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蔣介石晚年最怕見到誰？

蔣介石不是民主主義者。他抓雷震、判他的刑，主要因為雷震主張民主和自由，反對他連任總統，反對他傳位給蔣經國。蔣介石站在民主和自由的對立面，從他對胡適的態度可以看出來。他本來是很喜歡胡適的，1948年國民黨舉行總統選舉時，他建議國民黨推舉胡適為總統候選人。此舉似乎表明他不貪戀權力，願意讓位，讓一位無黨派人士來當國家總統。但到了台灣以後，他表面上對胡適很客氣，實際上對胡適恨得咬牙切齒。蔣介石曾講過，他一輩子最不喜歡、最不願意見到的人就是胡適。因為胡適倡導民主和自由，是雷震的後台和支持者。蔣介石可以抓雷震，但絕對不抓胡適。

在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典禮上，胡適院長邀請蔣介石出席，蔣介石講話里批評了「新文化運動」，批評「打倒孔家店」這樣的口號。蔣介石講話以後，胡適發言，第一句話就是「總統您錯了」，當面駁斥了他，所以他在日記里寫，最不喜歡胡適，而且以後不願意見到胡適，但是儘管如此，蔣介石在胡適去世後，還是評價他為「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在審判雷震那段時間，蔣十分注意國外的反應，而將一切不利反響與批評意見全歸之於胡適：

10月，蔣聞胡適將從美國返回台灣，頗感緊張與頭痛：「聞胡適定於十六日回來，是其想在雷案未覆判以前要求減刑或釋放之用意甚明。此人實為一個最無品格之文化買辦，無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為害國家，為害民族文化之蟊賊。」

胡適回到台北，不斷向「總統府秘書長」張群表達見蔣的要求。蔣再次採用避而不見的策略，在「冷落」胡近一個月後，蔣介石在11月18日才准胡見面。對這次見面經過與所談內容，蔣介石日記如下：

「召見胡適約談三刻時，彼最後提到雷震案與美國對雷案輿論。余簡答其雷系關匪諜案，凡破壞反共復國者，無論其人為誰，皆必須依本國法律處理，不能例外，此為國家關係，不能受任何內外輿論之影響……最後，略提過去個人與胡之情感關鍵，彼或有所感也。」(1960年11月18日)

這段描述比較平實，可見蔣事先經過精心準備，特別是最後用「個人感情」詰難胡，使其無語，頓時只能自辯。蔣對自己的策略頗為自得：「胡適之『胡說』，凡其自誇與妄語皆置之不理，只明答其雷為匪諜案，應依本國法律處治，不能例外示之，使之無話可說。即認其為卑劣之政客，何必多予辯論矣。」(1960年11月19日，「上星期反省錄」)

在對雷震等人進行宣判，押入監獄執行徒刑後，蔣介石感覺對胡適的鬥爭取得重大勝利，他總結道，此為退台後「十一年來對內對外的反動投機分子的最激烈之鬥爭，至此或可告一段落」。「胡適投機政客賣空與脅制政策未能達其目的，只可以『很失望』三字了之。」(1960年11月24日)

蔣介石對胡有打有拉。在「雷震案」宣判結束後，蔣就張羅著在自己的官邸給胡適做七十大壽，場面盛大，令胡適頗為感動。

1962年2月8日，農曆新年期間，胡適夫婦還應邀到士林官邸與蔣介石夫婦共進午餐。然而，16天之後的1962年2月24日晚7時10分，胡適在演講中因心臟病發突然跌倒，不治逝世。蔣介石在當天日記中寫道：「晚，聞胡適心臟病暴卒。」

「暴卒」二字，即可以解釋為「突然死亡」，也可以解釋是蔣對胡適壓抑已久的負面情緒的釋放。胡之死，蔣介石頓時感覺除卻心頭大患，長舒一口氣。他記道：「胡適之死，在革命事業與民族復興的建國思想言，乃除了障礙也。」(1962年3月3日「上星期反省錄」)

3月1日，蔣介石攜張群去殯儀館，瞻胡適遺容。次日，蔣在日記中對胡適有個「蓋棺」之論：「蓋棺論定。胡適實不失為自由評論者，其個人生活亦無缺點，有時亦有正義感與愛國心，惟其太褊狹自私，且崇拜西風，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脫出中國書生與政客之舊習也。」(1962年3月2日)

這段評論有褒有貶，算是台灣時代的蔣介石在日記中對胡適「最客觀」的評論了。1962年6月27日蔣介石以「總統」名義頒布「褒揚令」讚頌胡適一生的貢獻，算是「蓋棺定論」。蔣介石對胡適的不滿，並未因其過世而完全消除，日後偶有提到胡適都是抱怨批評之語。1968年為蔡元培百年誕辰，蔣介石到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參加紀念活動後記道：「該院之環境污穢，設備零亂，毫無近代管理知識，殊為心痛。此乃自胡適以至今日院長王世傑，所謂新文化之成績也。最高學府如此現狀，何以立國與興學耶?應該設法改革為要。回寓心緒沉悶。」(1968年1月11日)此時，胡適已經過世近六年，蔣介石卻仍不忘將眼前過錯歸咎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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