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哈尼獲勝會帶來什麼？

魯哈尼連任伊朗總統

伊朗的選舉是不是一場無用功？

文｜哈米德·達巴什

譯｜徐亮迪

校對｜伍勤 任其然

編者按

剛剛結束的伊朗大選中，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捍衛者魯哈尼獲勝了。在哥倫比亞大學伊朗研究的教授哈米德·達巴什看來，伊朗大選無異於美國的特朗普與希拉里、法國的勒龐與馬克龍式的困局。達巴什富有洞見地把民族－國家在伊朗的語境中拆解成了「民族」與「國家」兩種勢力，訴求民主與自由的「民族」受制於神權「國家」的統治。看似代表民族（nation）與國家（state）對抗的魯哈尼，並不是上帝給伊斯蘭神權統治中公民自由和民主解放事業送來的禮物。正相反，他是最典型的內部人士——深藏於伊斯蘭共和國的核心當中。達巴什認為，魯哈尼代表的是一種無奈之選。而真正的替代性選擇，則在這種對立的縫隙中不斷受到擠壓，愈發難以成為可能。

伊朗又經歷了一次總統大選。這場選舉，處於伊朗神權統治歷史上的又一個關鍵節點。神權政府統治的是一個躁動不安、雄心壯志的民族，而政府則試著不斷束縛住這種遠超其有限想像的文化。

無論是身處伊朗國內還是國外，伊朗人的思考，再次被一個令人內心不安的問題佔據：這種選舉是不是一場無用功？這些選舉會不會帶來改變？對整個民族的命運來說，選舉會不會產生實質性後果？

對這些問題，一些人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們說自己會去投票，其他人則說他們不會去投票，因為他們的選票對結果毫無影響，他們也不想通過這樣的方式合法化一個他們眼中欺騙性的、不合法的國家政府。僅僅是幾年之前，在一個類似的場合，他們高聲質問「我投的票去哪了？」，而他們得到的回答是棍棒、逮捕……他們為什麼還要在乎？

但事實上，我們都能親眼看到：每一次的伊朗選舉都是兩場而不是一場選舉：兩場完全對立的民主遊戲表演。一場是由國家一手導演的，而另一場則是整個民族感受到的。這兩場表演的場合和情況是一樣的，但是它們的結果卻是完全不同的。

國家導演選舉的原因很簡單：宣稱自己是民主的，因而是合法的，因此它能夠在該地區的地緣政治上加強自己的手腕，維持伊斯蘭革命的成果，使伊斯蘭共和國永久存續，進而讓人們永遠遺忘大約四十年前（1979年革命）與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成立時所經歷的動蕩。

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伊斯蘭武裝力量在街頭示威遊行。

民族被國家統治，但是，民族卻將完全一致的景觀用作完全不同的政治展示：公開展現，並戲劇性地宣告自身存在。

無論他們是真的投票，還是公開宣稱自己不投票；無論他們投票給誰，他們都會成群湧上自己國家的街道和廣場，來佔據通常他們不能進入的地方。毫無疑問，每經過這樣一次選舉，國家總是獲得了它想要的東西：含糊的合法地位。但是民族也得到了它想要的東西：一個能夠展示自身存在、堅持、在場、力量和主導地位的機會，並且明確他們絕不會失去歷史上給予他們的權利。

拆分民族－國家

我在我最近的兩本書《無國界的伊朗》（2016）和《民族的重生》（2017）中，力圖在理論上拆分（decoupling）殖民時代創造的概念「民族-國家」，將它拆分為民族和國家兩股力量，並且展示出：只要我們拆分掉這個虛假的概念，我們就能更好理解我們的行為。這場或無論哪一場伊朗的選舉，都是使用這種拆分的清晰例子。

如果你看過或者聽過最終當選的候選人——現任總統魯哈尼——所投放的競選廣告的話，你可能立即就發現，它只是在虛偽地迎合整個民族意識中最普遍的基礎。但你還是有可能想不明白：他是怎麼獲得這些信息的？為什麼他這麼積極地傳播它們？誰寫的廣告詞？誰剪輯的這些視頻？誰寫出了這些公共演講稿？這些東西是為了吸引怎樣的情感和信念？

