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一旦被詩性思維綁架 禍將不遠

「在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這是德國哲學家阿多諾留下的名言。

乍一看，它代表著深深的歉意，因自覺罪惡深重，以至不能言詩。直到讀罷《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現代的開端》（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方知此言還有更深的含義——它是對近代以來人類思想的深刻反省，即：詩性思維是危險的，它可能將我們帶入集體災難中。

《春之祭》

作者: [加拿大] 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

譯者: 李曉紅

出版社: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年:

2017-4

詩性思維很像宗教但它不是

所謂詩性思維，是人類兒童時期具有的特殊思考方式，它不分主客體，通過想像力，將客觀世界融入到主觀情感中，從而進入物我交融、渾然一體的境界。

詩性思維幫助人們學會用審美的眼光看世界，以化解現實帶來的累累傷痕。畢竟，把傳宗接代說成是愛情，把子女反哺說成是責任，把重複性勞動說成是敬業等等，總是更容易接受一些。在漫長的歷史中，詩性思維一直受尊重，可直到現代社會，它才突然變得誇張，一躍成為終極的解決方案，並由此派生出浪漫主義運動。

現代化是一個祛魅的過程，它的本質是世俗的，以發展的名義，一切神聖法則皆被推翻。人類傳承千年的謙卑、虔誠、審慎、剋制之類，一夜間都成了「負能量」，成了阻礙歷史進步的罪魁禍首。

從熟人社會中脫嵌，並重新嵌入一個陌生人社會中，這是「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人人被迫與既往文化相割裂，曾有的歷史連續性突然中斷了，憑藉傳統智慧，已難理解當下的一切。

確實，現代化帶給人類更富足、更舒適的生活，但它背後隱含著兩重暴力：

首先，正如羅莎·盧森堡所說，只靠商品經濟累積，人類不足以走進現代社會，必須用暴力先變革社會秩序，使資本居於統治地位，方能實現現代化，這以剝奪人的自由為前提。

其次，現代化不僅意味著對剩餘勞動的剝奪，還意味著資本將每個人格式化為消費者，供其長期奴役。在更高消費的牽引下，人們被套牢在格子間中。

兩重暴力帶來深重的苦痛，正如馬克思所說：「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

該如何超脫這個困境？

信仰顯然已不足夠，因信仰以虛構為基礎，難通過實證的考驗；歷史也難再安慰我們，畢竟現代化是歷史的變態，積累深厚反而是負擔。於是，人們將目光投向詩性思維，希望用美來支撐善。

詩性思維很像信仰，無法實證，卻能被直觀地體會到。沉浸在「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中，我們會覺得永恆是存在的，虔誠、尊重仍有價值，這給了我們直面人生的勇氣，所以蔡元培先生也曾主張「以美育代宗教」。

然而，詩性思維真能替代宗教嗎？這顯然是一種無路可走後的想當然，是建構出來的合理性。

事實是，詩性思維有其巨大弱點，它以感覺為基礎，常常將相似誤為相等，缺乏自反的能力。此外，詩追求新意與反叛，它天然要突破現實羈絆，因而它常常是反道德的。

遺憾的是，歷史沒有給人們留下充分的思考時間。

一場《春之祭》一場莫名其妙的戰爭

1913年，現代派芭蕾舞劇《春之祭》在巴黎首演，幾乎引發一場暴動，反對者痛斥它醜陋、下流，支持者則認為它是創新、突破，雙方態度同樣激烈，不惜一戰，儼然是新與舊的對決。

《春之祭》引起如此大的反響，因當時法國正在深深焦慮中，經濟陷入困境，人口增長乏力（到一戰前，降到德國的1/2），兩極分化嚴重。繁華的巴黎被貧民窟包圍，政府勉強建了幾個新區，大部分房子卻不通自來水。貧困讓人們彼此仇視，故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皆引發了大屠殺，這使巴黎成為當時世界革命的中心。

缺乏捏合眾意的基礎，法國爭霸歐洲已無望，面對英、德壓力，只好求助俄羅斯，連帶將「俄羅斯道路」加以神話。法國人開始追捧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包括俄羅斯芭蕾舞。

《春之祭》的成功帶有偶然性，相關創作者佳吉列夫、尼金斯基均為邊緣人。佳吉列夫是貴族，愛好繪畫與舞蹈，但畫家們認為他是二流畫家和一流舞蹈家，而舞蹈家們則認為他是二流舞蹈家和一流畫家，他自稱為「十足的假內行」。他與尼金斯基即將破裂的斷背情造就了《春之祭》，僅為表達對現實的背叛。果然，舞劇上演前，二人亦分道揚鑣。

