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真尊重知識分子？以「文化人」亡「文化」

2016年網路和微信圈流傳過一篇題為《百年前中國知識分子的骨氣，讓人五體投地》的文章，介紹了蔡元培、胡適、馬一浮、劉文典、熊十力、聞一多、馬寅初、傅斯年八位民國大師級知識分子在蔣介石、孫傳芳等軍閥面前所表現出來的不畏權貴的骨氣。首先我們對民國大師的骨氣確實十分欽佩。其次此文給讀者的印象是蔣介石很尊重知識分子。同樣是在2016年，一篇題為《蔣介石無法搶救出境的大師們?文革期間一個不剩!》【1】在網上流傳，是明確標榜蔣介石搶救那些已經功成名就的學術名流，是想在台灣保存中華文脈，言外之意，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新中國是反對中國文化的。蔣介石真的是敬畏中國文化嗎?真的尊重知識分子嗎?

如果蔣介石尊重中國文化，尊重知識分子，為什麼在1934年11月指使軍統特務暗殺當時報業巨頭史量才。九一八事變後，史量才不滿蔣介石「攮外必先安內」政策，以《申報》為平台大量宣傳抗日，揭露國民黨的腐敗，興辦公益文化事業，培養愛國抗日青年。蔣介石終於按耐不住，採用見不得人的手段結束史量才的生命。顧炎武在《日知錄卷十三》中說：「保天下，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近代這句話被演繹成「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一個宣傳抗日保國的媒體巨人卻招致蔣介石如此的嫉恨，莫非蔣介石希望的知識分子和青年都去走汪精衛之流的「曲線救國」之路。

蔣介石與胡適合影

如果蔣介石真的尊重知識分子，為什麼在1946年7月暗殺反對內戰的文學家李公朴、聞一多。

《人民文摘》2013年第7期發表《軍統最後的暗殺名單》，透露1949年2月蔣由毛人鳳草擬、蔣介石欽定的軍統最後暗殺的名單。草擬暗殺對象的標準是心存異志、危害黨國的危險分子。具體名單全文錄下：

李宗仁、龍雲、白崇禧、黃紹、劉斐、李濟深、李任仁、李宗煌、朱蘊山、梁漱溟、柳亞子、彭澤民、鄧初民、王紹鏊、馬寅初、洪深、翦伯贊、施復亮、孫起孟、傅作義、鄧寶珊、董其武、何思源、陳儀、楊傑、衛立煌、張瀾、羅隆基、章乃器、章伯鈞、史良、沙千里、黃炎培、張東蓀、王造時、儲安平、賀耀祖、范朴齋、程潛、唐生智、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盧漢、劉文輝、鄧錫侯、鄧漢祥、潘文華、鮮英、盧燾、顧毓權、榮德生、袁翰清、劉人爵、張嚴佛、唐伯球、鄧介松、肖作霖、陳雲章、安恩溥、龍澤匯、陳汝舟、李宗理、楊玉清、唐鴻烈、麥朝樞、林式增、黃翔、駱介子、毛健吾、祝平、駱美輪、李炯、朱敬、瞿綏如、羅大凡、郭漢鳴、徐天深、劉紹武、王慧民、郭威白、黃耀、彭覺之、楊德昭、宋慶齡、張學良、楊虎城。

蔣介石根本不考慮是否是知識分子，只要是心存異志危害黨國的危險分子就要暗殺，蔣介石自己親筆將宋慶齡納入暗殺名單。其中多數為當時學界政界名流，不少為高級知識分子，如梁簌溟、柳亞子、馬寅初等。

這樣我們便對蔣介石尊重知識分子的真相認識得更加清楚。蔣介石尊重或保護或想搶運走的是那些「只知學術，不問政治」的知識分子。如果是心存異志，危害黨國的知識分子，名望越高，就越應該殺掉。

明末清初之際，因為理學心學的盛行，儒生名士空談心性，沒有具體能力挽救明朝的滅亡，至少還有一些知識分子為明朝殉國。所謂「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鴉片戰爭以後，尤其是新老軍閥統治中國的民國時期，一批具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一方面堅守學術研究，一方面投入到反帝愛國的政治鬥爭中。這些知識分子構成了當時民主黨派的主體。還有一部分知識分子，平時只知讀文獻，不聞天下蒼生何，美其名曰為學術而學術。蔣介石害怕的是關心中國社會發展的知識分子，一心想除之而後快。蔣介石想搶運的是那些所謂以讀書為安身立命之業，不關心國家興亡和民生疾苦的知識分子。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核是內聖外王，仁民愛物，北宋大儒張載認為民胞物與，提出儒者要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擔當和抱負。南宋心學大師陸九淵則提出「宇宙內事即吾分內事，吾分內事即宇宙內事」。對社會對眾生的責任和擔當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特徵，明朝心學清談興盛，雖無力保國，畢竟還有殉國之人。而到了民國，一批知識分子竟然將不關心時事、不關心民生疾苦，埋頭於文獻標榜為「為學術而學術」。而當漠視民生的學術研究和知識分子成為主流的時候，國家前途、社會公正、民生幸福無人關注、無人考慮，國家社會人民便沒有了光明和未來。什麼是亡天下？什麼是亡文化？當主流知識分子為學術而學術的時候，就是亡天下、亡文化。「文化精英」在浩如煙海的文獻中陶醉到白頭，列強、軍閥肆無忌憚盤剝著社會，「文化精英」們盡入列強軍閥的「為學術而學術」之彀中了。蔣介石重視那些「為學術而學術」的知識分子，將他們運到台灣主持台灣的文化教育工作，讓台灣的青年一代在無意義的故紙堆中消磨青春，將普通簡單學術問題的複雜化、碎片化，目的只有一個引導台灣人民不關注國家大事，只關注個人利益，不思考台灣的未來，只關注細枝末節。特殊利益集團最喜歡什麼樣的人民?最喜歡鼠目寸光、不務國家長遠未來的人民。近幾年台灣青年熱衷於反服貿、太陽花和台獨等現象，就可以發現台灣青年是多麼膚淺。而這膚淺的根源則在於蔣介石以「為學術而學術」的知識分子主持台灣教育的舉措。

蔣介石終生皈依陽明心學，可以肯定的是他將王陽明「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領悟透徹了，故才設計出以「為學術而學術」的文化人主持台灣的文化教育，使台灣文化學術淪落為空疏無用之學，使台灣青年喪失了歷史通識和對社會未來的責任感。

中國文化的內核是內聖外王，青年要有對國家社會人民的使命和擔當。1957年11月17日，毛澤東主席和小平同志等領導人在莫斯科大學禮堂接見中國留學生。毛主席一開頭就對留學生們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只要有這樣的使命和擔當並紮實踐行，就是在傳播和弘揚中國文化。中國文化的代言人不應該是那些毫無擔當只知皓首窮經的「為學術而學術」的人。而當主流學術不注重現實，厚古薄今，重言輕行，徒逞口舌之快，沒有厚重的胸懷，那麼這個社會就是一個膚淺的社會。中國改開後三十年，上述學術風氣儼然成為主流，在一定程度上蔣介石是這種學風的始作俑者。海峽那邊九泉之下的蔣介石如果得知大陸的學風正如他所願，是否也會在凄涼中露出一絲得意之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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