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殷弘：東亞冷戰時期美國想像中的單一威脅就是「好鬥的共產主義」

對美國世界地位的主要威脅之一（有時甚至是最大威脅），被認為是敵對者的幾乎任何成功的挑戰，不管這挑戰具體地來自何處。這樣的挑戰據信將使全世界懷疑美國的強大和堅定，從而招致敵對者的蔑視和追隨者的動搖。蔑視將導致更大膽的挑戰，動搖很可能引發離棄和倒戈，這是美國經受不起的。簡單化政治推理的又一個典型就在於此。

時殷弘（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東亞冷戰時期美國遏制政策包含的上述根本性問題，無不表現了這政策的簡單化。簡單化首先就是在於將敵手簡單化。更確切地說，是將對美國利益的真實的或臆造的威脅想像為單一的，或本質上單一的。這種想像中的單一威脅就是「好鬥的共產主義」，其載體在中蘇決裂以前是中蘇兩國及其東亞盟友，包括東亞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共產黨，而在中蘇決裂以後，被認為只是照舊「頑固好戰」的中國以及中國為指揮中心的「亞洲共產主義」。在這頂帽子之下，各有關國家和運動在內外環境、政策目標、能力、戰略和策略等方面的重要區別不見了，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關係及其在不同國家和運動內的具體形態差異被遮蔽起來，相互間有特殊聯繫但多半自主行事的諸實體被加上了事實上不存在的高度整合性。一句話，錯綜複雜的東亞幾乎被視同為簡單明了的歐洲。

柏林牆是二戰後德國分裂和冷戰的重要標誌性建築。圖為美國總統約翰·F·肯尼迪於1963年6月25日在柏林牆位於勃蘭登堡門的關口前（西柏林）進行演講。

儘管在某些場合，從杜魯門到約翰遜幾屆行政當局不乏辨識力，有時甚至辨識得相當精細，但總的來說它們看待美國在東亞的對立面時，多半不分青紅皂白。這方面頗能說明問題的是，在相當全面地記錄了1965年以前美國對越干涉決策史的《五角大樓文件》中，幾乎沒有什麼地方提及中國和北越之間在日內瓦會議後有任何重要分歧，儘管這樣的分歧事實上是存在的，而且遠非無蹤可尋。相反，從《五角大樓文件》中，證明美國決策者將北越視為中國代理人的史料卻比比皆是，隨手可得。至於此類簡單化做法會給美國帶來什麼後果，國際政治理論大家摩根索的看法頗有見地。他在1967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批評美國依據反共的抽象原則和「簡單口號」決定對外干涉，因而不能恰當地判斷是否需要干涉以及如何干涉，並且由於將許多不發達國家內部的變革看作來源於「共同的共產主義陰謀」而傾向於「干涉全世界的一切革命」，那是註定要失敗的。

遏制政策很少考慮東亞國家內部狀況或當地條件

美國政策的簡單化不僅在於將真實的或臆造的威脅想像為單一的，還在於過分簡單、甚至往往病態地想像這些威脅的作用機制，沒有或很少考慮其真實媒介——複雜多樣的東亞國家內部狀況或當地條件。第一種這樣的想像方式淵源於歐洲冷戰形成時期，那就是凱南依其蘇聯行為根源說提出的蘇聯無限擴張傾向論，而這在成為美國政府正統信條的同時，被遠不如凱南那麼好思博學的一般決策者和執行者進一步簡單化為共產主義無限擴張傾向論。共產主義往往被自覺地或下意識地當作一種具有無法滿足的內在擴張衝動的力量，並且具有近乎神秘的征服和同化能力，若無足夠的外力予以阻擋（遏制），就會有效和經久地控制一個又一個國家。在這裡，不僅一種意識形態及其實際載體的內在複雜性被忽視了，而且其作用對象各自的內在複雜性和獨特性（即「共產主義擴張」是否實現所取決的當地條件）也被忽視了。這種盲信對冷戰時期美國東亞政策的影響非常深刻，以致到越南戰爭已分明無法打贏時，懷疑印度支那「陷落」會使其他東南亞國家被共產黨人控制仍如同懷疑聖經本身。

