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里最冤的不是王司徒，是渣權啊！

大家都讀過《三國演義》。劉備忠厚老實、曹操絕世奸雄、諸葛神機妙算、呂布神勇無雙、關羽義薄雲天等等形象都已深入人心，街上隨便拉個人大概都能講出個單刀赴會二嫂過關三請諸葛四別徐庶來。但轉念一想，似乎多數耳熟能詳的演義故事，大都是蜀漢和曹魏的撕逼，孫吳都是缺位的，於是存在感最低的君主被大家親切地稱為「渣權」……

孫吳真的很渣嗎？

今天分享一篇有意思的文章：

為何要從孫吳的立場來看三國史？

作者：徐英瑾，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三國故事裡最受世人忽視的，無疑是東吳孫氏政權。

這首先當然是拜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之所賜。眾所周知，羅貫中寫《演義》的基本立場是「擁劉反曹」的，所以，他的聚光燈就不可避免地會打到作為主角的蜀漢集團與作為大反派的曹魏集團之上。與之相比較，顯得「不好又不壞」的孫吳集團，卻因為缺乏所謂的「典型性效應」，而被剝奪了本應獲得的戲份。

《三國演義》94版電視劇截圖：華雄出場。之後被關羽溫酒斬掉

結果呢，大量本該歸於東吳集團的光輝事迹，全都被「移花接木」到了蜀漢集團的頭上，弄得東吳集團就像一隻被拔光了毛的孔雀。舉幾個例子來說：在反董卓的戰爭中殺掉猛將華雄的，明明是孫權老爹烏程侯孫堅，而在《演義》里，斬華雄者卻莫名其妙地變成了劉備的二弟關羽；在正史中，面對曹兵來犯，最終勸說孫權下定抗敵決心的，乃是其謀士魯肅，而在《演義》中，諸葛亮則成為了說服東吳集團與劉備集團合作抗曹的樞紐性人物；在正史中，有不少證據可以表明周瑜是一個心胸寬廣的將領，而且也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和諸葛亮之間產生過複雜的爭鬥，而在《演義》中，孔明「三氣周瑜」的故事卻被演繹得惟妙惟肖；在正史中，作出「草船借箭」之英雄行為的，明明是吳主孫權，而在《演義》，諸葛孔明則再一次搶了別人的功勞，成為了「借箭」的主體。

清朝順治年間的《三國演義》刻本

很不幸的是，儘管羅貫中對於東吳政權的種種抹黑性描寫並不符合歷史，但由於《演義》在群眾中的接受度已經遠遠超過了作為正史材料的《三國志》、《後漢書》、《晉書》、《資治通鑒》等文獻，東吳的猥瑣形象竟已經通過羅先生的妙筆而深入了人心，並變得難以修正了。

當然，孫吳政權之所以受到後世的忽視，除了羅貫中的偏向性打壓之外，也是得緣於某些客觀因素。具體而言，作為「皇姓」政權的蜀漢的「正統」形象的確更能引發那些已然接受了「大一統思維」的讀者的強烈共鳴，而魏國對於華夏核心區域的佔據，也足夠奠定其在歷史上的地位。與之相比較，東吳政權既缺乏皇姓的襯托，自身在地理上也偏居一隅，其最終遭受「不受後人待見」的命運，似乎也並非完全不合情理的。

然而，基於如下三點理由，筆者卻依然認為：從東吳視角出發反觀三國史，既能夠幫助我們更準確地把握從東漢到晉與南北朝的歷史嬗變的大脈絡，也能夠為當下的中國文化復興事業提供更多的精神營養。

出色的「人口蓄水池」

理由之一：筆者認為，東吳政權實際上是魏、蜀、吳三國中最富生命力的一個政權。筆者所給出的這個理由有兩層意思。就其字面意思而言，這當然首先是指其滅亡時間最晚（吳於280年亡於晉，曹魏於266年亡於晉，蜀漢於263年亡於曹魏）——也就是說，吳竟然比蜀漢多活了17年，比曹魏多活了14年，真是頑強得夠可以。而作出「吳之生命力最強」這一判斷的深層蘊意，則關涉到了東吳政權為中華民族的生物學延續所做出的偉大貢獻。