支持魯哈尼的伊朗民眾

讓我們用最憤世嫉俗的方法來考慮魯哈尼的競選，假設所有的東西都是他假裝出來的——從維護女權到指出他的伊朗核問題協議的成功，從維護人們幸福和快樂的權利，到承認少數民族的權利，等等。假設他說這些只是為了能夠當選，而不是真心話。那麼為什麼是這些的言論，為什麼他和他的競選團隊認為這些特定的說法——能夠吸引中產階級最關心的事情的說法——會真正得到選票呢？

魯哈尼當然是贏得了選票，但即使這種政治論調無法贏得選票，也必然會安撫強大的民族意識中一些極其不安的成分。在這個民族中，能夠獲勝的話語是由它的人民而非它的統治者決定的，特別是這些話語是由一個已經嚴格被國家審查過的候選人說出來的。

如果你想知道這個國家的統治話語，那隻要去聽聽萊希和卡里巴夫這兩位魯哈尼的主要競選對手的說法就行了。只要你聽過了他們說話，你就會發現，這個國家從左到右、從上到下都知道伊朗民族中發聲最有力的中產階級精英和他們的意識形態技術想要什麼，厭惡什麼。

5月16日，在伊朗首都德黑蘭，伊朗總統候選人萊希在競選活動上發表演講。

現在我要提醒：魯哈尼可不是上帝給伊斯蘭神權統治中公民自由和民主解放事業送來的禮物。正好相反，他是最典型的內部人士——深藏於伊斯蘭共和國的核心當中。在神權統治的核心當中，伊斯蘭共和國的意識形態建制完全了解民主的渴望在他們無情統治的民族之中到底立足於何處。

以前可能是哈塔米，或者穆薩維。這次是魯哈尼，他是完全清楚的。

因此，相比他有關公民自由和社會幸福的甜言蜜語，魯哈尼更注重保存伊斯蘭共和國中殘酷的國家力量，但是這一點完全沒有關係。有關係的是，民族運用國家的方式，就像一個口技表演者運用他的木偶來說出「木偶的想法」一樣。在這個民族中最強有力的中產階級選民渴望著，也得到了這種語言，得到了這種政治，得到了國家中最高等級的神權政府官員對自己罪行的坦白。魯哈尼可能會履行他的承諾，也可能不會。但是他從民族中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那裡借來的語言，對伊朗身體政治的健康是有利的，因為即使在跑步機上跑步不會讓你到達任何地方，你還是鍛煉了你民主的肌肉。

民族與國家的角力

但是「民族」不是一個單一的事物。它是一個辯證的命題。它有性別區分、階級區分、人種區分和種族區分。我們絕不能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話語和政治，錯當成整個民族多層次意識當中動態的歡騰。

魯哈尼是徹底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踐行者。他是美國的希拉里和法國的馬克龍加在一起的產物。基於他與六個國家（五個常任理事國和德國）達成的核問題協議，他能將伊朗市場為外國投資打開，加強中產階級，降低失業率，完全無視社會中的貧困部分，並保存伊斯蘭共和國的意識形態基礎。魯哈尼的對手，萊希和卡里巴夫是反啟蒙的、本土主義的騙子。就像勒龐和特朗普一樣，他們唱著窮人的歌，卻一手將富人都吸收到自己這一邊來。

希拉里和特朗普

勒龐和馬克龍

伊朗自1979建國到現在，在短暫而麻煩不斷的這段歷史中，國家已經成功在忠於它的人當中挑起了嚴重的內部鬥爭。儘管魯哈尼、萊希和卡里巴夫都是建制候選人，他們之間卻有嚴重的不同，選出不同的人，其後果會有顯著區別，這種不同的程度，就與馬克龍和勒龐、希拉里和特朗普之間的不同程度類似。但是在美國，在歐洲，在伊朗，用某種方式被系統性地去除掉的，是真正的替代性選擇：美國的桑德斯，法國的梅朗雄或者哈蒙，以及伊朗的穆薩維。

