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法生：大眾儒學的鳳凰涅盤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一股全國性的大眾儒學熱潮在各地湧起，成為當代中國最值得關注的文化事件。這波儒學熱的興起，既是儒學被人為壓抑摧折一個多世紀後的強力反彈，又反映了現實社會對一些人道德底線失守的焦灼，更是古老的儒家傳統在國家現代轉型的歷史背景下，重新探尋自己的社會定位以圖返本開新的努力。因此，無論著眼於歷史還是現實，大眾儒學的興起都具有重要意義。

大眾儒學的歷史淵源

從社會學角度分析，傳統中國的儒學存在形態包括朝廷儒學、士大夫儒學和民間儒學三部分，朝廷儒學具有較強的政治色彩，主要是政治儒學；士大夫儒學闡釋儒家道統，以傳道授業為己任；民間儒學則側重於儒家化民成俗的功能，是教化儒學。大眾儒學的政治色彩較淡，也不太關注理論體系的建構，它關心的是人倫日用和生活踐履。如果說作為一個學派的儒家的誕生是儒教國家建構的邏輯起點，儒學普及化和大眾化的完成則是儒教中國形成的現實標誌。在歷史上，朝廷儒學、士大夫儒學和大眾儒學既相互影響，又彼此有別，構成複雜的張力關係。

在傳統中國，儒學的大眾化與民間化是一個長期歷史過程的結果。《禮記·學記》說：「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孔穎達認為，「《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為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已經有學者指出，將普及化的塾庠制度推到三代的說法，多半是為了突出儒家教學制度的悠久性，並不完全符合歷史事實。三代之時，學在官府，六經皆為王官典藏秘籍，王官之學是在學在君後與學在世卿，教育與大眾之間存在相當的距離。西周禮樂雖然文質彬彬，極一時之盛，同樣是「禮不下庶人」。

儒學走向大眾的歷史轉折點是孔子在民間開創私學，在王官之學衰微的歷史背景下，孔子開始民間講學，首次將原先禁錮於廟堂之上、作為王官貴族文化特權的六藝之學傳播到民間。孔子的民間講學無疑是大眾儒學的歷史起點，它在儒學發展史上具有三方面的重要意義：

首先，孔子的私學拆除了貴族與平民之間的教育壁壘，開創了大眾儒學的先聲。孔門教育以有教無類著稱，其門人有世卿官貴、富商巨賈、販夫走卒、無業游民等，以至於時人感嘆「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孔子之前的王官之學屬於貴族之學，詩書禮樂儘管高雅非凡，卻被封鎖在貴族的深宅大院之中，無由進入尋常百姓家，社會也因此而劃分為有教養的貴族和沒有教養的群氓兩部分，前者為「君子」而後者為「小人」。然而，現在，隨著一位聖賢的到來，這一文化的壁壘被打破了。從此，「君子」與「小人」從過去是否以擁有官爵來區分，變成了以是否具有德行來區分，在朝袞袞諸公可以是「小人」，貧寒如顏回者也可以稱「君子」，儒學深入民間使得過去的「野人」（周代與「國人」相對）也開始具備高雅的貴族氣質。孔子是中華文明史上一位最重要的拆牆者，他推倒了那道古老的牆，將禮樂文明的清流引入民間的沃土。

其次，孔子講學在官學之外培育了一個致力於傳道授業的師儒階層，成為儒學走向大眾的主導力量。孔子去世後，子夏設教於西河，曾子設教於武城，其他門徒也在各地繼續推廣儒學。漢代以後逐漸形成了覆蓋全社會的儒家教化體系，使儒學成為全民性的人生指南與信仰，此舉在中華文明中的意義，堪與基督教之形成對於西洋文明的意義相媲美。

再次，孔子不僅僅將文化的火種傳播到民間，而且通過創立儒家學派，革新了王官之學的精神，為它注入了新的靈魂。禮樂文明內涵豐富，孔子特別注重者有二，一是仁，二是禮。仁學的開創無疑是孔子對於中國文化的重大貢獻。孔子強調仁，意在啟發人人本具的仁愛之心，從而將西周禮樂文明落實到精神層面，仁愛的實踐又是始於孝悌謹信，乃人人可知、可悟、可學、可行的人倫之道，由此忠恕矩，推己及人，達於天下。

我們看孔子在《論語》中教人，少講高深道理，所談都是日常生活中為人處世之道，隨機點化，循循善誘，啟發覺悟，再輔之以禮樂熏陶，使人在日生日成的修習中變化氣質，涵養品德，成為君子。這樣一種教育方式，合乎人心，貼近生活，便成功地將貴族的王官之學平民化，此為中國文化自周代以來的一大轉折，開創了中國文化的儒家化時代，孟子說「人皆可為堯舜」，荀子說「途之人可以為禹」，便是從心性角度對於儒學普遍性與大眾性的最好說明。

