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薇：《人民的名義》的背後，是社會問題變相地轉變為道德問題

作者語

對官場小說而言，最為核心的文化邏輯是揭露與轉化，官場小說是一種夾縫中生活的敘事話語，它是暴露問題又轉化問題的，揭露地滿足人們對當下權力倫理的觀點，但同時又必須是安撫的，是順應的。這樣才有可能達成一個普適性的、相對合理的價值觀念。《人民的名義》無論是作為官場小說還是電視劇，都已經成為了一部「現象級」的作品。那麼重點問題是，這部作品內在的文化邏輯是什麼呢？

原文：為《人民的名義》所掩藏的

作者：南開大學博士 竇薇

權力話語的崇高與底層民眾的失語

福柯認為，話語從來不是中性的，話語就是權力，人通過話語，就可以賦予自己權力。具體來說，權力的形成需要有一系列有關於權力實施對象和實施過程的話語的形成與使用作為手段，而這些話語的形成與使用就是權力機制的內在組成部分，沒有話語的話，權力就沒有辦法有效地運作起來從而發生作用，因此權力關係的實現過程，就是權力話語的形成和使用過程。

福柯的這個觀點很符合《人民的名義》所展現的具體情況。在作品當中，只要一個人物有職位，處於一個相對的支配地位，他就有話語權，而這些當權者的權力話語，無論它的主體是誰，不管是清官還是貪官，不管是好人還是壞人，其表述都很崇高。這裡所說的崇高當然不是康德意義上的崇高，而是道德層面的崇高。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康德崇高觀念里的絕對「大」，在這個作品當中得到了誇張的體現。小說有一個情節是劉新建背《共產黨宣言》，《共產黨宣言》是一個多麼崇高化的文本。通過這樣的話語，誰能想到他是一個挪用國家幾十億公款的巨貪呢？

同樣的，像趙立春、祁同偉、高育良這樣的高級腐敗者，他們同樣是佔據話語權的，當他們懷有利己目的而說出相應的打擊對手的權力話語之時，我們作為旁觀者，如果跳出語境，根本無法分辨出權力話語崇高的表象背後，卑劣的個人目的。舉個例子，高育良知道祁同偉是有腐敗問題的，但是他還是在極力推薦他，在推薦易學習的常委會上，大家都在用易學習來對比，諷刺祁同偉拉幫結派心術不正，高育良卻用一種詭辯式的權力話語，舉了時傳祥和雷鋒的崇高例子，將推薦祁同偉的行為合法化。所以說，權力話語的崇高不僅僅有正面的意義，它還可能被利用，成為一種弄權與奪利的工具，這是被小說所掩蓋了的。

相對當權者權力話語的崇高，作品還特別消解了底層民眾的權力話語，造成了底層民眾在這部作品當中的失語。作品叫《人民的名義》，可是其中的人民在哪裡？是大風廠那些被奪去了股權的底層民眾。在小說和劇集的處理後，他們幾乎沒有話語權，是失語的。小說里主要塑造了三類底層形象，我們從這三類形象來分別理解他們的失語。

首先是鄭西坡這種形象，工會主席，理論上講可以算作是一個工人領袖，他替職工要股權，要賠償，要新廠址新廠房，可是他說話誰聽？廠子里出了事，他沒有一件能夠自己解決。他被塑造成了一個落後無知、沽名釣譽的、而且沒有什麼能力的庸俗形象，是相對負面的。

第二類是王文革這種形象，維護自己利益的普通工人，在小說當中，他根本就沒有什麼話語，只是遵照鄭西坡的決策去做，目的很簡單，為了拿回自己的股權，而且他是沒有道德底線的，拿不回來的時候，他就要去綁架蔡成功的十歲的兒子。這個形象是很負面的。

第三類是工人群像，這個在小說里幾乎沒有描寫，更別提話語權。在電視劇中，底層工人的形象多是作為背景出現，是被忽視的，也是無秩序的、混亂的，甚至失智的。

之所以底層民眾的形象大多是負面的，我認為，是作品為了它所製造的群體的失語症建立一個合理化的道德基調。將社會問題轉移成了道德問題，尤其是個體的道德問題。

奉獻主義的失落與實用主義的崛起

達康書記的火爆有目共睹。為什麼他的勢頭會這麼明顯地優於其他人，更多的是其性格層面，或者說是個人品質層面的原因，例如耿直、霸氣、守護GDP、背黑鍋等等。

實際上，李達康在我看來，單從作品情節所展現出的他的執政方略上，並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好官。首先，他對丁義珍出逃的態度，不是想抓捕、想破案，而是想後果、想問責；其次，他對大風廠員工，不是想安置，想保障；而是想壓制，想處理；第三，他對金山縣百姓，不是想民生，而是想發展。小說最主要的就是刻畫了這三次執政效果，從根本上看，每一次，如果不是其他人為他做了後續工作，就有可能產生很嚴重的後果。至於他對懶政的積極處理，也是為了更好的發展速度，從而更加完善地守護GDP。至於信訪窗口的問題，如果不是表妹遇到了，我想他很難主動去解決。可以說他代表了實用主義甚至功利主義的價值取向。

