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蘭克之後的攝影（八）：那幅肖像是在盯著我嗎？

《弗蘭克之後的攝影》

第四章 肖像

那幅肖像是在盯著我嗎？

談菲奧娜·譚

文/菲利普·蓋夫特 譯/劉張鉑瀧

Fiona Tan

Correction

2004

video installation

在現實生活中面對囚犯也許令人感到畏懼，但這並沒有讓菲奧娜·譚（Fiona Tan）卻步，這位電影及錄像藝術家找了超過300名重刑犯在她的作品中出鏡。

首先她必須要說服各個地方的獄政局批准她的拍攝項目，為此她花了3個月的時間向各處發出申請信，唯一能用以說服對方的證據就是她是一名在世界各處舉辦過展覽的藝術家。加利福尼亞州的一所監獄和伊利諾伊州的三所監獄最終批准了她的申請，於是去年夏天譚在護送之下前往囚犯們的宿舍、活動室，以及勞動車間去招募她的拍攝對象。這些囚犯出現在她的錄像肖像作品《懲戒》（Correction）中，現在正在紐約的新美術館展出。

一名女性囚犯在了解到這件作品將會在芝加哥展出之後，欣然同意參與拍攝。「太棒了。」譚說她是這麼回答的，「我母親住在那裡，這樣她就能到展覽上看見我了。」

Fiona Tan

Correction

2004

video installation

Fiona Tan

Correction

2004

譚生活在荷蘭，她的這個想法是在讀過一篇發表在《新鹿特丹商報》（NRC Handelsblad）—當地的一份國際日報—上的文章後產生的，文章中對比了美國與其他國家的囚犯數量。「20世紀60年代末期，美國的囚犯數量大概接近20萬人，這個數字現在已經增長到了220萬。」她在展覽圖錄的陳述中這樣寫道。《懲戒》是芝加哥當代藝術博物館委任藝術家創作的作品，作為與新美術館和洛杉磯的翰墨博物館合作項目的一部分。

在譚的錄像肖像中，囚犯和警衛都是靜止的，在我們觀察他們的同時他們也在觀察我們。在攝製過程中，譚會讓她的拍攝對象盡量保持靜止，他們站在畫面中央，正對攝像機，徑直地看著鏡頭。在展覽中，他們以6個平板顯示屏出現在人們面前，每一個人的時間是20 - 50秒不等，在3個小時的錄像中總共包括超過300名囚犯和監獄警衛。在你觀看的時候幾乎不會察覺到他們有任何動作—你總是不能確定剛剛是否看到了一次眨眼或者一下肌肉的抽動。

邊沁的圓形監獄

懸掛的屏幕圍成一個圓圈，中間有讓觀者可以坐的長凳。這個圓形的展出形式有意識地參考了全景監獄的概念，這是一種由烏托邦主義哲學家傑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在18世紀設計的監獄模式，意在集中管理對於囚犯的監視。儘管全景監獄從沒有實際建成過，但一直以來被當作無所不在的老大哥式監視的象徵。從顯示屏的另一邊可以看到每個肖像的鏡像圖像—無論是在圈內還是圈外。在監獄中實錄的聲音—通風扇的聲音、人的聲音、關門的聲音—通過揚聲器在房間里被播放出來。

拍攝對象和觀者之間的關係是其作品的核心，《懲戒》這一標題所蘊含的意義既是針對拍攝對象的，也是針對觀者的：囚犯在監獄中「改正」他們的行為，而觀看肖像的人也同樣可能在觀看過程中改變自己的先入之見。觀者進入了一個和拍攝對象對視的情境，這種和陌生人之間長時間的眼神交流引發了原始的越界感：它是一次挑戰，一次威脅，一次挑逗。

Fiona Tan

Facing Forward

1999

video installation

時間是《懲戒》中的一個重要元素：錄像肖像的這一形式強調了在監獄中「服刑」的概念。拍攝對象保持靜止地站著，在肖像中時間正在流逝，他們被困在了自己的姿勢里，困在了畫框里。當代藝術博物館的高級策展人弗朗西斯科·波納米（Francesco Bonami）在談論這件作品時說道：「時間在流逝，但時間從未消失；時間被浪費，但時間永不停歇。」在她之前的一個項目「面向前方」（Facing Forward）里，譚展現了白人殖民者眼中的巴布亞紐幾內亞土著人。這件作品是基於20世紀初期探險隊拍攝的影像檔案材料創作的，在影片中成群的土著人被要求在攝像機面前保持靜止站立，就好像拍攝的人沒有意識到他可以拍下人們的動態。

