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難？做人的大師更難？做人千萬不要做成「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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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學者吳稼祥最近寫了一篇《季羨林：做人的大師》，本意是褒揚季老的；然而，仔細琢磨一下，總感覺這樣的蓋棺定論其實是在貶損季老，尤其是在看了《南都周刊》上的文章《李敖談季羨林：他三頂桂冠都不及格》之後。

在《李敖談季羨林》一文中，李敖毫不留情地批判了中國兩岸的知識分子們。他認為，大陸、台灣的知識分子都是「做人成功，做文失敗」，特別是「大陸的文化人都微不足道」，而且在大陸，「當整個社會都進入體制化裡面，而個人的特色都很難顯示出來，都被埋沒掉了。」李敖特彆強調：「他（季羨林）不是國學大師！他是個很弱很弱的教授，他就是語文能力還不錯。別人全死光了，他還沒死，所以他就變成國學大師了！這些桂冠，他三個都不及格的，根本輪不到他！」李敖的話不中聽，但基本上符合事實。

「做人成功」，以致成為「做人的大師」，不得不說，這正是大陸知識分子的莫大悲哀！它不過是「封建士大夫」傳統的延續。實際上，中國人在「做人」這件事情上已經搗騰幾千年了，然而，中國人死去的祖先和我們這些活著的人卻都成了「做人」的奴隸。「做人」就像黑暗的無底洞和冷酷的緊箍咒，耗盡了中華民族的心血；結果，由於血性的喪失，心智的迷亂，中國人不但沒有好好「做人」，反而一個個做了「吃人」的鬼。為什麼？

中國是一個沒有知識（學）傳統的國家，因此，中國最發達的學問，恐怕就是如何「做人」的學問了。我們的祖宗板著面孔幾千年，說要做「聖人」、「賢人」、「君子」而不要成為「小人」，要「忠孝兩全」，要「學而優則仕」，要「光宗耀祖」，要「流芳百世」，等等等等。中國人「做人」的目標往往是成為「人上人」，成為「道德完人」。說白了，中國人「做人」的最高境界就是成為「天子」皇帝，好像只有這樣，才算真的「天人合一」了。萬一真皇帝做不成，就當一個土皇帝，或者一個道德文章獨霸一隅的士紳。然而，他們無非是多出了一點蠻力，或者多讀了幾篇古文，甚或多害了幾條人命。

而西方文明的「做人」傳統恰恰相反。他們的眼中從來就沒有什麼「道德完人」；相反，他們將榮譽歸於「上帝」，而現實生活中的人們都是一個又一個的「罪人」。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人發現，人的抽象的參照物「上帝」，不過是騙人的把戲，「上帝」不過是人類實施惡行的借口，所以「上帝死了」。而在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西方人進一步發現，抽象的人，大寫的人，整體性的人，不過是人類的自戀和自寵的產物；將自己虛構成「偉大人物」的人，不過是一些騙子和虐待狂（——其典型代表就是皇帝）。所以，「人死了」。就像美國學者福山認為的那樣，隨著「歷史的終結」，人類已經走向最後的境地。

人類最終的目的就是徹底解放自己，而徹底解放的標誌就是「人是符號動物」。互聯網時代，人在「0」和「1」這兩個數字之間切換。不再有上帝不再有偉人的時代，的確讓無數人非常失落，然而，一個自主、自由、自在，不再追求或依附於整體性的歷史的、具體的「人」出現了。當然，這樣的「人」決不是胡作非為的人，而是追求理性、道德、平等、正義的人。在這樣的背景之中，「做人」只要堅持一個底線：不殘酷，即彼此共存，互不侵害。因此，人類的解放，其實就是知識（學）（——人類對於世界的認知）的解放。然而，在沒有知識（學）傳統的社會，這種解放是不可思議的。實際上，這種解放就是「遊戲人生」的態度，與中國人板起面孔「做人」的態度比較，自然是大相徑庭的。

從經驗上看，中國人經常喊「命苦」的原因，也是由於「做人艱難」的緣故；中國式的「成功學」就是「做人第一，做事第二」的糊塗哲學。盧梭認為，人類不平等的起源是財產私有制；本文則認為，中國社會不平等的起源之一，就是「做人」的傳統文化。作為一個中國人最大的悲哀，恰恰就是基本的「做人」的權利都沒有了。中國社會的低效，也是源自「做人」，而暴殄天物。季羨林先生「做人」都要花費一輩子的時間，更何況我們普羅大眾？所以，本文的最後結論是：與其在「做人」上白費心思，還不如將中國人首先看成動物。然後，在普適性的知識（學）傳統面前，培養出中國人的自我意識。當然，作為文明社會，我們不是要將「知識」捧上天，而是指出：知識是文明社會的基礎；同時，廣義的知識作為文化符號，就是人民群眾最起碼的生產、生活的權利之一。

也許，正由於中國人尚未進化為「人」，所以才有幾千年的「做人」之說？噫嘻！不亦悲乎？

（轉載文，謝謝作者辛苦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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