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休止的《國際歌》

1925年的春天，一個20歲的青年來到滬東工會聯繫工作。工會裡正在油印歌片，他撿起了幾張飄落在地上的歌片———啊，《國際歌》！聽說這是共產黨的歌呀！那歌詞多麼震撼人心哪———「讓一輪紅日照遍五大洲！」是的，這是早期的《國際歌》，現在已經譯作「鮮紅的太陽照遍全球」。他想，還是共產黨心胸寬廣啊！社會上三人群、五人黨的太多了，都沒有成氣候的；共產黨是為人民說話的，共產黨員都是些作風正派的人，將來一定能成大業，要入就要入共產黨！

沒想到這張歌片就這樣讓他產生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信念。

5月30日這天

他是我的父親，叫陶悉根。這時他正在工廠里為發起工會忙碌著。

他在工人中表現很活躍，組織能力強，有著感染力很強的演講能力，很有群眾緣，身體健壯。年輕人總是活力四射的。他把自行車騎到橋上，然後縱身跳下自行車，讓自行車自己平穩地滑行下橋，橋下的另一個人再縱身跳上去，繼續前行。業餘時間，他還是無聲電影時期的電影演員，消防隊的志願者。

大革命時代，共產黨組織工人參加了五卅運動、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黨組織在群眾的心目中就是戰鬥堡壘！

1925年5月15日，工人顧正紅被日本資本家殺害。我父親參與了召開市民大會、示威遊行、街頭演講等示威鼓動工作，並將市民的憤怒引向罷工、罷市、罷課的三罷鬥爭，掀起了五卅運動。5月30日這天，示威遊行隊伍挺進南京路，我父親一直走在最前面，時不時還要招呼著後面的人，當遊行隊伍到達南京路，敵人開槍鎮壓時，他正好不在前排，這才幸免於難。

據楊浦區黨史辦的記載，五卅後，陶悉根同志領導的黨支部經過五卅血案的洗禮成為滬東地區戰鬥力較為突出的堡壘!

父親很少跟我們子女說當年那天的其他細節。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甚至並不知道父親參加過五卅運動，直到很久以後才從一些資料里看到父親的名字，才恍然大悟。只可惜，父親沒有留下文字資料，更多的細節無從了解。

參加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

經歷了五卅的洗禮，父親的革命人生波瀾壯闊地開啟了。

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發生在1927年3月21日。2月間，周恩來在滬東部委機關華德路斯文里13號召集會議研究武裝起義，我父親等六七位同志參加了這次會議。3月21日中午12點，上海總工會發布總同盟罷工令，全市80萬工人實現了總罷工並立即轉入武裝起義，上海多處同時響起了工人起義的槍聲，震驚中外的上海市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爆發了。我父親也按部署帶領著一支隊伍發動了對敵人據點的進攻。全市的戰鬥一直打到22日傍晚6點多，工人武裝攻克了敵人的全部據點，佔領了整個上海，取得武裝起義的勝利。

入黨後，他在申新五廠發展了黨員，建立了黨支部，組織上任命他為支部書記。在大罷工前，當討論誰去把罷工告示貼到廠門口時，有些人低頭不作聲了。這時有一位黨員，叫杭鴻初，他見不得在危險時刻退縮的情形，說：「黨員在這種事情上能往後縮嗎？我來！」———這就是共產黨員！

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感召了群眾，放工時，工人們成群地湧出廠門，杭鴻初趁著亂，從容地把告示貼到了工廠大門口。

大罷工勝利後，上海工人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迎接北伐軍的到來。

經歷「四·一二」，入獄8年

武裝起義中的烈士們屍骨未寒，1927年4月12日凌晨，蔣介石向毫無準備的工會、工人武裝、共產黨發動了接連幾天的血洗，大屠殺使上海完全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第二天，我父親組織了申新五廠工人不上班，以示對大屠殺的抗議！據楊浦區的黨史資料說，這時陶悉根參加了滬東的特別行動隊———「打狗隊」。但我聽父親說，他因為擔負著支部書記和參與整個滬東地區工運的領導工作，所以不被允許參加危險性極高的打狗隊，黨組織讓他繼續搞工運。