「我感興趣的是電影和攝影之間的過渡地帶，那些灰色區域。」在最近的一次電話採訪中譚這樣說。在巴布亞紐幾內亞拍攝的記錄電影顯示了與19世紀拍攝肖像相似的拍攝手段：像達蓋爾銀版法這樣的技術要求拍攝對象在曝光期間保持完全的靜止，這個時間可能長達1分鐘。雖然現今的攝影技術拍攝一張肖像只需要幾十甚至幾百分之一秒，但是在攝像機前保持靜止姿勢的拍攝方式似乎又讓我們回到了從前。

Fiona Tan

Countenance

2002

video installation

Fiona Tan

Countenance

2002

譚的最新項目「面孔」（Countenance）2002年在德國的第11屆卡塞爾文獻展上展出，在這個項目中她展示了200位柏林居民的錄像肖像。這個項目受到了奧古斯特·桑德的巨著《20世紀的人們》（Peopl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的啟發，這本百科全書式的圖錄收錄了桑德在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期間拍攝的德國社會各個階層的典型人物肖像。桑德對社會階層的分類（「農民」、「女人」）對於譚來說已顯得過時，前者的男性中心主義傾向以及在那之後出現的不同職業都使得這個分類系統不再適用。她拍攝的肖像中包括女性麵包師、帶著孩子的單親父親、媒體專業人士等等，拍攝方式與桑德一樣，即人物站在畫面中央，正對相機，直視鏡頭。

動態影像的畫面幾乎總是水平方向的，因此譚決定將她的錄像肖像以豎直方向的畫面呈現，這也強調了它基於攝影的特性。「我不認為自己是一個攝影師，」她說，「但我認為攝影是我作品的基礎。」為了確定《懲戒》中人物肖像的比例，譚翻拍了一本攝影書中的照片，然後將它們投影到自己工作室的牆上查看比例。

Photo by Thomas Struth

Photo by Rineke Dijkstra

除了譚以外，還有很多藝術家也使用錄像和電影來探索靜態攝影的傳統。在攝影師托馬斯·施特魯特最近的錄像肖像中，每一個人都在施特魯特的攝像機前保持1小時完全的靜止，畫面比例是正方形，僅拍攝頭部和肩膀。只有微風吹過飄起的頭髮，和日落時分變化的光線能夠令人意識到時間的流逝。另外一位攝影師萊涅克·迪克斯特拉拍下了利物浦一家搖滾俱樂部中的年輕人，並用分屏的形式同時展示了靜態照片和動態影像。

「一段動態的照片拉伸了時間，在那些讓人感到彆扭的時刻發生了很多事情。」譚說道，「觀者能夠察覺到那些尷尬、困惑、憤怒，或者是面對相機時的好奇和羞澀。」

在拍攝時，攝影和錄像都如實記錄了我們看到的世界的樣子，但當我們體驗它們帶來的產物時，卻是完全不同的。一張攝影肖像捕捉到一個時間中的切片，我們的觀感來自從它被拍攝下來到現在所經歷的時間跨度。錄像肖像記錄了時間的流逝，讓我們在認知上產生了一種此時此刻的感受。譚的作品一直在模糊這兩者之間的界限，並且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對它進行強化。

原文發表於《紐約時報》，2005年4月10日

*文中圖片部分來自網路

本文選自

《弗蘭克之後的攝影》

【美】菲利普·蓋夫特 | 著

劉張鉑瀧 | 譯

中國攝影出版社出版

圖片與文字經出版社授權連載，閱讀全書請購買正版

隨著時間的推移，照片不僅在尺寸上越來越大，其地位也越來越高。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它都被認為是藝術世界的「私生子」。而如今，無論是在博物館內、拍賣行中、藏家群里，還是商業市場中，它都已經得到了完全的認可和尊重。這本書中的文章追溯了20世紀50年代以來攝影發展的軌跡，有些是對於新書和新展的評論，有些則是對觀點和現象的思考。攝影藝術創作幫助我們更加清晰地審視自身，我希望這些文章也能夠為這樣一種更廣泛的觀察貢獻一份力量，雖然它將我們從一種本然的生存狀態—我們的天真中—分離了出來。

——《弗蘭克之後的攝影》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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