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王朝的開國君主是一介武夫 卻成為文化繁榮的高峰

右文重儒

宋朝建國後，宋太祖很快由一介武夫變為尊儒重文之君，享有「性好藝文」的稱譽。太宗更以「銳意文史」而見著於史冊，面對「喪亂以來，經籍散失，周孔之教將墜於地」，「即位之後，多方收拾，抄寫購募，今方及數萬卷，千古治亂之道，並在其中矣」。太宗即位後三個月，就舉行了第一次貢舉，錄取名額較多，共得進士及諸科507人。朝廷對第一第二等進士並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等官職；同出身進士及諸科，並送吏部免選，優等注擬初資職事判司簿尉。赴任出發時，每人賜裝錢20萬。對這次貢舉，宰相薛居正等認為「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但太宗「方欲興文教，抑武事，弗聽」。「興文教，抑武事」，正是宋廷右文政策的具體腳註。

太宗時還特別注意從孤寒之家選拔人才。為了避免勢家「與孤寒競進」，朝廷於雍熙二年（985年）實行別試製度，「令試官親戚別試者凡九十八人」。這一年宰相李昉之子李宗諤、參知政事呂蒙正之從弟呂蒙亨、鹽鐵使王明之子王扶、度支使許仲宣之子許待問，舉進士第皆入等，但由於是勢家之子而被罷去。為孤寒之家開路，成為宋代科舉改革的一個重要原則，為國家選拔才德兼備人才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如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范仲淹、李覯、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蘇轍等都是出身孤寒之家的知識分子。正如明人徐有貞在《重建文正書院記》中所指出的：「宋有天下三百載，視漢唐疆域之廣不及，而人才之盛過之。」

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年），太學從國子學三館中分出，單獨建校，其入學資格「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異者為之」。這使太學在宋代成為混雜士庶子弟的普通學校，是宋代學校制度的一個重大變化，擴大了接受高等教育的範圍。到神宗時期，那些「遠方孤寒人士」和「四方士人」沒有資格進入國子學的，自然就進入太學學習。熙寧四年（1071年）十月，立太學三舍法。以初入學生員為外捨生，不限人數；然後考試合格者，自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這使太學生人數不斷增加，元豐二年（1079年），太學生總數達2400人，到了徽宗崇寧三年（1104年），太學生總數高達3800人。南宋時，國家處於戰亂之中，太學生人數雖然有所減少，但數量仍然較為可觀。如紹興二十六年（1156年）六月，時人林同指出：「太學養士千餘人」，可見太學仍有學生1000多人。

與此同時，宋廷又給太學生以優厚的經濟和政治待遇。從經濟上看，熙寧五年（1072年），朝廷規定，外捨生每月發津貼850文，內捨生和上捨生每月發津貼1090文；元豐三年（1080年），外、內、上捨生均增至1100文；崇寧三年（1104年），外捨生增至1240文，內舍、上捨生增至1300文。在政治上，熙寧四年（1071年）推行三舍法時，朝廷就規定：「如學行卓然尤異者，委主判及直講保明，中書考察，取旨除官。」元豐二年（1079年），又明確規定：「上等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崇寧三年（1104年），廢除科舉中的州郡發解（鄉試）法和禮部試（省試）法，全面實行「舍選」，即「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於是，太學成為全國士庶子弟獲得參加殿試資格的主要途徑。南宋初年，國子學已不復獨立存在，與太學合二而一。

宋代的右文重儒政策，一方面帶來了兩宋文化的繁榮，在理學、文學、史學等方面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另一方面也造就了一大批士大夫階層，並廣泛參與趙宋各級政權。這些士大夫有的終身從政，有的在一生中某一時期從政，其中的絕大部分人不管是在朝還是在野，都以天下為己任，通經術，明吏事，曉法律，重現實，疑經論政，批判現實，著書撰文立說，總結自己的從政經驗，闡發治國理政思想和方略。如李覯、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蘇軾、蘇轍、朱熹、葉適、呂祖謙等均是其中傑出的代表。

