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聖物航大海，為什麼宋朝屢屢賠款還是這麼富有？原來當時的政策竟比現在還開明

宋時聖物宋時風，汴州歌罷棹頭東。檀香沈木舶得回，萬家相邀慶更生。

五代北宋時期，隨著浙江海外貿易額的不斷增加、港口不斷增多，浙江商人視野更加開闊。北宋時期，浙江主要對外貿易的港口除原有的明州港之外，又新增了杭州港。北宋政府在兩港設立市舶司，明州、杭州港的對外貿易走在全國的前列。北宋時期的明州港，在中日貿易中已躍居全國首位，浙江商人功不可沒。日本的海舶往來，都集中在明州，而浙江商人到日本經商的船舶也必須從明州港出發。

同時，杭州港也成為全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北宋政府不僅在此設立市舶司，並且在宋太宗端拱二年(989)規定： 「自今商旅出海外藩國販易者，須於兩浙市舶司陳牒，請官給券以行。違者沒入其寶貨。」全國各地出海的商船都必須向設在杭州的兩浙市舶司辦理手續。

北宋浙江商人的外貿對象中，除了日本外，與朝鮮也有頻繁交往。在宋神宗熙寧( 1068-1077)以前，浙人去高麗的路線，是在山東萊州出海，高麗來宋貿易，也在登州或密州登陸。熙寧七年(1074)以後，高麗使者金良鑒為了遠避契丹，」請求改在明州上岸。從此明州成為通往高麗的重要港口，浙江商人與高麗的貿易也更加頻繁起來。隨著貿易的擴大，北宋政府在明州興建了「高麗行使館」，專門接待朝鮮半島的使者和商賈。

元豐二年(1079)有規定說：凡商人去高麗，資金達五千緡者，在明州登記姓名、籍貫及經營項目等，並要尋人作保，方可發「引」（類似證件）。，如無「引」，就作為私販違法論處。北宋浙江商人遠航到高麗經商最早見於仁宗寶元元年(1038)，明州商人陳亮和台州商人陳維績等147人攜大量貨物東去高麗進行貿易。徽宗崇寧三年( 1103)有明州教練使張宗閔、，許從綱等38人；同年五月又有明州商人杜道濟、祝延祚等到高麗。高麗王朝為了在經濟上積極發展與宋的貿易關係，經常派遣商舶到明州，這都促進了當時浙江海外貿易的發展。南宋定都臨安後，杭州的外圍浦港順應而發展起來，成為重要的外貿口岸。

政府對海外貿易的鼓勵政策，促進了外貿的繁榮。曾有真里富國（今柬埔寨）富商，長期在明州經商，並老死於明州。明州知府趙伯圭為其置辦棺材並派人護送，使其遺骨歸還家鄉，此事深得該國人的好感。該國派使者前來答謝，並把該富商在明州的財產全蹄捐獻給明州，並修造三座寺院以作紀念。

南宋紹興元年(1131)政府在溫州設立市舶務，浙江龍泉「哥窯」、「弟窯」所產的青瓷等產品大部分沿著甌江下游從溫州港出口，被浙江商入遠銷到東南亞和歐洲以及非洲中部的東海岸等地。從此，溫州人開始了大規模行賈海外的歷程。

當時浙江的地方政府非常開明，積極採取措施保護海外貿易凡市舶綱首能招誘舶舟，抽解貨物，累及五，萬貫、十萬貫的，可以補官。對外商的權益予以保障，市舶官員如果強行徵收外商商 ：稅的收買貨物，允許外商向政府控告、上訴。對外商的各種困難想方設法予以解決，如對遇風險漂泊而來的外商則給予援救。外商船主如不在或失蹤，就責令市舶官員負責清，清點並保管其貨物，待其親屬來認領，同時給外商在生活上提供一切方便。凡市舶司官員能做到使市舶增加收入，就受到陞官的獎勵；反之，使市舶虧損，則要受降職處分。這些措施，對 ，獎勵和招誘外商來華貿易起了很大作用，促進了浙江海外貿易的發展。加 勺上南宋時羅盤儀廣泛應用於航海事業，使浙江的海外貿易在南宋時達到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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