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盧斯：西方自由主義的困境

一群學生駕車高速向柏林駛去。「幸福啊，活在那個黎明之中，年輕人更是如進天堂，」華茲華斯(Wordsworth)對法國大革命有感而發地寫道。雖然那一年是1989年，而不是1789年，但詩人華茲華斯表達的情緒正契合我們的心情。對於在冷戰核陰影下長大的我們而言，親眼目睹冷戰結束標誌性一幕的誘惑是不可抗拒的。一聽說東德打開了東、西柏林之間的查理檢查哨(Checkpoint Charlie)，我們就上路了。不到18個小時之後，我們就和成千上萬的民眾（有老有少，有德國人也有外國人）一起鑿著那堵牆。我們用鑿子和鎬做出了綿薄的貢獻。兩天後，我們返回英格蘭，酒還沒醒，卻驚訝地發現沒有收到超速罰單，每個人都帶回了牆上的一小塊磚頭。

我們受到了樂觀情緒的感染。作為牛津大學(Oxford)一名學習哲學、政治學及經濟學(PPE)專業的學生，我感覺自己對這一時刻的意義擁有洞察力。這一跨學科專業的批評者稱其為一項「相當糟糕的教育」。他們或許有道理。但在那一刻，學習這個專業似乎是有用的。我們贊同進步的信念，這是現代西方最接近宗教的信仰。在1989年，現代西方的分裂被彌合了。通過將蓬勃發展的西德與萎靡的後斯大林主義的東德統一起來，我們為未來清除了一塊巨大的障礙。在中歐這片20世紀的血染大地上，再也不會出現不同核武陣營相互對峙。英國不再冷漠對待的這塊撕裂的大陸將聯合起來。民主國家將取代華約(Warsaw Pact)，這一組織旗下的政權在和平示威者面前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倒下。走向消亡的不只是獨裁政權，還有民族主義。各國的邊界開放了。正如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寫道，始於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短暫而血腥的20世紀，即將以蘇聯的解體而結束。人類已證明可以從錯誤中汲取教訓。現在是走向21世紀的好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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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近30年後，在2016年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贏得美國大選後，我來到了莫斯科，受邀參加一個討論「多中心世界秩序」的會議，這是俄羅斯對「後美國世界」的表述。這次會議由普里馬科夫研究所(Primakov Institute)主辦，該所以上世紀90年代擔任過俄羅斯外長和總理的葉夫根尼?普里馬科夫(Yevgeny Primakov)的名字命名。1999年，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取代普里馬科夫成為總理。當我和我的朋友們在柏林牆的廢墟上手舞足蹈時，100英里外，陷入沉思的普京正從克格勃(KGB)位於東德城市德累斯頓的辦公室眼睜睜地看著眼前的世界崩塌下來。後來，他把蘇聯解體形容為「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普里馬科夫曾倡導「多極化」概念，徒勞地試圖削弱美國冷戰後的必勝信念。普京接受了這一概念，並將其作為自己的理念。

現在我正在莫斯科參加上述會議，與會者還有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前身為克格勃）局長亞歷山大?波特尼科夫(Alexander Bortnikov)等高官以及普京本人。儘管面無笑容，但輪到俄羅斯人慶祝了。美國剛選出一位熱衷修築隔離牆並且仰慕普京的總統。1989年，當普京環視眼前崩塌的世界而我們飛馳在高速公路上時，特朗普正發明一種名為「特朗普遊戲」(Trump: The Game)的紙盤遊戲。該遊戲有假的紙幣和基於地產的規則，極為類似「大富翁」(Monopoly)——除了骰子上的數字六被字母T替換之外。關於特朗普對柏林牆倒塌的看法，沒有任何記錄。無論如何，這一切似乎都已經很久遠了。

接下來要學的是一門關於如何以不同的視角看世界的速成課程。作為一名仍在學習歷史的學生，儘管我希望如今的自己能更具有懷疑精神，但還是被俄羅斯東道主如此頻繁地讚美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震住了。那場在1814年至1815年間召開的會議為拿破崙戰爭(Napoleonic Wars)畫上了句號，開啟了持續近一個世紀的穩定時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保障這一新秩序的是由英國、奧地利、普魯士和俄羅斯組成的四國同盟(Quadruple Alliance)。特朗普勝選開啟了一種前景，即俄羅斯可能重返其作為一個多中心世界強國的歷史角色，而在這個多中心世界，每個國家都發誓不會做任何破壞別國內部合法性的事情。沒人再去談論民主的必然性或者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這正是普京夢寐以求的。在北京、安卡拉、開羅、加拉加斯，甚至布達佩斯，這些地方的人與俄羅斯一樣敵視西方關於進步的觀念，西方內部也有越來越多的人放棄這一觀念。他們錯了嗎？