我們知道，作為六朝古都的建康（即南京）就是孫權所建立的，孫氏對於山越人聚集地區的開發也大大提高了南方的經濟水平。因此，「永嘉之亂」後的晉室與北方士大夫之所以能夠在南方找到落腳點並延續自身的香火，第一個應當要感謝的便是苦心經營江南多年的孫吳政權。

另外，熟悉中國人口史的讀者應當也都知道，漢末中國人口的核心區曾遭受到了巨大的浩劫。偉大的東京洛陽被董卓一把火燒了，逃難到關中的帝都難民日後也大多死於李傕、郭汜之亂。

孫策開拓江東之戰示意圖

至於黃巾軍、黑山軍、白波軍與各地關東諸侯的大混戰，亦造成了恐怖的人口損失，使得中華核心區域的「生命力」陡降。相比較而言，劉璋控制的益州、劉表控制的荊州與通過孫策的努力而被孫權控制的揚州，則成為了三個在這場全國性大洪水中儲蓄了較多人口基數的「生命蓄水池」。

相比較而言，東吳又是這三個「生命蓄水池」中「儲蓄力」最強者。具體而言，劉表控制的荊州在其本人死亡後便迅速失去控制，最後被魏、蜀、吳三分勢力平分，曾經儲蓄的生命力大量流失；劉璋控制的益州成為蜀漢集團的盤中餐之後，便淪為了諸葛孔明北伐戰爭的後勤基地，益州人民亦最終不得不用自己的血淚與白骨換來了孔明在歷史上的「忠臣」名聲。

而與之相比較，孫吳政權雖然也對曹魏政權發動過主動攻擊（如著名的「濡須口戰役」），但其主要目的乃是為了改善魏、吳交界處的局域軍事地理態勢，而沒有針對曹魏的全面滅國野心。這也使得孫吳政權沒有陷入孔明式的 「不斷北伐」怪圈，並由此保存了更多的民力。

東漢末年揚州六郡的九江郡、廬江郡、丹陽郡、吳郡、會稽郡和豫章郡

總之一句話：對於那時候的中國人來說，只要能夠投胎到東吳地區，那麼其在戰場上橫死的概率相對而言是比較低的。而在筆者看來，東吳政權所保留的這些人口，恰恰就是東吳政權留給中華民族的最大積極遺產——因為沒有了承載文化的人口基數，中華文明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東吳就是一個「小東漢」

理由之二是：與蜀漢和曹魏相比，東吳的統治方式的「協商式民主」色彩最濃，在精神氣質上反而最契合於東漢王朝——因此，從政權組織形式上看，東吳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小東漢」，理應更受到東漢的擁戴者的喜愛才對。之所以筆者做出這種判斷，乃是基於筆者本人對於東漢政權性質的判斷。

非常粗略地說，與用暴力消滅了以項羽為代表的舊六國貴族勢力的西漢政權不同，劉秀建立的東漢政權一開始便與豪族世家利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皇權控制力因而一直不強。從這個角度來看，曹魏與蜀漢政權其實都是西漢王朝的還魂，而東吳才最像「原版」的東漢。

譬如，曹操之所以提出 「唯才是舉」的用人政策，其用意便是與世家爭奪官吏隊伍的人力資源篩選大權，其隱含的政治路線其實是與高祖殺戮功臣及文、景削除封國的思路高度近似的，卻與光武帝針對世家利益的謹慎態度大相徑庭。至於諸葛孔明對於蜀錦實施的專賣制度，則明顯就是西漢鹽鐵專賣制度的升級版，其用以鍛造軍國體制的用意，則亦是與致力於以武力解決匈奴問題的漢武帝心有靈犀。

與之相比較，孫氏家族在開拓自身的事業的時候，卻對揚州地方土豪的利益表示出了一定的尊重。譬如，孫權的父親的孫堅自知出身寒微，便與地位更為顯赫的錢塘吳氏結親，由此壯大宗族力量，其小舅子吳景也在日後成為了孫氏早期軍事力量的一大柱石。與之類似，孫堅長子孫策與廬江郡的世家子弟周瑜的交好，亦有借周家上位的明確意圖。

吳郡四大姓「顧陸朱張」代表人物：顧雍、陸遜、朱桓、張溫

到了孫權時代，顧、陸、朱、張在東吳官場的勢力已經不可撼動，東吳政權實際上是孫氏與這些大家族的聯合執政聯盟。一個明顯的例子便是：孫權並不具有針對手下部將的直接調兵權，因為這些部將的私軍首先便是以「部曲」的方式歸屬於這些部將的，而不是孫權本人的。因此，那種類似於曹操或者孔明式的軍事獨裁者，在東吳的地面上是很難生存的。