關於威脅的作用機制的第二種簡單化想像，出自肯尼迪的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政治經濟學家羅斯托提出的一種現代化過程理論。按照這種被眾多決策者和執行者深信不疑的理論，現代化過程就是新舊社會交替，而新舊社會交替勢必帶來各種動蕩，被共產黨人利用去製造「叛亂」。這一推理中最成問題的是它蘊含的四點：（1）現代化導致的動蕩難免被共產黨人利用；（2）利用的結果難免是「叛亂」；（3）凡是處於現代化過程中的國家難免發生「共產黨叛亂」；（4）「共產黨叛亂」的終極原因是現代化過程。關於威脅的這種作用機制概念忽視了各有關國家的內在複雜性和獨特性，抹煞了當時的「叛亂」運動（包括越南南方革命、寮國內戰、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戰爭等）各自的獨特成因以及它們的某些共同成因（首先是外國勢力或其支持下的反動專制集團的肆意壓迫或其他倒行逆施），將這些具體性質和狀況頗多不同的運動幾乎完全混為一談，從而證明必須實行大致雷同的對策——以「非正規戰」式的軍事征伐為主要內容的「反叛亂」。

羅斯托（1916-2003），美國政治經濟學家，先後擔任過歐洲共同體執行秘書助理、總統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幫辦、國務院政策計劃委員會顧問和主席、總統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等。

敵對者幾乎任何成功的挑戰都被認為是對美國地位的主要威脅

關於威脅的作用機制的最後一種簡單化想像方式涉及上面說過的美國威望、特別是美國力量及其承諾的可信性。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台灣海峽危機等事態表明，這個問題在美國的東亞政策中表現得比在美國的歐洲政策中更突出。對美國世界地位的主要威脅之一（有時甚至是最大威脅），被認為是敵對者的幾乎任何成功的挑戰，不管這挑戰具體地來自何處。這樣的挑戰據信將使全世界懷疑美國的強大和堅定，從而招致敵對者的蔑視和追隨者的動搖。蔑視將導致更大膽的挑戰，動搖很可能引發離棄和倒戈，這是美國經受不起的。簡單化政治推理的又一個典型就在於此。其謬誤，首先是所有局部的成敗一律被賦予全局攸關的意義，不論它們與全局之間有怎樣不同的具體關係。其次，美國的總體力量及其總的可信性實際上被等同於美國力量的每項具體運用及其在每個具體場合的可信性，漠視這兩者間的差異，結果像越戰政策表明的，「在華盛頓的決策者看來，美國強大可靠的聲望是世界秩序的支柱，但這聲望又被下意識地認為是如此脆弱，以致經不起在越南一地的失敗。」

朝鮮戰爭期間的美軍坦克兵。

最後，美國的局部挫敗在其敵手或盟友方面可能引起的反應被一概化了，而不論這些敵手或盟友各自的狀況、意志和估算會怎樣有所不同。一位美國學者指出：「美國的可信性倘若減小，盟友們便將倒戈投靠——這恐懼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時時皆有，無處不在，導致戰後美國對外政策中那些最適得其反的過頭行動。盟友們自己加劇了這恐懼，它們顯然利在嚷嚷自己的懷疑，以便說服美國為它們干更多的事情。」

美國的東亞政策缺乏精細性和適切性

無論是將真實或臆造的威脅簡單化，還是將威脅的作用機制簡單化，都反映了美國政府片面和粗糙地看待東亞。兩極化的歐洲冷戰模式被幾乎原封不動地搬用到東亞，視而不見前面開頭闡述的東亞冷戰格局的高度複雜和變動特徵。總的來看，東亞冷戰的國際界線與國內界線的交錯、基本角色和基本意識形態類型的多元化、超級大國勢力範圍或特殊聯繫區域的模糊性以及安全問題的多樣性等，約20年時間裡遠未在美國東亞安全戰略中得到足夠的反映。

