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基因給了中國科學家幫助公眾了解科研的壓力

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在中國引發了一場激烈的公眾大討論，為中國研究者帶來了幫助公眾了解科研的壓力。

中國是一個新興的科研大國，但公眾對科研的參與程度仍然有限。國際上，大多數科學家都習慣在研究計劃書中寫出旨在提高其研究影響力的公眾參與策略，但許多中國科學家仍然對這種做法感到不解。

當我在12年前開始研究中國的生命科學監管情況時，研究人員、臨床醫師和生物資料庫管理者普遍對科學傳播態度淡然。雖然他們在理論上同意科學家應該積極增進公眾對科學的理解，但他們指出，中國的科研經費決定更多取決於國家和地區發展規劃，而非公眾意見。

不過近年來，中國科學家對公眾參與的態度已經發生了轉變。在過去3年中,我訪問了北京、西安、武漢和杭州等地的約40位生命科學家，他們均來自轉基因技術、生物醫學和環境科學領域，其中大部分人都認為獲取公眾對自身研究的支持是必要的。

在一定程度上,這種態度轉變是對國內民眾憂慮的回應。舉例來說，2008年，中國政府投資了250億元人民幣的巨款，以啟動一個為期12年的轉基因技術推廣計劃。但在隨後的幾年中，公眾對於食品安全的擔憂讓科學家最初的抱負嚴重受挫。雖然擁有政府的強力背書，但公眾對轉基因食品的接受度仍然不高。

Reuters/Kim Kyung-Hoon

中國科學家之所以有動力提高科研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另一個原因在於研究的國際化。與國際同行合作的壓力迫使中國研究者更加註重社會大眾對其研究的看法，因為它們可能會影響未來的合作和資助機會。

此外，政府也重新開始重視對科普的投資。科普是一個內涵豐富的詞語，涵蓋了從媒體活動、公開展覽、社區演講到學校組織參觀在內的一系列活動。中國科技部的資料顯示，2015年的全社會科普經費籌集額達141.2億元人民幣，較2010年增加了77.39%。

雖然中國科學家滿足公眾參與需求的意願日漸上升，但他們仍然缺乏傳播的平台。舉例來說，大學仍然將科普視為學術研究之外的內容，認為參與公眾討論無助於科學家的晉陞或經費申請。

我訪問的大多數科學工作者也對在媒體上發言感到不適。他們擔心與記者打交道可能會帶來政治風險。在其它國家，專家是自主發聲的獨立職業人，但中國媒體中的專家經常是因其「政策適配性」而被邀選。這使官方的科學傳播渠道變成了政府自辯其發展規劃的途徑，從而降低了公眾對於科學的信任。因此，科學工作者們認為自己並無參與科研公眾傳播的政治資格。

今年3月，一場中英公眾參與培訓研討會在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召開，政策顧問、科研人員、公民社會團體和科研機構共同分享了在規劃專門針對中國公眾的科學參與路線方面的經驗和教訓。

其中一個主題是公眾參與可以如何增強人們對於中國科研的信心。科研界與公眾交流的興趣越來越高，這既表明了中國政府決心推動負責任的科學研究，也是中國科研治理逐漸成熟的良好表現。

中國的科學傳播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在英國，科研中的公眾參與也只是在上議院2000年發布《科學與社會》報告後才成為英國研究機構的一項重點的，該報告反思了在瘋牛病危機發生後公眾對於科學的信任危機。英國研究機構改變了內部的文化，建立起了一個承認並重視科學家在公眾對話上付出的時間和精力的支持系統。

若要實現與其科研抱負相匹配的公眾參與，中國也需要在結構與文化上完成類似的協同轉變。而利益相關方們能坦誠分享看法並為公眾溝通規劃未來路線，這些都是鼓舞人心的初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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