讀者或許會問：西漢也是漢朝，東漢也是漢朝，為何筆者要對更像東漢的東吳情有獨鍾呢？而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還得大略地談論一下東漢末年全國的政治形勢。大致來說，東漢末年更像東漢誕生前的新莽末年，而不太像西漢誕生前的秦末。我們知道，面對王莽亂政所導致的那個亂攤子，光武帝統一全國的方式乃是政治攻勢與軍事攻勢並舉：譬如，他對竇融集團採用的是政治拉攏政策，而對隗囂與公孫述集團採取的則是軍事消滅政策。

對於那些願意歸降的勢力，光武帝真誠地給予政治與經濟上的出路，而不是像高祖劉邦一樣，先假封功臣，後伺機逐一屠戮。而光武帝之所以比高祖顯得更「仁慈」，除了個人性格原因之外，更是因為形勢使然。具體而言，劉秀的軍事靠山（比如所謂的「雲台二十八將」）本身都是些財力雄厚的土豪，而大家之所以推選劉秀做領袖，也主要是因為後者在昆陽之戰中的驚艷表現使得其能夠服眾而已，而不是因為大家真需要一個「利維坦」來對自己管頭管腳。

劉秀摧毀隴西隗囂勢力後，於建武十一年(公元35)春揮兵攻蜀

因此，倘若劉秀在政治與經濟利益的分配問題上做得不夠小心的話，其執政聯盟就可能會立即瓦解：因為劉秀本身的宗族並不具備以絕對權力掌控全局的實力。而與這種形勢類似，董卓入洛弒君、反董群雄紛起之後，任何一方軍閥以蠻力迅速消滅所有割據的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從現實角度看，當時的有識之士統一全國、建立「第三漢朝」的唯一希望，便是仿效劉秀故事，建立全國豪族力量的統一戰線，軍、政並舉消除戰亂。

在這個問題上，本該承擔這一歷史重任的，其實便是世家資源最為豐富的袁紹集團，而不是以世家為敵的曹魏集團，以及以諸葛式的游士與關羽式的武裝浪人為底色的劉備集團。但不幸的是，袁紹本人的確缺乏劉秀級別的超級軍事才能，而像劉虞這樣的皇姓高級諸侯又愚蠢地拒絕了與袁紹集團的合作提議，導致原本有可能建立「第三漢朝」的袁紹集團，最終走上了公孫述式的失敗道路。

從這個角度來看，孫權在赤壁的勝利，其實是對於袁紹在官渡的失敗的精神性補償：或表達得更清楚一點，北方的土豪集團在官渡為了捍衛自身利益而與曹魏「利維坦」所進行的戰鬥雖然失敗了，作為徐州殖民者與揚州地方土豪之混合集團的東吳政權，卻打贏了為了捍衛自身利益而進行的赤壁之戰。

當然，東吳自身的軍事地理形勢的確就決定了其不可能像袁紹集團那樣具有成為「劉秀第二」的潛在力量——但其政權的組織形式與光武政權之間的類似性，卻似乎在另外一個可能世界中揭示了這樣一幅歷史演進的圖景：孫堅、孫策、孫權與周瑜的軍事謀略能力與袁紹世家資源的良性結合，將掃蕩一切曹操式的反世家「利維坦」的根基。

我們甚至很難說上述這種可能性僅僅存在於我們今人的幻想之中——因為孫堅、孫策父子對於世家資源相對雄厚的袁術集團的策略性倚靠，或許就是以早期孫氏的某種全局性發展戰略相關的。

不得不承認，如果袁氏、孫氏能夠有機會以一種光武式的方式——而不是以曹魏或者孔明的方式——來進行全國統一戰爭的話，那麼華夏民族在戰爭中付出的人命損失代價恐怕就會小很多，晉一統三國後不久就迎來「永嘉之亂」的悲劇或許也就會被避免。

人格魅力

筆者推崇東吳政權的第三個理由是：從孫堅到孫權（孫權晚期不論），孫吳政權的主要領導人都具有一種令曹魏與蜀漢的領導人相形見絀的人格魅力與道德感召力。以孫堅為例：孫堅生於吳郡富春，家境貧寒，但在十七歲時就在江上智斬海盜，因功成為假尉（即縣代理公安局長）。