全球政治

繼特朗普勝選後勒龐會上台嗎？

拉赫曼：即便在英國退歐和特朗普上台後，勒龐也未必能在法國獲勝。但勒龐若當上總統，很可能導致歐盟解體。

對一個伴隨著民主興起、市場經濟擴散以及全世界最終接受《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種種跡象而成長的人來說，僅僅提出這一問題就足以令人不安。這場辯論不是很久以前已經塵埃落定了嗎？整個世界不都渴望西方化嗎？對於這一點，我們不能再抱有任何信心。認為世界其他國家會被動地採納我們的信條，這種想法極為傲慢。我們必須用質疑的眼光看待那些我們曾被教育永遠不要質疑的事情。

這關係到對可追溯至《大憲章》(Magna Carta)的西方歷史的類似宗教的解讀。2015年，蘭尼米德(Runnymede)舉行了《大憲章》簽署800周年慶祝活動。通過限制國王的權力，《大憲章》為後來眾所周知的「無代表不納稅」原則開創了先例。這份簡短的中世紀文件在隨後幾百年里消失在了迷霧之中——甚至連莎士比亞(Shakespeare)都沒在歷史劇《約翰王》(King John)中提到它。然而，自17世紀《大憲章》被英格蘭斯圖亞特王朝暴政的反對者拂去表面的灰塵並傳播到北美洲的13個殖民地之後，它演變為西方自由主義的奠基理念。正如研究《大憲章》的歷史學家丹?瓊斯(Dan Jones)所言，1215年如今被視為自由民主之「元年」。當《世界人權宣言》在二戰後發布時，埃莉諾?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曾說，這份宣言「完全可以成為全人類的國際憲章」。

數世紀以來，西方人秉持的是線性信仰，認為時間總是會帶我們走向更加幸福的地方。希臘人稱之為目的論。對於基督徒而言，那就是耶穌再臨。對於馬克思主義者而言，那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對於民族主義者而言，那就是掌握人民命運的控制權。對於喬治王朝和維多利亞時期大西洋兩岸的自由主義者、以及他們在整個西方世界的現代後嗣而言，那就是從人類解放邁向個人自由的進步。1989年，多數人都秉持最後一個版本的信仰。其他版本要麼消亡了，要麼倒退了。如今，只有馬克思主義處於休眠之中。對民族命運的獨裁版信仰正強勢地重新回到舞台。說得更確切些，曾因殖民統治而蒙上陰影的非西方版本的歷史正在重申它們的重要性。中國和印度以不同的方式傳統上對歷史採取一種循環往複的觀點。他們現在依舊秉持這種觀點。物質條件或許改善了。但人類的道德狀況依舊。歷史沒有把我們引向任何一種政治結局。對於世界其他地區（生活著將近90%的人類，其中多數人如今終於開始追上西方的物質優勢了）而言，人類的道德進步是一個永遠無法解決的問題。歷史沒有終點。它永恆地重複著犯錯和改正。

那些質疑這種循環往複觀點的人應該看看美國歷史。1789年，剛剛獨立的美國殖民地的人均壽命只有區區40歲。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坐了12天的馬車和船才從位於弗吉尼亞州的家到達了費城。現在美國的人均壽命差不多是那時的兩倍，而傑斐遜這段行程只需要5個小時。現在以另一種標準來衡量美國的歷史。美國第一位總統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是一位世界級的歷史人物，他拒絕在就職典禮上穿著將軍制服，從而奠定了美國的民主性。他拒絕了一切諫言，在擔任總統兩個任期後毅然下台。他擔心第三個任期會樹立一個錯誤的先例。我們可以說美國的道德進步與物質改善相匹配嗎？在某些方面，毫無疑問是這樣的。美國誕生之時有奴隸制，女性沒有話語權。但在特朗普總統勝選後，向「更完美的聯邦」邁進的信仰難以為繼了。當王冠唾手可得時，華盛頓選擇成為一名謙遜的政治家。而另一方面，特朗普是一個舉世無雙的自吹自擂之人。

