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的多元文化語境，重新定義世界文學的大小

演講台

全球化時代到來後，世界文學被置於更廣闊、更開放的多元文化的語境之下，因此需要對其進行全新的界定。不久前，歐洲人文和自然科學院院士加林·季哈諾夫教授應邀在北京大學「世界文學系列講座」上發表演講，他闡釋了世界文學的多重內涵，並在此基礎上回應了三種對世界文學的主要反對意見。

原文：《世界文學應消解大小文學的界限》

作者：【英】倫敦大學瑪麗女王學院 加林·季哈諾夫

加林·季哈諾夫

加林·季哈諾夫，歐洲人文和自然科學院院士，國際比較文學學會文藝理論委員會榮譽主席，英國倫敦大學瑪麗女王學院語言、語言學與電影學院喬治史坦納比較文學教授。近期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世界主義、離散、世界文學與跨國主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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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創造了「世界文學」，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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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多數世界文學工作者認為,首創「世界文學」一詞的人是德國作家、思想家和科學家歌德。大衛·丹穆若什的《什麼是世界文學？》一書序論以「歌德創造了一個詞」為題，引發了21世紀盎格魯·撒克遜學界一場關於「世界文學」的熱烈討論。但是，歌德直到他生活和事業的晚期才開始採用「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一詞，而早在大約半個世紀之前，就有人使用過該詞，這些不同用法也賦予了「世界文學」以多重含義。

德國歷史學家奧古斯特·施呂澤爾在1773年使用了「世界文學」一詞，比歌德早了五十多年。雖然冰島文學在我們今天看來是一種「小文學」，但施呂澤爾在一篇文章中將冰島文學與世界文學的七大民族文學(盎格魯·撒克遜文學、愛爾蘭文學、俄羅斯文學、拜占庭文學、希伯來文學、阿拉伯文學和中國文學)並稱為「世界文學的代表」。這件事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重要意義。

其一，施呂澤爾消解了「小文學」與「大文學」之間的界限。他早在18世紀就提出「冰島文學與其他文學一樣重要」的觀點，說明他是一位真正的現代思想家。今天西方學界仍在熱議「大文學」與「小文學」之分是否合理的問題，我確信非常有必要重提這個話題，我認為「大文學」並非專指人口大國的文學。一國之文學被稱為「偉大」，絕不可能僅僅因為其語言使用人口數以百萬計。真正意義上的「偉大文學」是某種特定語言的產品，這種語言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演變，它不僅存在於本國，而且會以「離散」的形式成為跨越國界的文化現象。沒有哪種偉大的文學僅僅存在於一個國家範圍之內，偉大的文學是其語言跨越國界而歷經旅行的結果，它超越國家和民族的地理界限，最終以「離散」的狀態而存在於世界各地。

其二，所謂「偉大的文學」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範疇。某些文學在其發展的某些時期可以是偉大的文學，在另一段時期則可能不是。一種語言在一段時期里處於離散狀態，在其他時期可能僅限於一國範圍內使用，不會超越國界。以梵語為例，若干世紀以前梵語文學是真正偉大的文學，但是現在則時過境遷。從歷史角度來說，沒有哪國文學具有天賦的權利可自稱為「偉大的文學」。文學現象總是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而處於變動不居的狀態，純文學要素只是其中的影響因素之一，不能起到決定性作用。

其三，施呂澤爾消解大小文學之界限的理念使他超越了自己的時代，成為我們的同時代人。他不是文學學者，是一位研究歐洲中世紀歷史的歷史學家。中世紀冰島文學《薩迦》為他提供了有關當時宗族關係和財富傳承等一系列問題的重要信息，「文學」為他打開了一扇通往異國「文化」的窗口。施呂澤爾視文學為文化信息來源的實用主義方法，使他相信文學其實沒有大小之分，所有文學都是平等的。概言之，施呂澤爾比歌德早五十年開始使用「世界文學」一詞的史實本身並不重要，但使用的理由、背景和影響效果具有重大意義。

馬丁·維蘭德

馬丁·維蘭德比歌德早二十五年使用過「世界文學」一詞。維蘭德與施呂澤爾和歌德是同時代人，是德國第一位重要的修養小說作家。修養小說（Bildungsroman）是一種重要文學體裁，英譯為教育小說或成長小說，主要描繪主人公從青少年到成年期的成長過程。維蘭德在文化筆記中把世界文學也視為一種教育手段，這個理念使他與施呂澤爾一樣，都對世界文學採用了一種實用主義的方法。施呂澤爾認為世界文學是有關其他文化的知識來源，維蘭德認為世界文學是使人學會與他人進行交流、獲得精神成長的最佳教育手段，世界文學能給予人與他人發生思想碰撞的契機，是使人獲得教育經驗的工具和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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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學」被賦予多重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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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世界文學」最早的含義是施呂澤爾和赫爾德所倡導的「世界的多種文學」，形成於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時期，也是大規模殖民擴張時期，歐洲人發現世界各地存在很多居民區，第一次開始將「人類」作為一個廣義的概念進行考量，不再將視野局限於歐洲歷史和文化，開始認真面對其他地區的文化，發掘它們的魅力。人們讀到或談到「世界文學」，是指「世界的多種文學」，意即「整個世界的所有文學作品的總和」，世界文學以全世界所有文學作品所構成的一座「博物館」形象呈現在歐洲人面前。這是一種靜態的世界文學觀，略顯機械化，反映出啟蒙時期歐洲人對他者文化的好奇心理和欣賞之情，但對各種民族文學之間如何進行交流和對話尚未產生興趣。

