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開鐐銬的蒙面舞者

在妖魔化的西方話語體系里，伊斯蘭意味著愚昧、專制、酋長國、原教旨、黑紗、本·拉登。用東方學者薩義德的話說，伊斯蘭總是被表現為一個在歐洲內部扮演著特殊角色的局外人。

可是，誰曾想到，一個伊斯蘭國家，竟然像模像樣搞了幾十年總統大選，而且秩序井然，政治穩定。沒錯，這就是伊朗，什葉派穆斯居多的伊斯蘭共和國，阿拉伯君主體制外的沙漠民主之花。他們一邊抵制著美國的制裁，一邊向民眾展示伊斯蘭版的美式電視辯論。

他們一邊解開宗教的鐐銬走向投票站，一邊蒙著讓人猜不透的面孔。

放眼中東北非阿拉伯國家，除了實行君主制的沙特、阿聯酋等國家外，類似埃及、敘利亞等實行總統制的國家政局極不穩定。要麼經常上演軍事政變，要麼陷入反政府武裝的四面楚歌，成為大國政治的絞肉機。好像在我們有限的政治常識中，如果不是君主立憲，就必是君主專制，如果是政教合一，就必是宗教專權。而在伊朗，這個既不是典型君主制，又不是典型總統制的國家，其對政治常識和政治說教的衝擊度，不亞於地球人碰見外星人。

今年的伊朗總統大選，與往屆一樣如火如荼。1600多名公民註冊參選總統，溫和派與保守派六大政治家打的頭破血流，剔除連任的燕尾效應（事實上，伊朗總統歷史上，除了第一任和第二任的短暫任期外， 包括魯哈尼在內的五位總統都是連任兩屆），現任總統魯哈尼戰勝挑戰者萊西贏得並不輕鬆。而在2013年大選時，魯哈尼也僅以剛過百分之五十的得票率當選。

但是，伊朗又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在議會和總統選舉中，憲法監護委員會（憲監會）行使著至高的監察權。不僅要對候選人進行資格的確認和篩選，還要對選舉結果予以確認。相比之下，選舉委員會只是他的操作機構。而憲監會的組成又是一個宗教與世俗妥協的產物。在憲監會的12名成員中，6名是由最高宗教領袖直接任命的宗教專家，另6名是由最高司法委員會提名並經議會確認的法學家。憲監會有權宣布任何議會通過的不符合伊斯蘭教義的法律無效，當然也有權對當選的議員和總統不予確認。伊朗憲法規定，當選總統最後還要獲得最高宗教領袖的委任函才能宣誓就職。

憲監會不是一個擺設，但也不能一手遮天。2009年大選時，伊朗改革派和保守派圍繞議會選舉展開激烈的較量。由保守派把持的憲監會以違反伊斯蘭教義和國家憲法為由，取消了大批改革派候選人的參選資格，從而導致117名議員提出集體辭職，引發了伊朗２５年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後來在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干預下，憲監會才重新審議被取消參選資格的候選人的申訴，原被取消資格的２５１名候選人得以參加第七屆議會選舉。

作為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哈梅內伊顯然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但是對洶湧的民意熱情投入的總統大選，似乎也僅能作壁上觀。當然，如果認為最高宗教領袖只是履行一下類似英國女王那樣的簽署權，那就大錯特錯了。2011年，魯哈尼前任內賈德就曾經因為情報部長的去留與哈梅內伊鬧起矛盾，最後不得不主動宣布效忠。而本次大選，哈梅內伊也多次不點名批評魯哈尼，令強硬保守派增添了信心。

在政治光譜里，民主自由與排他性的宗教統治幾乎是兩個極端，不可共存。一個遵從普羅大眾的政治選擇，一個是絕不容挑戰的精神與政治權威。但是在伊朗，宗教領袖表現出相當程度的政治謙抑，而將世俗政治空間最大程度地讓渡給民眾以及民眾選舉產生的總統。總統與宗教領袖之間，並不是簡單的凱撒與上帝。在凱撒身上，時刻可以看見上帝的影子。而在上帝的眼裡，凱撒也是教民的世俗權威。

伊朗的宗教領袖，貌似君主制的替代品。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在美國的支持下，巴列維王朝統帥的伊朗君主立憲制開啟了世俗化進程。這本來是件好事，可是，時任國王希望快速完成社會變革，推行世俗化的政策，實行政教分離，限制宗教上層的政治活動，取消宗教領袖的特權，將清真寺、宗教學校和聖地土地大部分收歸國有；關閉大量宗教學校，代之以世俗教育，從而招致宗教上層的強烈反對，並觸發了伊朗伊斯蘭革命，霍梅尼被擁戴為宗教領袖，開啟了今天的政教模式。

君主要與宗教劃清界限，實現社會去宗教化，結果因為觸犯宗教利益而適得其反。這個過程，在法國大革命的初期也上演過。但是，世俗化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權利再造、民主政治不斷深化的過程。這個任務，不會因為世俗化中止而停止。因為，在政教合一的體制下，宗教領袖的政治合法性不能完全託付於安拉，必須同時獲得民意的支撐，否則同樣會因為經濟的崩潰而被安拉拋棄。萬幸的是，伊朗宗教領袖對民意的整合，巧妙地利用了民眾在去宗教化過程中形成的社會多元、包容競爭的訴求。不僅如此，宗教領袖竟能跳出事外，而將沉重的十字架放在了民選總統身上，不得不令人由衷讚歎。

君主制下難以實現的普遍、平等、直接的選舉，結果卻在政教合一的堅硬土壤里開了花，這是一個極大的反諷。同時可以看到，儘管宗教滲透進了政治，但是在議會、總統、憲監會和宗教領袖之間，權力的分配與制衡也顯示了合乎理性的一面。

伊朗的政治走向還有待觀察，但是伊朗大選、政治模式的實踐和塑造過程值得深思。其實，意識形態與政治模式的選擇並無必然的相關性。即使是如伊斯蘭這樣高度組織化的宗教意識形態之下，也可以與政治模式保持適度的切割。

伊朗人認識到，只有藉助包容性的政治模式，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才能得以保存體面。至於這種包容性發展出的民主會否最終導致政教分離，尚難判別，但結果大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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