當然，特朗普和他在歐洲的同類並沒有導致自由民主的危機。他們是癥狀。這可能很難理解。很多人自我安慰地認為，特朗普的勝利是在普京的幫助下由美國白人多數群體的垂死掙扎所導致的意外。在短暫的中斷後，歷史會重新恢復正常。他們太樂觀了。曾在2008年投票支持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的美國白人工人階級，有將近四分之一在2016年轉而支持特朗普。用希拉里?柯林頓(Hillary Clinton)令人遺憾的話來說，他們是突然變「可悲」的嗎？還是說他們是受一種渴望的驅使，想要毀掉那個總是把他們的困境歸咎到他們自己頭上的系統？同樣的問題也可以問問日產(Nissan)在桑德蘭的員工，他們違背了自己的經濟利益而投票支持了英國退歐。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和希拉里挑選了同樣的競選口號——「在一起更強大」(Stronger Together)，這或許是詩意的巧合。大西洋兩岸的那麼多選民都作出如此憤世嫉俗的反應，這應該沒什麼大驚小怪的。自從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離任之後，柯林頓一家賺到了2.35億美元的演講費——其中很多都來自那些對眾多中產階級的房屋止贖的華爾街銀行。在離任後幾周內，奧巴馬就為華爾街一家公司演講而得到了40萬美元——與總統的薪水一樣多。在特朗普時代，商界可能更想知道奧巴馬的想法了。但他的演講費是司空見慣的對公職的貨幣化。2015年，在奧巴馬任期末尾，美國收入中值才剛剛回到了衰退前的水平。目前仍然低於本世紀初的水平。與此同時，現在有將近一半的美國人形容自己是「下層階級」——而2000年時的比例為三分之一。

作為一直快速融合（並且還要持續如此幾十年）的全球經濟中的最大輸家，西方中產階級的反彈已經醞釀了許多年。在英國，我們稱他們「留守者」(left-behinds)。在法國，他們是couches moyennes。在美國，他們是「受擠壓的中產」(squeezed middle)。一個更恰當的術語是「無保障無產階級」(precariat)——生活上缺乏經濟保障的人士。根據管理諮詢公司麥肯錫(McKinsey)的數據，逾1.6億西方人如今在所謂的零工經濟(gig economy)中工作，數倍於5年前的人數。其中約三分之一是「出於需要」這麼做。這部分人的數量預計還將大幅上升。但他們在美國財富中所佔份額一直在下降。如今，收入最低的50%美國人僅佔有本國財富的1%。

1966年，美國社會學家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曾寫道：「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在未來幾年，他的觀點將經受考驗。自進入新千年以來，尤其是過去10年，全球不下25個民主國家出現了倒退，其中有3個國家位於歐洲（俄羅斯、土耳其和匈牙利）。波蘭可能也為時不遠了。除了在突尼西亞，阿拉伯之春已被夏日熱浪吞噬。「這是民主國家的市場調整還是全球經濟蕭條，仍有待商榷，」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說。學者福山早在1989年就提出了歷史是否已經終結的問題。答案將取決於美國和其他西方民主國家。

記者總是傾向於過度解讀最新的大事件。我們也很容易在事後將我們未能預見到的事解釋為不可避免。但請記住，英國退歐並非註定要發生。舉行退歐公投是一位無能的首相輕率地擲出的骰子。特朗普的勝選也並非不可避免。如果中西部有7.7萬張選票改投希拉里，她現在就是美國總統。但這一道理兩方面都說得通。如果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在法國大選中落敗（英文刊發時法國大選還未結束——譯者注）而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仍執掌德國，西方自由主義的危機也不會突然結束，儘管我懷疑宣傳上會如此說。因此，即使如今希拉里坐鎮白宮，美國也不會高枕無憂。西方精英的自我信念削弱了他們判斷威脅程度的能力。

去年12月，極右翼民族主義者諾貝特?霍弗(Norbert Hofer)只差一點點就贏得奧地利總統大選。但我們把他的失敗當作民粹主義浪潮的折戟來慶祝。在法國的兩大關鍵地區——工業化的北部地區和普羅旺斯地區，勒龐的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仍是最大政黨。今後，隨著法國、英國、美國等西方國家數以百萬計的民眾失去可提供養老金的穩定工作，進入沒有福利的合同工狀態，他們的不安全感將加劇。在一個主權相互依賴的世界，「奪回控制權」或許只是一句空洞的口號。但對於那些失去了他們曾經認為的經濟保障的人來說，這意味著看得見的實惠。西方國家曾經為個人免受市場興衰影響提供保障。如今，它們正逐漸退出這一角色。如果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贏得法國大選（英文刊發時法國大選還未結束——譯者注），包括我在內的自由民主支持者一定會祈禱他以及像他一樣的領導人取得成功。但他的勝選將建立在做出模糊、籠統的承諾的基礎上，但沒有一個議會多數黨實現他的願望。奧巴馬在2008年民主黨同時控制參眾兩院之際向美國人民提出了類似的希望。但8年後，美國人民選擇了特朗普。

西方的危機並非在2016年才出現，也不會在2017年消失。這種危機是結構性的，很可能持續下去。那些粉飾危機的人對自由民主沒有半點好處。

譯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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