第二，維蘭德將「世界文學」視為一種教育手段。從修養小說家維蘭德開始，德國人認為，世界文學有助於培養人們的社交能力，促進人的內在自我的全面發展。因為只有最優秀的文學作品才能對人的心靈起到持久的震撼作用，世界文學只能由最佳文學作品構成，這就與「經典」和「經典化」概念發生了關聯，是對世界文學比較保守的一種理解。世界文學有助於我們進行自我教育，使我們有機會接受先輩的文化遺產。馬修·阿諾德的《文化與無政府狀態》提出，文化只能指向最佳的語言和最佳的思想，只有最優秀的文學作品才能成為人類教育的工具，沒有其他選擇。

第三，歌德認為「世界文學」是作家、讀者和譯者進行交流的網路，這三種人都直接參与文學活動。我們往往容易忘記譯者，把文學理解為作家與讀者之間的二維對話，但是作者和讀者之間的這種對話如果沒有譯者的中介作用，是完全不可能發生的。歌德雖然不是第一個使用「世界文學」術語的人，但他首開從動態而不是靜態視角思考世界文學的先河，將世界文學理解為文本在原發地國家以外進行旅行的過程，世界文學不再是天賦於人的作品，世界文學是一項任務，如果作家、讀者和譯者沒有參與這個交流過程，它永遠只是一種可能性，而無法成為現實。

第四，馬克思和恩格斯視「世界文學」為全球化的一種標誌。他們非常熟悉歌德的世界文學觀念，並以此為基礎構建了自己的世界文學理想。當馬克思在布魯塞爾寫《共產黨宣言》時，他不停地問這樣一個問題：世界文學在經濟生活的廣義背景之下會是怎樣的狀態？他指出：世界文學將同經濟生活一樣發生變化，世界經濟會走向全球化，世界文學也同理可循，文學不會局限在一個國家範圍之內，它會成為世界文學。

第五，大衛·丹穆若什認為，世界文學是文本以翻譯形式在市場中流通的狀態，在這個流通過程中文學消費的語言比文學寫作的語言變得更加重要。丹穆若什強調了「市場」的重要性，沒有翻譯、出版社和消費網路所構成的全球性文學市場，世界文學就不會成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事業。最早使用「市場」隱喻的人是歌德，他曾寫道，世界文學是各個國家向世界文化市場提供各自文化產品的過程。當今學界對世界文學的理解是以歌德的隱喻為基礎，著重強調了市場在文本流通（特別是以翻譯形式進行的文本流通）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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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三種反對意見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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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種反對意見主要是針對「世界文學」的第五個含義的，即「世界文學是文本以翻譯形式在市場中流通的狀態」的觀點。

第一種反對意見最為重要，它認為世界文學變成了西方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武器，盲目地促進了全球化進程。這種反對意見非常尖銳，很多西方人（特別是左翼）認為，盎格魯·撒克遜世界強調「市場」和「流通」的作用，這實質上是在促進全球化進程。

我認為，除了全球化，我們別無選擇，保存全球化的發展態勢也非常重要，否則文化對話就會喪失持續發展的可能性。全球化固然會帶來風險，但總體來看，全球化的利大於弊，因為它是實現「對話」的根基，不是生成對立和衝突的土壤，而「對話」在某位人文科學工作者（可能指巴赫金，譯者注）看來，是至關重要的，無可替代。但另一方面，我認為這種反對意見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其核心問題是英語作為文學流通的主導語言工具的問題。我們必須明白，世界上除了英語以外還有很多種重要的語言，即使是那些面積最小的國家也有權利從自己的角度決定世界文學的含義，它們理所當然地應該發出自己的聲音。小國與大國的歷史進程與不同，看待世界文學的方法也不同，這是非常關鍵的一點。我們需要對英語的主導地位做進一步進行抗爭。

第二種反對意見認為，過於強調翻譯的重要性，忽略了文化的「不可譯性」。

我們都明白，文化中的某些內容是很難通過翻譯來傳達的，根本無法翻譯。翻譯文本會抹平文化之間的一些重要差異，使這些差異喪失殆盡，而這些差異恰恰就是文化的獨特性所在。艾米莉·愛皮特在《反對世界文學》一書中談道，「假定任何文字都可譯」的想法是極其危險的，這種觀念消除了文化差異，代之以文化平等的觀念。這種反對意見非常嚴厲。我認為，不可譯性常常被用得過於寬泛了，愛皮特將「不可譯性」與「文化平等」等同起來的說法過於強調了二者的替代關係，過分擴大了「可譯性」的範圍。

第三種意見認為，世界文學忽略了作品的文學性，文學性只有通過閱讀原文才能獲得。當將一首英語詩歌翻譯成漢語時會發生怎樣的情況呢？或者當將一首中國唐詩翻譯成現代英語時又會發生什麼事情呢？所有人都會說，這種翻譯是極其艱辛的苦難歷程，因為很難用英語表達出漢字的字形結構，無法保持漢語原有的節奏、韻律和音調等，就好比把一首義大利語十四行詩或者英語十四行詩翻譯為中文，也是同樣困難的。但是，使文學成為文學的東西不僅僅在於語言，文學的要素平均地分布在文本組織結構的各個層面。文學性並不局限性地表現在作品的語言上，它還存在於文學文本的情節、寫作手法和風格等其他方面。(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外語系劉海英/翻譯,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凌建侯/校對)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59期第5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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