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鋒：儒生之德行、公共性和實踐性

儒生文叢」由蔣慶、陳明、康曉光、余樟法、秋風任學術委員，蔣慶撰總序，彙集了中國大陸儒家近年來的思想探索及社會活動成果，乃當代儒家新銳對中國及人類命運的深入探討和最新看法。自「儒生文叢」第一輯三冊（書目為《儒教重建——主張與回應》，《儒學復興——繼絕與再生》，《儒家回歸——建言與聲辯》）出版後，引發各界高度關注。孔子2563年暨西曆2012年10月29日，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在北京薊門橋主辦「儒生重現之文化、歷史意義暨『儒生文叢』出版座談會」，本文系經任鋒博士會議發言記錄整理而成。

任鋒：首先是表達敬意吧，向推動叢書出版的眾多朋友、道友付出的辛苦致敬！這套叢書的出版可以說是最近一系列事件的一部分，比如弘道基金、弘道書院的成立等等事件。它們都屬於一個長期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是最近二十年來以儒學為主幹的傳統在現代中國的復興。我想這是一個貞下起元的過程，整個過程將會很長遠。所謂勝殘去殺者百年也，我們剛剛處在這個過程的開端。今天在座的朋友以及沒來的任重兄都是這個開端的先行者，所以說我首先要致敬。

我主要講三點意思：儒學首先是一個德性之學，這是第一點。第二點講一下它的公共性。第三點講一下它的實踐性。時間有限，我就強調這三點。

首先是德性之學，或者說德行之學。我想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內聖之學，而是一個在個人身體力行中落實的修身之學，然後放之於整體的共同體中成就為一種經世事功之學。我為什麼要強調這一點呢？與儒生這個叢書主題有關，也與我們遭遇的文明敗壞有關。

今天這個社會，特別是我們見證的公共領域，如果打個比方，它有點微博化了。就是說各種信息、知識、思想蜂擁而至，以一種混戰式的、帶點娛樂化的形態呈現出來。人們在微博上爭吵攻擊，逞口舌之快。整個社會流行看客心態，鬧哄哄唱罷曲離散。而現實中各種敗德違道的現象屢屢挑戰人們的倫理底線，大家似乎又很無力。人們似乎很難很好地交流，很難形成文明的共識，較少見到躬行實踐的志士，更缺乏可以景從的權威或典範。政界、商界和知識界，莫不如此。但是一個真正的社會重建或者說共同體重建，究竟應該怎麼做呢？

從我們中華文明幾千年的經驗來看，儒家所提供的智慧恰恰是：從德性做起，以德行為根本，修身立己，然後逐漸擴展、演化，改進風俗、重鑄禮樂，最後匯聚成政治社會變革。它的起點、它的根基在於德性德行。我想在這背後是中華文明關乎天人之際的一些真機願力，歸總離不開一個能近取譬的實踐踐履，最後形成一種氣象和人格的典範。從夫子溫良恭儉讓開始就是如此，所至之邦多喜聞其言。乃至於傳統中相當基層的鄉先生，維繫一方風教。這種德行機制是文明社會的根基，滋潤著整個人群機體。當下世界問題重重，大家卻往往樂於鬥智辨理，拉幫結派。儒生、儒者、士君子，這種強調德行踐履的公共角色無疑是急切需要的。在今後中國公共領域的言論與實踐空間中，我們應該繼承儒家傳統的優良稟性與智慧，以一種溫良、中道、宏毅的精神去對治當下中國的暴戾、偏狹和浮躁。公共治理的智慧與技藝就是在這種德行精神中逐漸生長的，此所謂「徒法不足以自行」也。我想這既是作為一個儒者的自勉和警醒，也是對於更廣泛意義上社會化和政治化過程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前提。這一點正是當前知識精英、文化精英、政治精英最為缺乏的。