我聽父親說，「四·一二」中，馬路上遇到自己的同志不僅不能打招呼，還要立即隱蔽，因為相互都不知曉對方此時的政治態度。在這種極度的危情之下，黨的機關和工會全系統遭到了滅頂之災。

組織不在了，對每一個黨員來說，信仰面臨了嚴峻的考驗，他們都在考慮自己該走哪條路！我父親立下誓言：「投了紅旗不投白旗！絕不動搖，干到底！」

到了1928年，隱蔽在四馬路（現在的福州路）一家旅館裡的黨的機關又因叛徒出賣而被敵人破獲。敵人坐在房間里守株待兔，進來一個抓一個。我父親和杭鴻初等十幾位黨員被捕了。

拷打，上電刑；關進1平米多些的單人囚籠里，戴腳鐐超法律時限，致使腳腕潰爛長蛆。這些非人的折磨我父親都挺過來了。經過黨組織聘請律師大力營救，最後，作為殺人刑事犯，我父親被判刑12年，杭偉之（杭鴻初）被判無期徒刑。

宣判那天，法庭外擠滿了人，我祖母也在人群里焦急等待。

當我父親被押出法庭時，我的祖母喊著：「悉根哪，你不要急噢，娘會給你上訴的！」這時一個巡捕上前狠狠一巴掌把我祖母扇倒在地。

我父親說，他從被捕到宣判，一直沒有害怕過，一直沒有難受、傷心過；但看到母親被打，一瞬間他的心難受到了極點……他掙扎著要衝過去，但他被五花大綁著……

獄中，我父親秘密地建立了黨支部，領導了提籃橋鬧獄。這是有史以來租界西牢的第一次鬧獄。從此，秘密黨支部可以合法帶領犯人鍛煉身體，閱覽圖書，學文化，宣傳唯物主義。服刑中遇到過幾次大赦，最終我父親刑期減至8年，杭偉之（杭鴻初）也減至18年。

在西安找到了黨

1936年，我父親獲假釋出獄。「假釋」就要每星期向巡捕房報到，想要尋找黨組織是極其困難的。但是，對真理的信仰，卻一直在驅使他尋找組織。

社會上有個進步團體叫「壁報服務團」，我父親在裡面一邊做事，一邊注意觀察。

有一天，他對兩位負責人說：「我看出來了，你們倆是共產黨。」

那倆人很警惕：「你怎麼看出來的？」「因為我從五卅開始就和共產黨員一起工作，所以從你們的作風我能看得出來。」

「你現在打算怎麼辦？」

「請幫我聯繫黨組織！」

「你在上海是呆不下去的。南京有我們黨的聯絡點，你去南京吧。」

家裡有老有小，我的爺爺、奶奶和幼小的大姐要靠著他生活呢，怎麼辦？

「我會要飯的！」我的堅強的祖母說。

「你能要飯就好！」我那父親的眼淚往肚裡流……我父親在南京沒能找到黨的聯絡點，說是撤到武漢去了。

好吧，追到武漢去。在武漢，離武漢聯絡點不遠的地方有一個報亭，我父親冒險向報亭里的老頭打聽。那老頭探出頭來，左右望了望，低聲告訴我父親，這個機構已經撤走啦，也許西安會有的。「西安」在當年上海人的概念里，那是人跡罕見的大西北呀。「要革命啊」，堅實的政治信仰讓他迎著一輪照遍五大洲的紅日，踏上了隻身奔向大西北的征程。終於在西安找到了黨，他有種回到家的美好感覺。

李克農熱情接待了父親。在詳細詢問了上海地下黨以及工運的情況後，李克農說：「到延安去吧，延安搞得可好啦，人人都覺得很舒暢啊！」我父親想，西安都到了，那就到延安去吧。

延安十年

延安果然讓他覺得舒暢，可以大幹一番。延安十年，從邊區總工會幹到兵工廠，還當上了勞動模範。

在邊區總工會，他們管著禮堂，所以他聽過三五九旅南下北返悲壯的報告，看過冼星海首演的震撼人心的《黃河大合唱》，操辦過延安文藝座談會。

在延安，工人成分是很寶貴的。我父親因為熟悉工業，於是被安排到兵工廠當廠長。

說是兵工廠，其實那是個被服工廠，對外稱「交通工廠」。這個廠在延安七里鋪的煙洞溝，就在延安主幹道的路邊，溝口有杜公祠，附近有杜甫川。

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我父親養了蜂，全廠職工都可以喝上點蜂蜜；還做了兩大缸醬豆腐，放在窯洞前的平地上，職工們午飯時可以隨意來夾上幾塊上海口味的「乳腐」。