不同思想的撞擊

據陸遊抄錄作者不詳的《秘史》載：「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內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由此可見，宋代自宋太祖開始就立下祖宗之法：一是不誅殺士大夫和言事人；二是兩宋太祖之後諸位皇帝謹守誓約。

揆諸史事，宋代歷朝皇帝的確比較優待知識分子，除非罪大惡極，一般不予誅殺；對上書言事、犯顏直諫之人，一般都較寬容，更不用說加罪處以極刑。如宋仁宗就以「仁恕」著稱。有人推薦四川學者龍昌期，說他有才學，仁宗就委以官職。後來又有人指出龍昌期有異端理論，仁宗就免去他的官職，而對他的異端理論不予追究。又如年輕氣盛的蘇轍曾公開指責他好色，迷戀後宮妃嬪，但是仁宗並沒有因此懷恨在心，加罪蘇轍，仍任他作為諫官。正由於宋仁宗對臣下、士大夫的寬容，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批富有治國理政思想和方略的名臣，如范仲淹、韓琦、富弼、包拯、蔡襄、蘇軾、蘇轍等。歐陽修等還敢公然對儒家經典提出疑問，掀起疑經的浪潮。

宋神宗時期掀起熙寧變法，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和以司馬光為首的反變法派展開了激烈的辯論，甚至在神宗面前唇槍舌劍，互相攻擊，但神宗基本上允許不同觀點的存在，即使司馬光因意見不被採納提出辭官，神宗仍一再挽留。熙寧變法的論戰，各種不同觀點不同思想的撞擊，產生了許多有價值的治國理政思想和理論火花。

南宋孝宗對各種學派也採取寬容的態度。他喜歡蘇軾的學說，卻沒有因而排斥程頤的學說。呂祖謙、葉適、陸九淵、朱熹等學派可以同時並存，說明當時言論環境較為寬鬆。

寬鬆的言論環境使當時的知識分子敢於關心現實問題，批判現實問題。如宋初著名的教育家胡瑗大力提倡以學習經義和時務為主體的「實學」，要求學生注重時政，不可閉門讀書，還要努力精通治民、講武、理財、堰水等實際技能。王安石作為一名有眼光的政治家，提出要維護封建統治，必須建立起一支德才兼備的官僚隊伍，使天下有了大量的「人才」，「為上行法」時，才能治理好國家。學校作為培養人才的基地，「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足以有為於世」。所以王安石非常積極地興辦學校，以至多次向朝廷呼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南宋著名學者呂祖謙倡導「學者須當為有用之學」，「為學要須日用間實下功夫」，「以務實躬行為本」。老師應向學生「教以國體，使之通達政體」，甚至其他經史各項，也應當盡量選取有用於當世之處講明。他多次抨擊當時教育脫離實際，學者空談性命，學生徒費精力於空虛華靡之學的弊病。

在較為寬鬆的言論環境中，宋代無論是程朱理學，還是陳亮、葉適的重商學派，都關心當時的現實問題，朝政的議論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活躍局面。由此雖然形成了無休止的政黨之爭，但也由此形成政治、思想上較為自由的風氣。這種風氣為學術上的探討和新學說的產生，造成了有利的政治條件。其中最典型的現象就是熙寧變法中變法派和反變法派的論戰。

在較為寬鬆的文化政策環境中，一向為傳統儒家思想所鄙視的重商思想在宋代較為活躍。如一向以正統儒家思想自居的范仲淹、歐陽修等都重視商人在國家經濟活動中的作用。南宋的重商學派代表人物之一陳亮，把官、民、農、商並列，認為四者的關係是「民病則求之官，國病則資諸民，商藉農而立，農賴商而行，求以相輔而非求以相病」。其另一代表人物葉適也認為，「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重商思想對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空前繁榮影響深刻，在古代經濟史中佔有顯著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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