我現在因為一些特殊機緣，在北航和姚教授參與推動了一個通識教育的實驗。內容之一就是所有大一文科生必修《論語》。我上課的時候，向同學們建議練習一個禮儀，就是向夫子像行禮。我並不強迫每個人都參加。但是基本上，一個班從一開始就能有近三分之一的同學自願參與其中。我想經過這樣一個學期，大部分同學都能夠有機會行禮。這裡面蘊涵了一種對德性之學（踐履）的期待和重視。我想對九零後或者是對未來更廣泛意義上的人群來說，讓他體驗敬畏、體會尊重、品味到德行信念在自己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可能是比知識、比理性、比思辨更為重要的東西，一種或許為將來創造一種更好的公共氛圍、公共理則的實驗和探索。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儒家的公共性。其實我們儒家的傳統，在之前的故國文明中，雖然以一家面貌出現，實際上卻是承載了我們這個傳統、這個共同體的公共機制，發揮核心的公共機能。扼要來說，儒者有開放的心胸來消化吸收其他的學問、知識和思想，無論這些是佛老，還是法家墨家諸子百家。從知識上如此，在社會上也是如此。它提供了對於各種經濟精英、文化精英、政治精英以及職業群體的一種凝聚、整合、鑄造的機制，這個機制也貫穿到地域、族群、信仰等等不同的層面。正是由此，才有「為生民請命」的宏願，才能不斷實現「舊邦」與「新命」的結合轉換。無論漢儒、宋儒，還是明清儒者，都為這個公共性事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儒家在現代被意識形態化，或者被宗教化，這或許是現代轉換中難以避免的一個過程。然而，自其真機願力來說，大儒者應當再次弘揚儒家的公共品性，避免只是接受意識形態化或宗教式的處理。它必定還能在人心和公共治理機制上再度承載起凝聚共同體的重任，也就是再度完成「舊邦」與「新命」在現代中國的轉換結合。現代中國的立國之道，應當是在儒家為本的傳統基礎上中道地吸收西方文明的積極經驗，尤其是後者的現代轉型智慧。在這個意義上，我不斷重申儒家與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的會通，提倡儒家與自由主義的憲制會話。憲制構造的現代奠定仍然是一個未決之解。從儒家來說，現代中國的立國本就是吾儒事業的新命，繼三代理想、漢宋立國之後的又一次挑戰。在這個意義上應當重視我所謂「憲政儒學」的傳統啟示。從自由主義來說，應當認識到儒家關於憲政傳統的豐富智慧，在此基礎上接通西來視野，予以落實提升。當下的儒家憲政主義能夠為現代中國的立國之道提供深遠的動力激勵機制，為政治轉型提供德行、智慧和技藝的保障。

要實現這個使命，儒家要將道統理念落實為現代中國的公共信仰，為各種意識形態和宗教論述提供一個更為宏闊廣遠的框架背景，凝聚現代國人的公是公非。儒家的自由主義、儒家的社會主義、儒家的宗教信徒能夠共享這一公共信仰（「大經大法」）。此外，在學統上一方面重建經世之學、義理、辭章之學的規模，另一方面積極融會現代西方傳來的各種學科知識，尤其是政治學、社會學、法學與經濟學等，促成其本土化，為中國轉型提供更為貼合的解釋與實踐謀劃。

第三點就是儒家的實踐性。歷史上儒家之所以生機不斷，在於道學代續，更在於知行合一。這一點我非常贊同剛才文明兄所講的一定要有「議程設置」的能力。不僅是發聲，不僅是主動的發聲，而且是要做事，就是曾文正公一樣的做事之人。這一點要比知識、理性、信念更難，真正考驗我們的信念願力與智慧謀略。比如最近我們設計一個社學社約的實驗，想在城市社區推動文化建設基礎上的社會自治。就需要各個層面上的人才，與地方官員、商人、普通百姓打交道。你的理念和道學如何能真正發揮影響力，最後帶動社會社團的良性運作。這方面單純的學院心智或者理想的儒生信仰都不足以支撐。推而廣之，還是如《大學》所言，修齊治平，這是一套實踐的技藝，包括制度、謀略以及道學，都是儒者德行之義。今天的政治文化精英，尤其是知識分子，應當思考如何真正地內在於民情民風，予以改進提升，發現問題，發現解決之道。對於社會公眾來說，應當促成一種儒家公民的公共品質或公共人格。做到道器兼修，不僅在各自的職業社會領域成器成才，也能夠發展出優良的公共素養，和而不流，爭以射禮。這是對於士君子傳統的光大和轉換。儒者、儒生，應為此表率。

總而言之，德行之學、公共性和實踐性，是值此儒生再現之際我想表達的三點意思。希望與大家一起努力，為中國為天下恪盡我們的天職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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