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史書有可信度嗎？這個家族為了堅持一個臣子弒君的事，因為一個弒字，被連殺三人

史書有—個功能是對當朝統治者起一定的監督和約束作用，這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中國古代史書有一以貫之的價值觀，這是從孔子著《春秋》時定下來的。遣詞造句都代表著褒貶，叫做「春秋筆法」，所以有「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之說，因為孔子維護的是正統的秩序，不容犯上作亂。例如臣殺君，叫「弒」，君殺臣叫「誅」。前者是大逆不道，後者是罪有應得。

大家應該都知道文天祥的詩：「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就是說春秋時期有兩個能堅持原則、堅持說真話的史官，齊國的太史簡因為大臣崔杼把齊莊公給殺了，在史書上寫：「崔杼弒其君」。崔杼說不能用弒字，他堅持用，就被殺了。那時候職位常是一家繼任的。他死後他弟弟接手他的職位，也堅持用弒字，結果也被殺了，另一個弟弟再接替這個工作，照樣堅持用「弒」字，也被殺了。三兄弟前赴後繼，就為了這一個字。最 私後崔杼手軟了，覺得不能再殺下去，就認了。所 以在《春秋》里記載是崔杼弒其君。這件事說明： 第一，他們非常在乎用哪個字；第二，當時的人還是有血性的。他們認定的原則，不惜以身殉職。據說另外還有一個別姓的南史氏，聽說此事後還 只準備去接著干，去撞刀口。後來崔杼罷手了，他才沒有去。那時候的人確實較真，把堅持他們認定的真理看得比性命還重。我們今天的是非標準和那時不同，看起來很可笑，為了用哪個字而犧牲性命。但他們認為這是原則問題，這是他們的道統。晉國董狐的事迹也差不多，不過沒有被殺，就不細說了。通常有「殉國」、「殉職」、「殉道」之說，而寫歷史成為一樁慘烈的職業，要犧牲性命，「殉史」應該算是中國特色。無論如何，這兩位史官為後來寫歷史的人樹立了一個標杆，中國古代修史以此為榜樣，堅持寫真事，不能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而瞎編，這是一個很好的傳統。

其實齊太史記錄的是當時眼前發生的事，應屬於新聞，而不是歷史。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統治者的言行載人史冊是給後世看的，關係到身後的名譽。是「流芳百世，還是遺臭萬年」，一般草民不在乎，中國士大夫卻很在乎——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當國者更在乎，他們特別在乎自己死後的歷史地位，史書上是把他當成明君還是昏君。要想歷史把他寫得好，就要做得好。做不好，在歷史上就會是昏君，亡國之君。所以對於皇帝或統治者來說，史書起到一定的監督的作用，使他們還有所敬畏。

歷史都是史官寫的，每一個朝代里都有史官。所以顧准說中國的文化是「史官文化」。也許就是從齊太史之後立下的規矩（我沒有考證），君主本人不能看史官如何記載他的言行，這樣，史官就可以無顧慮地如實記載，為後世提供真實的史料。這個傳統在皇權專制時期能保持近千年，很不簡單。到唐太宗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怕史官記下來，堅持要看自己的「起居注」，褚遂良等人頂不住，就破了這個規矩。後來隱惡揚善，歌功頌德的就逐漸多起來。不過總的說來，史官還是有一定的獨立性，心目中有一個榜樣，治史者對後世有一份責任心，對真相心存敬畏，不敢胡編亂造。另外，除了官史之外，還有許多野史、私家編撰的見聞錄。例如宋周密撰《齊東野語》的序言說：「國史凡幾修，是非凡幾易，唯我家歷史不可易」，因為官史受當時的政治鬥爭影響，有私心、有黨爭，常是以得勢者的是非為是非，只有他們家祖輩傳下來的實錄是可靠的。當然這也只是一家之言。在明清以降大興文字獄之前，這種苠間野史的刻寫、流傳還有一定的自由度。即使是修官史，主要是寫前朝歷史，不涉及本朝利害，可以客觀一些。其所依據的史料也包括廣為搜羅的野史，甚至民間傳說。而且史官們特別希望當朝皇帝能吸取經驗教訓，不能自欺欺人，因此也有寫真實的動力。讚揚前朝的開國皇帝，揭露過去亡國之君的弊政，都不會冒犯當今的在位者。所以，為我們留下的二十四史，還有相當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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