儒家學派的創立，完成了由道在王官向道在師儒的轉化，將君師合一的文化格局演進為君師為二，但這僅僅是一個偉大文化進程的開端，這一進程的最終目標是道在大眾。如果說漢唐是儒學主體地位的形成時期，宋代則是儒學繼續向民間擴展，並形成大眾儒學教化體系的關鍵時期。大眾儒學體系到宋代臻於完備，科舉制度的發展催生了大量民間私塾，使得「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的說法接近於現實。據統計，到1935年年底，晚清政府下達取締私塾的詔書三十多年後，全國依然有私塾101027所，由此可以想見當年私塾盛極一時的情形。

朱熹在司馬光《家儀》的基礎上完成《朱子家禮》，為家禮的推廣普及奠定了基礎；北宋藍田呂氏鄉約的創立，開創了以儒家道德為基礎組織鄉村自治的治理模式，使得儒家組織基層社會的功能更加制度化。此後，明清兩代都在推廣和發展鄉約制度，以至於近代梁漱溟的鄉村建設試驗的主旨，依然是「本古人鄉約之意以組織鄉村」。

大眾儒學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儒學與民間信仰的結合，逐漸形成了民間社會具有儒家色彩的信仰體系，無論是祖神崇拜還是土地神、關帝、山神、河神等英雄和自然神崇拜，都是制度化的民間信仰，用以解決鄉民對於超驗世界的追求，可以視為大傳統向民間小傳統滲透的案例。以鄉學、鄉約、家禮、家譜、家教和鄉土信仰為主幹的大眾儒學，遍佈於傳統中國的基層社會，那些在大傳統看來不起眼的私塾先生、鄉紳和民間宗教的組織者們，甚至那些不識字的鄉村老大爺和老太太，由於在數千年間深受儒家禮樂文明的熏陶，也在不知不覺中成為生活中的「儒教徒」，躬行並傳播著儒家的人生觀。

大眾儒學的近代挫折

近代以降，知識界在救亡與啟蒙的雙重壓力下，對於儒學的批判日漸嚴厲，經過一次次激烈反傳統運動的打壓摧殘，到「文革」期間，不僅儒家思想被徹底否定，儒家在社會上的傳播體系也被連根拔起。

近代思想界全面否定儒學，基於如下一個基本認知：儒家思想與民主科學不能兩立，進而把儒家的人倫道德與自由、平等和人權完全對立起來，必欲打倒前者來建立後者，這其中包含著不小的誤解。自由、平等是政治權利，它與儒法互補後產生的三綱之說的確矛盾，但與儒家的基本人倫如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及禮、義、廉、恥等道德規範並不必然矛盾。比如，我和爺爺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從政治權利上講是平等的，但家族輩份上又是不平等的，如果說我給我爺爺鞠個躬就侵犯我的人權了，這實在是笑話，是不同社會界域的錯亂和混淆，這種錯亂和混亂對於中國近代思想產生了深遠影響。

民本是孔子仁學的重要原則之一，民本固然不是民主，但是，絕不能說它背離民主，與民主不能相容，民主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確保民本目標的實現。古人說仁通四海、義通天下，仁正是中華文明守常達變、融通中外的思想原點。

可是，近代思想界對於儒學的批評，否定了儒家思想中所包含的普適性道德規範，卻忽視了本來應該重點反思清理的對象，即儒法互補社會結構下所產生的朝廷儒學，其結果對於儒學本身和中華民族都是災難性的。

就儒學的三種不同社會存在形態而言，漢以後的朝廷儒學與君主專制的聯繫最為密切，的確與民主法治無法兼容，應該徹底否定，至於士大夫儒學就要複雜得多。漢以後的士大夫儒學，既有與君主專制相妥協的一面，又有試圖用儒家道統制約和范導君權的一面。儘管部分儒家士大夫已經被體制化而喪失了君子理想，但是，仍有相當部分堅持著儒家的道統與人格操守，構成了魯迅所說的「中國的脊樑」。

至於民間儒學，則主要是道德禮俗和民間信仰。傳統民間社會具有悠久的自治傳統，民間儒學也是三個構成部分中最少沾染了法家式的專制氣息的部分，它是民間社會自組織的精神動力，也是維護民間正常文化生態和社會生態的關鍵要素。它們就像是廣袤大地上的草叢與灌木，儘管生來就缺乏高大上的外觀，卻是禮、義、廉、恥這些基本人倫底線的屏障。如果將它們也作為「反動」的東西徹底剷除，隨之而來的只能是基層社會難以避免的荒漠化和流氓化。

不幸的是，這正是近代以來中國文化遭遇的現實情境。本來應該進行的對於傳統文化的理性反思，被「打倒孔家店」這樣一句情緒化的口號所替代。

大眾儒學的鳳凰涅槃

對於近代以來儒學悲劇性命運的成因的分析，同時也就為儒學的當代的復興啟示了可能的方向。辛亥革命推翻了兩千年的帝制，使得朝廷儒學失去了存在的基礎，而士大夫階層在劇烈的社會變革中集體消亡，也使得士大夫儒學不可避免地發生轉變。三者之中，唯一繼續存在的主體是社會大眾。因此，大眾儒學已經無可避免地成為新時期儒學復興的重心，士大夫儒學與大眾儒學在新的歷史形勢下重新組合，成為當代儒學復興運動的必然要求。