遏制的前提是劃線，淪為簡單化信條的流行遏制理論最為（甚或唯一）看重的，是划出一條單一的和連續的地理界線，「逾此的共產主義擴張將被制止」。從1949年開始的近6年里，美國東亞政策及其實踐最概括地說，就是經過一系列成敗和反覆修改，劃定東亞遏制的地理界線：到1954年底簽署《美台共同防禦協定》時，一條從日本海和朝鮮三八線、經台灣海峽到越南北緯17度線的遏制陣線終於劃定，東亞冷戰的國際地緣格局由此定形。這一格局貌似歐洲的兩極對抗，但實際上只是東亞冷戰結構的一個方面。在此後對東亞國際政治有重大影響的事態中間，有不少是不以這一格局為轉移，或者僅在次要意義上受其制約的，它們包括中蘇決裂、越南南方革命興起、寮國內戰、柬埔寨等國的中立主義、印度尼西亞的反西方傾向與1965年「九·三」反共事件後的大變動、越南（尤其南方）的抗美戰爭等。然而，美國東亞政策的根本出發點卻是東亞的兩極化，因而不可避免地缺乏精細性和適切性。

頭號強國美國既不期望也不理解一個真正多樣化的東亞

冷戰時期美國東亞安全政策的簡單化出自許多原因，其中有些與戰後世界總的格局和特徵有關，有些則來源於美國的思想傳統、政治體制、公眾輿論等內部因素，還有些涉及東亞地區的國際和國內狀況，涉及美國在這區域的對手和盟友自身的若干屬性。在這裡要考察的，是那些可稱為最基本的原因，它們是：（1）美國在全球國際體系中的優勢地位；（2）美國根深蒂固的霸權心理；（3）在美國佔主導地位的國際關係思想傳統。

1947年2月底，時任美國副國務卿的艾奇遜在說服國會兩黨領導人同意接受美國的遏制「責任」時，如此說明戰後世界的基本結構：「世界上只剩兩大強國：美國和蘇聯。我們已面臨自古未曾有的局面。自從羅馬和迦太基以來，地球上從未出現過這樣的兩極對立。」實際上，從實力對比、綜合影響力對比或潛力對比而言，這一局面並非艾奇遜示意的或乍看來的那樣是某種均勢，而是美國優勢。撇開相互核威懾效應不談，二戰以來頭號強國與任何其他國家（包括二號強國）之間的實力差距之大，從16世紀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的帝國之後還沒有過。東亞太平洋地區的情況更是如此。因而，從國際政治常規來看，佔有這樣優勢地位的美國遠不是「正常的」國家，既不期望、也不理解一個真正多樣化的世界或東亞。它難免從非常特殊的角度和高度極化的框架看待國際政治，將複雜的構造看成簡單的，轉而用簡單化的政策對待覆雜的構造，在認識和行動兩方面都缺乏比較精細的分辨。

霸權心理阻礙美國去尊重或容忍東亞各國人民各自的選擇

這粗糙性和片面性更由於美國的霸權心理而加劇。美國的霸權心理既來自二戰後它在全球國際體系中的優勢地位，也源於歷史悠久並參與塑造美國政治文化傳統的優越感和使命意識。從登上新英格蘭海岸的清教移民起，經過美利堅合眾國的多數締造者，直至規定戰後美國外交方向的「權勢精英」及其信徒，關於美國生活方式、美國精神和美國理想卓越超群並適用於全世界的理念經久不衰 ，簡直構成了一種民族宗教或國家宗教。「我們將如山巔之城，為萬眾瞻仰。」 ——清教移民領袖溫思羅普的這句話可謂定下了美利堅世界觀和歷史觀的基調。

