耐」。皇權專制統治者對於平民百姓的身體與精神的雙重威脅和摧殘，使得老百姓凡事不敢為天下先。他們不僅缺乏實現自我價值的勇氣(大多數人甚至連想都沒有想過這個問題)，而且，喪失了生活的主動性，一切聽從命運的安排。這樣，中國的「順民文化」也許在世界上是獨領風騷的。兩千年來，在「順民文化」熏陶下的臣民使統治者感到安全與保險，也使他們理直氣壯地以全民的代表者自居，把那些無視他們設置與安排的遊民視為「莠民」，看成化外之民，必須時時刻刻加以提防。

一、有主動精神和進攻性

遊民無家無業，一無所有，處於社會的最底層，他們確實是被拋在統治者精心編織的網路之外。統治者的嚴密與殘酷的控制手段往往對他們無可奈何。遊民要生存，就要有意無意地破壞現有的社會秩序，甚至是觸犯王法(觸犯法網後，無非再亡命江湖，他們本來也就在江湖之上)。當「四民」中的某個人淪為遊民以後，他的生活第一課就是敢於冒風險，敢於無所不為，就像要想上梁山就要先有個投名狀(也就是要敢殺人)一樣，沒有這個膽量就生存不下去，就會餓死，就會被淘汰。久而久之，冒險精神就成為他們性格特徵的一部分。在反社會的行動中，在與皇權專制統治者的對抗中，他們顯得特別具有主動精神和進攻性，是現實生活造就了他們的群體性格。

《水滸傳》中典型的遊民李逵、魯智深、武松、石秀等，都是進擊精神最強的人，特別是在關鍵時刻他們決不猶豫，往往是採取「先下手為強」的做法。如魯智深拳打鎮關西，武松血濺鴛鴦樓、濫殺無辜，李逵劫法場，石秀跳樓劫法場等，都是先聲奪人，使對方沒有準備，難以反抗。

即使統治者的迫害並未直接降臨在他們頭上，為了生存和發展，他們也往往主動向統治者發動進攻，所以遊民問題是皇權專制統治者最感困擾和頭疼的。《水滸傳》的最末一回還寫到宋徽宗夢見李逵找他報仇，掄起雙斧，徑向他砍來，嚇得他出了一身冷汗。這個情節是具有象徵意義的，遊民是最令統治者感到不安全的。一些本來不是遊民的人，當他們墮入遊民的境遇時，其性格、心態都會發生變化。林沖的性格從委曲求全發展到勇於復仇，堅決主張進擊；從火燒草料場，火併王倫，到反對招安，可以看出他主動進擊精神的形成過程，這是與他的社會地位的變化分不開的。

二、非規範性

遊民與匍伏在角色規定下的「四民」不同，他們脫離了主流社會，失去了自己的角色位置。許多遊民無妻無子，沒有為人夫、為人父的職責，他們脫離鄉土社會，沒有宗親故舊的監督，也就不必顧及面子，更不會有恥辱的感覺。他們是沒有根柢，隨著時勢浮沉遊盪的一群；他們沒有地位，失去了社會的尊重，這樣也就不必違心地去做顧及臉面的事情。因此，他們是反對現存的社會秩序的，也不必考慮角色位置為人們所設置的種種規定。他們很少有固定的財產，有的甚至為一頓飽飯都要費盡愁腸。為此，他們極端重視眼前利益，不太顧及離現實較遠的後果。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他們很少有文化教養，也就沒有了文飾的習慣。一些為社會輿論所不容、被通行道德所鄙視的行為，他們常常不以為非，而且為了達到眼前的目的，也很少有固定的是非觀念；一些士大夫甚至普通人都要掩蓋的觀念和性格，在遊民看來沒有掩飾的必要。從這一點上來說，他們是很「真」的，但是這個「真」很少與「善」和「美」聯繫在一起，而是赤裸裸地表現出中國文化傳統的陰暗面。如果說儒家思想，特別是早期，抑制、縮小和掩飾了傳統文化中的黑暗面的話，而遊民則對傳統文化的黑暗面起了放大效應。總之，主流社會對於人們的種種規範，如果不是有嚴刑峻法擺在眼前，遊民是不太顧忌的。人們不怕犯罪，而是怕犯罪被抓到。遊民的思想意識和行為表現出強烈的非規範性。這些我們在《水滸傳》、《三國志演義》、《三國志平話》和其他一些反映遊民意識的通俗文藝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三、強烈的反社會性

遊民是被主流社會拋出的一群，他們一無所有，謀生艱難，又受到「四民」的歧視，甚至被驅來趕去，沒有安身立命之地。因此，他們反抗主流社會和既定的社會秩序幾乎是必然的。他們處在社會的最底層，他們意識到，只有在劇烈的社會衝突中才會改變現有的一切。他們不理會秩序，歡迎衝突，甚至歡迎劇烈的社會衝突和社會動亂。

遊民畢竟不是革命者，革命者在社會衝突中要改變社會，改變舊有的社會秩序，建立新的社會秩序，甚至要確立一種實現新的社會秩序的規則。而遊民在社會衝突中要求改變的只是自己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並不要求改變原有社會秩序的規則，更談不到創立實現新的社會秩序的規則。

神話小說《西遊記》中孫猴子說的「皇帝輪流坐，今朝到我家」，是遊民社會變革意識的典型概括。在中國近一千多年的皇權專制社會的中、晚期，充滿了這種衝突。在社會最底層的遊民不僅有可能通過反社會的動亂改變自己的地位，而且，在許多大規模的社會衝突中，不少遊民真的躍上了社會的頂峰，朱元璋及其手下的一批將領就是一例。遊民的反社會行為有其合理性，但是沒有什麼進步意義。他們當上皇上，實行的還是老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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