我認為跟他相對應的官員形象是易學習，雖然易學習也是一個很正面的形象，但是跟達康書記相比，小說和劇集對他的著墨很少，只說是二十多年的處級幹部，但是一個一心為民的好官。我認為他代表了一種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奉獻主義的價值觀念。

可以說從作品中對李達康的重點刻畫和對易學習的一筆帶過其實暴露出作品一個價值觀念上的問題，那就是奉獻主義的失落和實用主義的興盛。

但是作品並不想承認這一問題，因此，作品在刻畫達康書記時，著重突出的是他的道德品質和性格優勢，比如他的廉潔奉公、敢作敢為、剛正不阿、大義滅親、霸氣果敢、不畏權貴、雷厲風行，等等。這些陽光積極、有吸引力的品質和優勢成功地轉移了大家的視線，讓受眾可以原諒甚至忽略他價值觀念上的錯誤，在為他大量吸粉的同時，也成功地掩蓋了這個價值觀念的宏觀問題，再次成功地把它化解成了一個個人化的道德品質問題。

階層的固化與「鳳凰男」的陷落

「鳳凰男」，是指農村出身進入城市生活的知識移民中的男性群體，從農村到城市，這個群像的背後有著不可忽略的階層屬性。

在這個作品裡，身家背景明確交待了的「鳳凰男」有三個：第一個是「小官巨貪」的趙德漢，第二個是「摯愛GDP」的李達康，第三個是「勝天半子」的祁同偉。

我覺得作品設計的巧妙在於，這三個人物形象完全在性格上是風馬牛不相及的，這樣安排的效果是，讀者和觀眾很難把他們作為一個階層的群像去考慮。但他們在根本上有階層的共性，這是被作品所忽略和掩蓋的。

趙德漢和祁同偉雖然性格完全不同，可是由於初始社會階層的一致，在人生選擇上有很大的共性。趙德漢口口聲聲說自己是「農民的兒子」，之所以受賄，是因為「窮怕了」。而高育良在侯亮平面前為祁同偉辯解的時候，也說他是「窮怕了」。也就是說，「窮怕了」是二人腐敗墮落的共同原因。而「窮怕了」背後更深層次的腐敗原因，從鳳凰男的層面來看，我認為就是階層的固化，長期固化。因為他們長期經受了底層生活的辛苦，所以當他們好不容易跨越了階層的界限之後，他們會對以往的生活經驗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恐懼。

電視劇中，侯亮平和陳海們輕而易舉就能夠得到的東西，祁同偉要付出靈魂才能夠得到，那麼他在階層轉換了之後，怎麼能夠不去充分地、徹底地將這種轉換所帶來的效用發揮到最大的程度呢？否則，他怎麼保持付出與索取的心理平衡呢？李達康和他們二人也是有共性的，這個共性在於對於穿越階層障礙的不安和恐懼。從表面上看，李達康是果敢堅決的改革者，可是在這種表象的強大背後，他內心深處的謹小慎微也是很極端的。舉例來說，李達康從不為熟人辦任何私事，哪怕是合理的私事，比如大路集團的應標。他給趙立春當了五年秘書，我們不知道他在階層轉換的過程中付出了什麼，可是我們知道他有多珍惜他所得到的，他為了他的階層地位，最後沒有愛人，也沒有朋友，成了一個羽毛豐滿的孤家寡人。所以在小說當中，歐陽菁和劉新建都評價他愛惜羽毛，原因在這裡。

一個過度揮霍一個過度愛惜，在我看來都不是正常的，是一種心靈上的陷落與偏差。這是階層固化的結果。但是作品當中將二人放在了道德的對立面，就又一次地將這個問題轉移成了個體性的道德問題。

通過以上三重問題的轉化和隱藏，我們知道《人民的名義》當中的辯證的文化邏輯沒有對一些問題進行很直接的刻畫，而是進行了變相的轉化。在了解了這些之後，我們才能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才會給問題的改善和解決帶來更多的可能性。（感謝南開大學文學院「學術午餐」系列活動支持）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59期第6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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