近期的儒學復興具有廣泛的大眾性和突出的民間性，其主要推動力量首先來自民間。以私塾書院為例，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社會上興起了私塾書院熱，到2014年，全國各地的書院私塾已有數千家，絕大多數屬於民辦，基本都是2000年以後成立的。

儒學在民間的發展一直伴隨著爭議，孟母堂多次遭到當地教育局封殺，湯池小鎮模式最終被叫停，《弟子規》推廣所遭受的質疑和批評，圍繞長安街孔子像的激烈爭論，表明了社會對於儒學的價值判斷上的巨大分歧。大眾儒學在激烈的爭議聲中毅然前行，表明儒家基本義理其實是人倫日用的內在要求，在民間具有巨大生命力。但是，儒家教育在大陸畢竟中斷了百年之久，它在深化與發展的路上依然有待於克服一系列困難，以下三方面的工作是當務之急：

1培育以傳道授業為使命的新型儒家士大夫階層

歷史上的士大夫儒學有兩個職能，儒學義理的探討和儒家教化的推廣。近代以來，由於教育制度的改革，儒學變成了大學裡的一門哲學課程，這也是近代中國重建學術體系的結果。

目前，職業化的高校學者隊伍承擔起了前一種職能，後一種職能的擔負者則至今闕如，而這一職能對於儒學的靈根再植卻是至關重要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因此，儒學的當代復興呼喚著新型儒家士大夫階層的重現，他們雖然不再具備傳統社會中四民之首的地位，卻是熟悉儒家義理並以民間傳道授業為職志的職業傳道者。他們的使命是重建儒學的社會教化之「體」，恢復儒學與生活的聯繫，終結近代以來儒學的遊魂化狀態。目前，在社區、鄉村和私塾已經湧現了一些專業化的儒學傳道者，他們多以志願者的身份出現，在區域分布上以廣東、福建、北京、山東等省市為多，但是，這一隊伍的數量和專業水平都遠遠不能適應現實需求，經濟收入也缺乏固定的來源，如何儘快形成專業化傳道者群體仍然是大眾儒學的首要問題。

2重構大眾儒學的組織載體

民間儒學的發展面臨著體系重構的任務，其中儒學體系的制度化是關鍵。目前存在的大眾儒學組織大致包括學校類和非學校類兩種，學校類即私塾和書院，主要為民辦組織，依靠學生學費維持生存。非學校類儒學組織主要是近年來在鄉村和社區出現的儒學傳播組織，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儒學講堂。山東的鄉村儒學講堂已經分布於十幾個縣，分別由學者、民間志願者和地方政府建立，有的已經形成了固定化、常態化的教學體系。福建霞浦的儒家道壇則將儒家教化和民間信仰有機結合起來，資金依靠當地民眾捐獻。

此外，在私塾書院與儒學講堂之間，還有一種更加廣泛的大眾儒學傳播形式，即各地出現的國學公益大講堂。這些公益講堂的主辦者、授課者和聽眾多為民間志願者，能以生活化和通俗化的形式講解傳統文化，具有較強吸引力，有的聽眾規模達到數千人。國學公益大講堂的缺點是一次性講座，無法通過持久的活動鞏固教化成果，有的民間志願講師的國學素養有待提高，也有的走向了怪力亂神一途。但是，它在擴大傳統文化的社會影響方面不容忽視，也在客觀上為制度化儒學組織載體的建構創造了條件。

3編輯出版具有時代精神的大眾儒學經典

除了傳道隊伍和組織體系外，大眾儒學的另一個要件是教材。傳統經典中有些內容已經不適應於時代需要，有的則過於專業深奧，難以為大眾所理解。重新選取合適的經典文本，加以現代的詮釋解讀，以適應大眾對於儒家教化的迫切需求，已經成為大眾儒學發展的當務之急。面對巨大的市場需求，一些倉促出版的儒學通俗讀物品質不高，難以滿足讀者需要。因此，目前急需組織既熟悉儒家義理又具有實踐推廣經驗的學者，選編創作新時代的大眾儒學經典。

與時代相適應的儒學傳播隊伍、組織形式和教學內容的形成，意味著一種全新的儒學形態的誕生，它繼承了源遠流長儒家傳統中的精華，加以創造性發展，使之與現代社會、現代理念相適應，這意味著古老儒家的鳳凰涅槃。

站在二千五百多年的儒學史上眺望當代，我們可以預見，大眾儒學的時代已經到來了，大眾儒學在精神上是貴族的，在形式上又是大眾化的，是高雅貴族精神與普通民眾生活相貫通的產物；大眾儒學既是歷史的，又是當代的，是經典的光華在當代社會的重光；大眾儒學既是對儒家道統的繼承，又是儒家思想與傳播體系的再創造，以中和的精神和包容的態度汲取全球化時代各大文明的滋養。「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今天的大眾儒學是古老儒家返本開新的產物，也是儒學復興在當代中國的新使命！

◎本文原載於《中國青年報》（作者趙法生，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轉載請註明。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