孫堅孫策父子

在徐州的鹽瀆、盱眙與下邳做縣丞的時候，他仗義疏財，結交豪傑，活脫脫一個東漢版的「及時雨」宋江。在朝廷委派的針對黃巾軍的軍事任務中，他每每挑惡仗打，輕傷不下火線。在針對邊章、韓遂之叛亂的軍事行動中，他對上級張溫提出了斬殺開會無故遲到的董卓的建議，可謂對董的野心具有先見之明。

在董卓入洛後，他雖然沒有在形式上參加反董會盟，卻是反董諸侯中給予董軍以最大殺傷者，甚至逼得後者放棄了東京洛陽一路西奔。應當看到，生長於草根階層的孫堅雖然沒有系統的儒家文化知識熏陶，卻有一種來自於民間的強烈的道德直覺與江湖義氣，而這一優秀品質也在相當程度上為其以後的孫策與孫權所繼承，卻為奸詐殘忍的曹操與虛偽做作的劉備所缺乏。

筆者這麼說，當然不是試圖抹殺曹、劉在軍事與政治上的突出業績，而是基於這樣一項基於道德常識的觀察：同樣是在亂世中求霸業，孫吳集團雖然也免不了做一些殘忍與奸詐的事情，但與曹、劉集團相比，孫吳集團可謂「純潔得像小白兔」。譬如，孫策在平定江東的過程中對某些土豪勢力的打擊雖然不可謂下手不重，但像曹操那樣在徐州為了泄憤而將平民百姓殺得雞犬不留的「反人類罪行」，卻是肯定沒有的；孫權遣呂蒙在荊州偷襲關羽的做法不可謂不陰毒，但是考慮到關羽對於東吳的一貫性的不可理喻的輕蔑態度，這種陰毒似乎並非不可理解——與之相比較，劉備集團欺騙劉璋入兵益州後再奪人江山的作派，才真是如假包換的「巨奸」所為。

呂蒙「白衣渡江」，關羽敗走麥城

筆者甚至斗膽放言：一些國人對於曹魏的崇拜情緒與對於劉備的同情態度，如果不是以對於當事人的相關劣跡的無知為前提的話，恰恰反映的乃是這部分國人的基本價值觀的混亂——比如，對於群眾基本生存權以及人間基本信義原則的無視。

餘論

從孫氏集團的角度切入東漢晚期歷史，便能更為方便地將史學界與考古界關於當時民眾基本生活的研究成果熔鑄於其中，使得三國的故事擺脫「帝王將相」的窠臼，而多一點平民味。同時，孫氏從基層出發不斷向上攀爬最終建立一個區域性帝國的曲折過程，也能夠為今天的創業者提供勵志能量與參考樣板，由此打通古典資源與現代市場經濟之間的橋樑。

現在不少學界朋友都在闡述如何開掘華夏傳統文化為今所用的問題。而在筆者看來，此類開掘工作的要點並不在於如何背誦、記憶經典，而在於如何利用經典資源進行新的文化創作，由此使得今人不再僅僅成為古代知識的傳承者，而進一步成為新知識的著作權人。而要在此類文化開掘過程中真正做到「推陳出新」，一個方便法門就是轉換看問題的視角，調整經典敘述的問題框架，由此逼出新意。在這個問題上，日本大河劇的製作可謂他山之石，可供我們來借鑒一二。

生子當如孫仲謀

比如，就反映日本戰國歷史的大河劇而言，去年在日播映的《真田丸》就與前年播映的《軍師官兵衛》便彼此視角有別，二者對於不少歷史事件的闡述方式也有不少的差異。但這種差異卻恰恰能夠促發今人不斷咀嚼歷史舊事的興味，而使得更多的人被吸引到研究、閱讀歷史的隊伍中去。

如果我們能夠以大河劇為啟發，充分發掘華夏傳統歷史資源中那些被人遺忘的橋段的話，那麼，我們或許就能夠克服當下漢語文藝界對於古典題材把捉不力的痼疾，為古典文化資源的現代化轉換作出真正的貢獻。而筆者在業餘時間對於三國孫吳故事的文藝式重構，也僅僅是在這個方向上做出的一小步努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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