法國觀眾用自己的方式解讀了《春之祭》，他們居然從中看出「生命衝動」。因為不願意接受客觀世界（在那個世界中，法國是失敗者），所以他們覺得還有一種精神在彰顯著法國的偉大。

《春之祭》在德國反響一般，但德國正上演著自己的「春之祭」。此前德國長期分裂（19世紀時，尚有400多個小公國），在俾斯麥的武力下，1871年勉強統一。此後德國飛速發展，成為當時世界經濟、軍事第一大國，城市人口也從佔總人口的1/3迅速增長為2/3，由此引發種種社會問題。

讓德國痛苦的是，它沒有輝煌而悠久的歷史作為黏合劑，且德國崛起時，地球上的殖民地已分配殆盡，德國只能被動接受英法強加的結果。所以德國人不相信歷史，只相信創新。這使他們與現代主義藝術達成了某種默契。現實是，必須藉助詩性思維，德國人才能找到並確認自己。

相比之下，英國最可能逃出《春之祭》的籠罩，英國社會主張漸進，他們更相信歷史智慧，而非詩性思維。然而，隨著一戰推進，大批英國人戰死疆場，英國歷史經驗也變得無力解釋現實，於是，英國人也開始充滿詩意地高呼：我們參戰，是為了捍衛我們的價值觀。

一戰是場奇怪的戰爭，德國沒有提出領土要求，法國人則認為這是「最後一戰」，英國是為了拯救「可憐的比利時」。人們在模糊的激情中，付出1000多萬人的生命，可回看歷史，卻發現悲劇無法避免。

德國宣戰前，情緒激動的人民包圍了皇宮，他們堅決認為這是一場「被強加的戰爭」，必須強硬回應，任何膽敢提出質疑的人都可能被當場毆斃，過分女性化的德皇威廉二世一直在扮演男子漢，此時他哪有勇氣說不？

與德國人的群情激奮相同，戰爭消息傳來，巴黎、倫敦也陷入一片狂歡。在現代化籠罩下，生活太平庸了，人活得太不像歷史課本中的那些英雄，而這樣的人生值得經歷嗎？在詩性思維指引下，人們似乎看到歷史發展的「趨勢」——一切終將統一，不同只在於由誰來統一而已。既然大決戰早晚會來，則晚痛不如早痛。

為了「捍衛價值觀」，人們舉起了槍。

美好的，也是殘忍的

德國人說的價值觀，指的是正義和自由，他們認為只有德國文明才能拯救全人類；而英國人、法國人說的價值觀，指的也是正義和自由，他們也認為，只有他們的文明才能拯救全人類。既然如此，德國人為什麼不試圖去理解英國人和法國人呢？因為在他們看來，對方天天在高喊正義與自由，可實踐卻不如意，這恰好證明他們是虛偽的——在詩性思維中，不作為即背叛，懲罰背叛者，即為最大的正義。

從利益之爭，到路徑之爭，最終升格為生存之爭，最終，人們只好用鮮血來沖刷思想的偏差。即使在戰場上，詩性思維依然高揚，士兵們組成方陣，沖向機關槍，他們用死亡踐行了英雄主義。一場攻堅戰便吞噬了幾十萬人的生命，當屍體壘成的戰壕發出熏天的臭氣時，一代人開始覺醒，他們在追問：我們為什麼要彼此仇殺？我們贏得了什麼？

然而，戰爭也催生了新的詩性思維。二流藝術家希特勒一度生計艱難，卻在軍隊中找到了尊重與承認，那份自豪讓他無法自拔，這為二戰鋪平了道路。事實上，希特勒並不孤立，有太多德國人主動投到納粹的旗下，他們並不都是被脅迫的，而是心甘情願地充當幫凶。柏林陷落時，希特勒堅持完成了人生最後一次演出——他與情人愛娃正式結婚，並雙雙自殺。

詩是美好的，卻又是殘忍的。因為詩是個體的抗爭，不能上升為公共準則，好社會需要妥協、理性與保守，而這恰恰是詩性思維最拒絕的東西。在詩歌世界中，人可以打碎舊有的一切，可以將理想極端化、純粹化，可在現實世界中，這卻註定是此路不通。可問題在於，當一個社會處在轉型期中，有多少人能真正逃出詩性思維的掌控呢？又有多少人能超脫於《春之祭》式的壯懷激烈？

顯然，本書並不是對文青們的冒犯，也不是在說現代派藝術是造就現代性苦難的罪魁禍首，作者在努力梳理現代化進程中集體心理的微妙變遷，而現代藝術恰好為考察它提供了依據。通過這本嚴謹、透徹的巨著，作者試圖告訴讀者們：走向未來要靠理性與經驗，而非幾個大詞、幾段抒情和幾次表演，一個社會一旦被詩性思維所綁架，則禍將不遠。

文|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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