誠然，這不等於霸權心理。自覺優越和負有世界歷史使命的美國在很長時期內奉行的，大致是一種由約翰·昆西·亞當斯最膾炙人口地表述的國策，那就是美國「不跨出國門去搜尋要摧毀的惡魔。她祝願普天之下自由和獨立，但只支持和維護她自己。」

然而，這樣的優越感和使命意識畢竟是一個潛在源泉，待到美國佔據世界優勢地位，必不可免地轉化為世界霸權心理，其特徵在於自認是全人類自由、進步的唯一真正代表，強烈地希望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國際社會和許多國家的國內社會，想像其餘人類依本性當樂於接受美國的價值觀念體系，不願設身處地地理解其他民族（尤其是不發達民族）的價值觀念及其存在理由，不願真正容忍任何異端的甚或中立的意識形態，傾向於將一切被美國自己斷定為禍害的、但事實上性質各異的事態歸咎於單獨一個原因，即代表異端的政治力量。這樣的霸權心理阻礙美國去較為如實地看待覆雜多樣的東亞局勢，去尊重或容忍東亞各有關國家人民各自的選擇，去規定和追求遠非籠統簡單、冒失莽撞和趾高氣揚的政策目標。

約翰·昆西·亞當斯（1767－1848）是美國第六任總統（1825－1829）。他是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的長子。約翰·昆西·亞當斯曾在詹姆斯·門羅時期擔任美國國務卿，並發展「門羅主義」。

革命主義本質上排斥對現實世界的精密考察和慎重對待

冷戰時期美國東亞安全政策的簡單化，與在美國佔主導地位的國際關係思想傳統密切相關。這種思想傳統在美國外交研究界被普遍地稱為自由國際主義，它的最大代表是威爾遜。「威爾遜之後的每一位美國總統都倡導威爾遜基本觀點的這個那個形態……威爾遜的原則一直是美國對外政策思想的基石。」按照傑出的英國學者懷特關於國際關係思想三大傳統的宏觀區分，美國自由國際主義可認為大致屬於「革命主義」傳統範疇，或者更確切地說，它是比較靠近另一傳統——「理性主義」——的那種革命主義。

革命主義國際關係思想認為，國際關係的本質在於超越國家分野的人與人的關係。世界一分為二，一邊是信仰（或經啟迪必能信仰）普天之下皆兄弟的上帝選民或善人，另一邊是阻礙人類共同體實現的異端或惡人。符合上帝意志或歷史終極目的的國際政策的根本宗旨，應是根本改變傳統的秩序和規範，實現人類共同體，而這又以戰勝異端或惡人為前提。

革命主義者往往將自己當作人類普遍利益的唯一代表者和正義原則的唯一闡釋者，其思想方法和風格情調特徵是從道德原則出發，以自我為中心，非善即惡，不容異端，否定歷史，全盤創新。美國自由國際主義在一些基本信條和特徵方面與革命主義的這些標準屬性相當吻合，儘管它在另一些方面符合或接近理性主義的標準屬性。革命主義的理念和政策大都是高度簡單化的，在本質上排斥對現實世界的精密考察和慎重對待，追求一廂情願、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前面關於冷戰時期美國東亞安全政策揭示和闡述的一切，都體現了這種國際關係思想傳統。

1918年1月8日，威爾遜發表了十四點和平原則，首次論述了關於成立國際聯盟的想法。巴黎和會期間，他不倦地推銷他的計劃，最終實現了在凡爾賽條約中加入了關於創建國際聯盟的章節。圖為巴黎和會「四巨頭」，右四為威爾遜。

