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長一年壽命要花多少錢？

人的生命無比寶貴，用價格來衡量生命似乎是愚蠢的行為。泛著銅臭的金錢怎麼能跟人命相提並論呢？生命應該是無價之寶。

然而，在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醫療機構都不可避免地提出這樣一個病態的問題。他們用在身患疾病和垂死之人身上的資金非常有限，每當有新葯上市時，他們都必須作出選擇：為了多活幾個月或者多活幾年，真的值得花那麼多錢嗎？

我們的第一反應似乎很明顯：應該不遺餘力地讓自己深愛的人在人世間多停留些時間。然而，重症護理醫生兼牛津大學上廣應用倫理學中心倫理學家多米尼克·威爾金森(Dominic Wilkinson)最近發表了一篇發人深省的文章，對這些假設提出了質疑，並呼籲我們認真思考一個問題：我們應該為延長生命付多少成本？

出於對這個問題的好奇，BBC Future 欄目採訪了威爾金森，希望深入了解他的觀點，並更好地明確我們目前用於計算生命價格的方法。

高科技治療方案令我們可以治癒很多會將我們的祖先置於死地的疾病——然而，這些技術卻需要耗費巨額成本

目前，是否使用絕症治療藥物往往根據兩個因素來判斷——這些藥物能夠延長多少壽命，以及病人在此期間的生活質量，這都可以使用質量調整壽命年(QALY)來計算。例如，如果一種藥物能讓你多活一年，但這一年的生活質量僅為正常情況下的一半，那麼就對應0.5質量調整壽命年。「另外，如果某種葯在一年的時間內，將你的生活質量從正常情況下的一半，恢復到完全健康的狀態，同樣對應0.5質量調整壽命年。」威爾金森說。

根據這樣的方法，便可計算某種藥物是否物有所值。例如，按照質量調整壽命年計算，英國建議每額外增加一年的健康壽命大約應該支付2萬至3萬英鎊(3萬至4.5萬美元)。所以，0.5質量調整壽命年的價格僅為1萬至1.5萬英鎊(1.5萬至2.25萬美元)。

因此，某些價格昂貴的藥物不可避免地被英國國民醫療保健制度(NHS)排除在外：例如，乳腺癌新葯Kadycla價格高達9.5萬英鎊，但卻只能延長約6個月的壽命。即便這期間的生活質量與正常人相同，依然遠超NHS制定的上限。(當然，其他醫療保健服務提供商或許會制定不同的標準——但也都需要在提供治療費之前，通過某種方式權衡成本收益比。)

活動家認為，製藥企業應當降低這類藥物的費用，而醫療服務機構也應當投入更多藥物資金，為晚期病人挽回更多寶貴的時間。由於這些觀點都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所以英國最近考慮上調絕症藥物的費用上限——最高可達每質量調整壽命年8萬英鎊(12萬美元)。

如果要因此減少沒有生命危險的人用於改善生活質量的治療預算，我們還應該為那些能夠延長生命的藥物花更多錢嗎

威爾金森表示，這種觀點完全可以理解——而且醫生和病患本人也經常持有同樣的觀點。「當醫生照顧病人時，我們的職業倫理會驅使我們支持病人。醫生會說：『我知道這種葯很貴，但我的第一職責是救死扶傷。』」他說。

然而，這樣一來就不可避免地要做出一些犧牲，因為其他的治療方案肯定會因此縮減預算，例如心理健康服務或殘疾人士幫扶——對於仍處在青年或中年時期的人來說，這些措施對提升其生活品質或許至關重要。

是否值得犧牲一個人的生活質量，讓另一個即將離世的人多活幾個月？在制定這些決策時，必須要了解公眾意見。而且，儘管你可能認為多數人都願意花費無窮的資金來額外延長几年的生命，但最近的研究卻表明，我們對於絕對的生存年限或許並沒有那麼重視。

很多受訪者接受調查時都表示，他們更願意花錢改善安寧醫療照護效果，而不是購買能夠延長生命的新葯

威爾金森指出，英國對4,000位受訪者展開了一項詳細調查，向他們明確解釋了有限的醫療服務資源都能投入到哪些領域，並讓受訪者選擇自己的偏好。「他們明確表示，不希望將更多錢用於救治絕症病人，而應該讓處於其他生命階段的人從中受益。」

最令人意外的或許當屬新加坡的一項調查，該調查的研究對象是身體健康的老年人和癌症晚期病人。「令人震驚的是，他們準備為安寧醫療照護支付大筆費用，以便能夠實現居家照護，而不太願意為延長生命的藥物花太多錢。」威爾金森說。

平均而言，受訪者願意為延長一年的生命支付5,000英鎊(7,500美元)的治療費，但他們願意為更好的安寧醫療照護支付的費用卻達到這一數字的兩倍——1萬英鎊(1.5萬美元)——例如獲得更好的護理服務，使之可以相對舒適地在家中去世，而不是在醫院裡離開人世。「這似乎提供了一種關於艱難決策的全新思考方式。」

醫生越來越認為，我們應當儘可能地提高在世時的生活質量，而不是一味地延長生命

很明顯，這些研究並非最終答案，很難判斷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不同受訪者在面對不同疾病時，是否都持有相同觀點。另外，質量調整壽命年這樣的計算方法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客觀地評估治療潛力，仍然存在疑問。但威爾金森認為，在投入越來越多的資金延長生命之前，我們至少應當考慮一下這些不同觀點。

「儘管為晚期病人購買更貴的藥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我不認為這反映了普通大眾或病人自己的觀點。」他說，「這也未必就是正確的道德觀。」

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加之醫療技術的進步和醫療價格的上漲，這些矛盾只會越發尖銳。美國著名醫生阿圖·葛文德(Atul Guwande)早就提出了質疑：延長生命是否比改善有生之年的生活質量更加重要。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臨床生物倫理系前主任伊齊基爾·伊曼紐爾(Ezekiel Emanuel)甚至曾經表示，他將在75歲之後拒絕所有延長生命的治療方案，避免因為無休止的高強度治療讓自己在人世間的最後幾年變得毫無質量可言。

對於我們普通人而言，可能很少有人會作出如此激進的決定，但任何人，在任何年齡，或許都應當仔細考慮自己的生存價值，以及我們應當如何充分的利用這些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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