我父親天天冥思苦想，回憶在上海紗廠見過的紡紗機，腦子裡盤旋著它的機械結構。終於有一天他們造出了紡紗機，創造了手搖紡車不能比擬的效率和質量。

為了響應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號召，我父親在延安最繁華的南門鬧市口開了一家「工人飯店」，自己掌勺。朱德、周恩來等都來嘗過，對上海本幫菜讚不絕口。

我的姨媽那時也在延安。她告訴我，我父親是延安為數不多的勞動模範之一，獎勵了一件皮夾克。延安有著熱烈的「英雄觀」，我父親穿著皮夾克走在街上，街上投來的都是敬慕的目光！

我在一些回憶錄中看到，當年延安有個評選勞模的委員會，領導是朱德，幾個委員中竟然還有陶悉根。

人雖到了延安，可是沒有人能證明自己的黨齡，為了政治信仰，他就重新入了黨。黨組織經過一年的調查，通知他恢復原有的黨齡！

當1946年蔣介石把延安圍成了鐵桶，隨後中央放棄延安，把幹部向全國轉移。我們家向東北轉移，跟著大隊通過敵人道道封鎖線，徒步三千里，歷時10個多月，於1947年6月到達了大連。這三千里路上，我媽媽懷著我，除了解決飢餓的東西外，沒有一點像樣的食物，於是體力漸漸不支，還從驢上摔下山坡，摔斷了胳膊。謝天謝地，沒把我摔掉。

上海解放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我父親立即從大連萬歲街打電報聯繫上海家裡———楊樹浦辛家宅。

那天電報是晚上到的。我的祖父、祖母坐在床上，端詳著電報，眼淚流了下來。13年了，杳無音訊，周邊的人們都議論著：「這老太婆瘋了，還在等兒子呢。他兒子早死在外頭了！」這13年來，我們家住過難民所，我奶奶賣過餛飩，賣過烘山芋，9歲的大姐進紗廠當了童工……我大姐從上海楊浦區委回信了。我父親接到信還沒下班就跑回家，剛進院子還未進樓門，就興奮地向我母親嚷道：「我女兒和我走了一條路哇！」原來，我大姐陶秀明早在1946年就加入了地下黨，也在搞工人運動。

解放後，我父親最後調到上海某研究所當所長，開始研製核動力潛水艇。他領導大家建立了那時亞洲規模第一的室內試驗水池，水池長3里路。

我父親上班時小車總經過南洋中學的45路車站，車站上總有些單位里的同事等車，因為45路是到達我父親單位的。每逢下雨，他總是叫司機開慢點，看看車站上有沒有單位里的人，然後把他們帶上。單位里科學家眾多，我父親對科技人員尊重、愛護有加。我父親上班總是經過我們學校的。有一次我上學眼看要遲到了，就對父親說想搭他的車去上學，在離校門遠一點的地方讓我下車就行了。我父親掏出5分錢給我：「你坐公共汽車去學校吧。」

我們家一直住在職工新村裡，沒有按級別去住洋房。我的卧房其實是家裡吃飯、會客的地方，來聊天、談工作的職工很多，有技術員，有技師，有工程師，有翻譯……有時半夜都會有人來，經常弄得我無法睡覺。不過，聽他們談話也很有意思。

房地局多次來找我父親，意思是，這樣的工房讓給一般職工住，叫我們家住到高檔公寓或別墅去，我父親多次推辭。實在拗不過時我父親也去看看房子，包括淮海路的蓋司康公寓。他總對我說，那些房子不合適我們住。是的，和普通職工住在一起，群眾才看得起你，群眾才會和黨一條心。

這樣的老革命不止我父親一個，我接觸過很多老革命，他們都是這樣艱苦樸素、清廉正派的作風。

……

我總是忘不了那一幕：當收音機里播放《國際歌》時，我父親時常會揮動手臂，深情地跟著哼唱《國際歌》。

《國際歌》，那是他認定共產黨的起點。我們會記著：英特那雄納爾就一定要實現！我們心中的《國際歌》，一個音符不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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