越戰失敗促成了美國國內對若干正統信條的廣泛懷疑

一個自然而然的問題是，隨著冷戰的結束，美國東亞安全政策的過度簡單化是否也成了歷史陳跡？在很大程度上確實如此。事實上，總的冷戰時代結束以前許久，尼克松政府就以它對美國東亞戰略及其一般對外政策的大調整，使之變得較為精緻，較為符合東亞複雜多樣的局勢。值得強調的是，這調整尤其歸因於兩個因素：（1）簡單化的東亞政策導致了越南戰爭這沉重負擔及其失敗，並因而促成了美國全球優勢的顯著衰減和美國國內對若干正統信條的廣泛懷疑或否定；（2）尼克松政府在相當大程度上偏離美國外交思想陳規，轉而從歐洲現實主義國際關係思想傳統中尋求指南，由此在政策理念方面將美國放到多少是「正常」 國家的位置上。

與冷戰時代結束相伴，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些導致和維持簡單化政策的因素已不復存在。東亞局勢依然複雜多樣，並且由於冷戰後的一系列動向——權勢分布和利益衝突的進一步分散、意識形態因素的相對淡化、問題等級的愈益模糊、國家力量對比的變動趨勢以及若干冷戰遺留問題與冷戰後新生問題的交織——而更加如此。另一方面，美國的東亞政策與冷戰時代、尤其是50和60年代相比，已變得比較精緻靈活，即較多地按照問題的具體種類和具體性質決定美國的反應方式，不再像先前那樣過分地追求不切實際的簡明和統一。 就安全政策而言，美國現在同時有四種模式，即以美日、美韓等雙邊同盟為形式的雙邊性機制，在美國之外還有中國、東南亞國家（某些問題上還有日韓等國）參與的、非正式和不定形的區域多邊性機制，包括世界核不擴散體制和聯合國體制等在內的全球多邊性機制，依靠美國一國威懾和干涉的單邊性機制，以便對付範圍不同、性質不同、所需力量不同的種種問題。

盟國方面滋生對東亞和平潛在威脅未得到美國足夠關注

但是，過於簡單化之弊仍然可見於冷戰後美國的東亞安全政策之中。美國政府在東亞安全方面優先關切的仍是那些被認為出自東亞冷戰時期美國敵手的問題，儘管它在世界其他某些地區已轉而集中關注某些非共地區性強國的勢力增長、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問題或者由民族原因引起的嚴重衝突。不僅朝鮮仍被當作大患，而且間接或直接地助長「中國威脅論」。相反，某些在美國的盟國方面滋生的、對東亞和平的潛在威脅，卻沒有得到美國足夠的關注和抑制。總之，美國仍然多少傾向於將在東亞的真實的或臆造的威脅單一化。關於威脅的作用機制和 假設（儘管有些還遠未明確）亦仍有簡單化之弊。共產黨領導的國家被傾向於認為進行對外冒險或擴張的可能性較大，其經濟或國防實力的顯著增強被當作一種包含著國際危險的動向，領土爭端、國家統一、武器貿易甚至外交交往等出於各自獨立的當地原因的問題，往往被有意無意地懷疑或斷定為擴張勢力的具體表現。所有這些，實際上體現了一種「以我劃線」為意念特徵的、 類似冷戰思維的國際格局觀。所以如此，最基本的原因仍在於美國的優勢地位、霸權心理及其國際關係思想傳統。美國大概只有隨歷史的演化真正成為國際體系中的「正常」國家，才能以足夠精緻、足夠求實的態度對待世界和東亞。

嘉賓介紹

時殷弘，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學術委員會主席、中國人民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國務院參事。曾任南京大學國際關係史教授、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際關係學院國際關係教授、中國美國史研究會理事長、美國密執安大學公共政策訪問講授教授和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研究訪問講授教授。已出版著作 16部、譯著17 部，發表學術論文和評論 580 余篇。他的許多作品和見解有廣泛的國內和國際影響。

（本文為嘉賓在鏡廳論道「美國干涉東亞的經驗教訓」沙龍上的發言，編輯：鄧鎧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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