當然，這些例子並不完全類似。但它們的確指向一個簡單的事實。你把勒龐扔給法國人，所以法國人選擇了馬克龍；就像美國人將特朗普擺在了腐敗的民主黨的對立面，而民主黨能提供的卻只有希拉里。在伊朗，現在的情況也是這樣：把萊希和卡里巴夫這種腐敗的騙子扔給伊朗人，他們就跑去選魯哈尼了。

顯然，如果萊希或者卡里巴夫當選，情況會明顯不同。支持魯哈尼的，大多是希望出現一個強力的中產階級，希望經濟繁榮的同時，也會帶來資產階級公共空間的擴展；而支持另兩個候選人的，是國家中最邪惡的勢力，是黑幫，是想不給資產階級公共空間讓步的情況下，通過操縱經濟系統來獲取所有經濟利益的人。

以魯哈尼為代表的改革派和萊希、卡里巴夫為代表的保守派，儘管來自不同的背景，只會保持現狀，並進一步壓迫真正的替代性政治話語，直到其徹底消失。

地緣政治因素

要不是2009到2010年伊朗發生「綠色革命」（由目前已經被軟禁的穆薩維領導），我們恐怕就要說，在美國及其阿拉伯和以色列盟國所提出的「推翻政權」之外，伊朗很難有真正改變的辦法了。但是綠色革命確實發生了。穆薩維作為伊斯蘭共和國的總理，真的起來領導了一次規模巨大的社會運動，對抗統治政權的既有權力。這種方式恐怕與美國所喜歡的推翻政權形式不同，但它的確為更激進的公民自由和社會正義帶來了更大的社會空間。但國家無情地壓制了這場運動，並軟禁了穆薩維。2009年這場決定性的選舉之後發生的一切，都會永遠處於綠色革命的政治失敗和道德勝利的陰影下。

2009年伊朗發生綠色革命，抗議選舉不公。圖右為伊朗前總理穆薩維的支持者手持穆薩維的畫像遊行。

這一地區的地緣政治也是這場選舉中同樣重要的因素。在經濟制裁的沉重陰影及長期存在的戰爭威脅下，在伊朗政權還間接地在數個地方參與戰爭的時候，廣大伊朗人從一端到另一端審視自己的鄰居，從阿富汗到伊拉克到土耳其再到敘利亞，然後他們又看到他們自己，與8000萬伊朗人一起，能每天在自己的家庭和好友身邊在和平中入睡，在和平中醒來。在這種環境之下，如果國家允許他們獲得一個穆薩維，他們可不瞎，他們會投票給他，甚至冒生命風險去為他上街遊行。但是他們正處於殺人無數的IS中間，處於由險惡的人民聖戰者組織（MEK）領導的惡魔般的海外反對組織中間，處於一場美國領導的領土入侵、佔領，與作為統治者的神職人員之間，在此情況下，他們每周的任何一天都會選出魯哈尼，任何周五還會選他兩次。這種辯證使美國和它的區域同盟、歐洲同盟者沒有了推翻政權、入侵伊朗的借口，同時又允許民族能夠進行投票這種民主練習——儘管這種投票僅僅是形式上的——並且將這些投票箱看作自己歷史鬥爭的成果。

在大約過去的四十年中，伊朗人都在與國家進行這種貓捉老鼠的遊戲。如果國家允許他們一寸，他們就前進一尺；如果國家把它血淋林的匕首拿出來，那麼他們就從國家的皮膚之下，從現狀中選出一個哈塔米或者一個魯哈尼。這樣的後果就是互相欺騙與反抗的辯證。國家始終擁有權力，為了保全自己，它必須在周邊危險的環境中保護自己的民族，但是民族卻不斷用更強有力的語言推動他們的民主意願，無論這種民主是多麼有限、表達能力是多麼微弱。最終的結果既不是美國那樣的「全面民主」——現在它有個成天妄想的暴君特朗普作為它的最高成就；也不是像土耳其，或者埃及，或者沙烏地阿拉伯——那些地方的民族所持有的民主抱負，必須與奧斯曼蘇丹制度，與軍閥或者古老的部落制度所指向的政治命運相爭。

感謝譯者授權海螺發表，未經允許，請勿轉載。

本期編輯

聶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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