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總督的曾國藩的工資是多少 淺談曾國藩的收入與支出

咸豐十年四月，曾國藩終於當上了總督。總督和巡撫則是轄內千百萬人的土皇帝。他們對上只對皇帝一個人負責，對下一手遮天，說一不二。他們在地方上一跺腳，就會地動山搖。

如此重要的人物，年收入是多少呢？

正如大清王朝的許多事情一樣，兩江總督的年收入，不是一句話能說清楚的。

如果說基礎工資，或者叫法定工資，說來令人難以置信。大清帝國的總督，年收入只有區區一百五十五兩。如果大致以一兩兌換二百元人民幣計算，大約為人民幣三萬一千元，合成月薪約為二千五百八十三元。而按現行的《國家公務員級別和工資標準》，省級公務員職務工資標準為二千五百一十元。古今薪酬制度之一脈相承居然如此巧合。

當然，和今天的工資制度一樣，這一百五十五兩隻是工資條上的基本工資，順治年間，國家考慮到總督生活的實際需要，還給他幾種補貼：薪銀、蔬菜燭炭銀、心紅紙張銀、案衣什物銀、修宅什物銀諸項，這部分合而計之為五百八十八兩，是基本工資的四倍左右。

這五百八十八兩，對一位總督來說，當然是遠遠不夠花用，況且三藩之亂起，國家財政緊張，大部分補貼又取消了。因此從雍正時期起，皇帝又特批給督撫們一筆重大補貼，叫「養廉銀」。乾隆十二年，朝廷定兩江總督養廉銀為一萬八千兩，在全國總督中處於較高水平。

只此一項，比起窮京官歲月，就已經是翻天覆地，不可同日而語了。

然而事實上，對於帝國內絕大多數督撫來說，「養廉銀」在全部收入中仍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張仲禮先生說，中國官員更大宗的收入是「規費」，換成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灰色收入。按照西方標準，這種規費收入當然屬於腐敗，但是「中華帝國的朝廷和百姓都不認為收取規費有什麼不妥或者是腐敗，只要此種行為保持在習慣性的限度以內就行。」而這個習慣性的限度，據張仲禮的研究結果，督撫級的官員平均是十八萬兩。如果以一兩白銀摺合一百八十元人民幣計，可達三千二百四十萬元人民幣。如果真的如此，我們差不多可以說曾國藩是大清帝國的頂級富人之一了。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清代總督的收入並不算特別高。清代的財政制度與今天有很大差異。今天的公務員福利待遇優厚。特別是高級公務員，雖然工資水平不是特別高，------。很多情況下，高級公務員們可以做到「工資基本不動」。但是在清代，即使貴為總督，國家也不配給公房、公車。他們不但不能公款吃喝，甚至出門也沒有差旅補助。生活中處處需要他們自己花錢。

為了說清楚這個問題，我們不妨來給一位總督的支出大致算筆賬，看看他一年要花多少錢。

第一當然是他個人和家庭的開支。

清代大員之家,往往是數世同堂。一旦當官，父母兄弟依靠不說,就連宗族親戚甚至於同鄉也要投奔,一個人的收入要照顧少則幾十位多則上百位的消費者。

第二是給身邊的工作人員開支。這是今天的讀者很難理解的支出項目。

作為一方諸侯，總督身邊當然有一個直接為他服務的辦公及後勤班子。

清代總督和巡撫衙門中，都有這樣一個相當龐大的班子，由幕友、書吏、僕役家丁們組成，負責辦公、顧問、保衛、勤雜事務，往往也多達百人。而在清代，這些人都是總督和巡撫私人聘請的，要由督撫自掏腰包。也就是說，督撫衙門中，只有總督和巡撫是國家承認的正式幹部，其他人都沒有編製。你愛雇多少人雇多少人，愛開多少支就開多少，國家一分錢不管。

這種狀況今天聽起來無異於天方夜譚，然而在清代，卻是國家定製。這種奇怪的設計，最主要原因是皇帝們的小氣和偷懶。除了每年給督撫們發發工資外，清廷就不用考慮總督一級的行政經費支出了。從表面上看，這會給國家節省大量財政經費，也會迫使官員體系大為精簡，十分符合精兵簡政的要求。然而這種表面上的精簡卻使督撫們背上了沉重的經濟壓力。

上引曾國藩信中有「惟署中所用弁仆嫗婢等太多」一句，所謂「弁仆」中就包括許多承擔日常後勤及行政工作的僕役。同時曾國藩又擁有晚清最大的幕府。雖然部分幕僚的薪水由所在辦事機構直接領取，但仍有相當多的「文事」及錢糧、刑名師爺工資由他直接負擔。

這項開支已經十分不合理了，清代的財政制度中居然還有比這更匪夷所思的規定，那就是總督還要負擔一部分地方事務支出。

比如，按國家規定，總督作為一省或數省綠營兵的最高統帥,要定期對綠營兵進行檢閱，以保持軍隊戰鬥力。既然檢閱，就要對表現優秀的士兵進行獎勵。而這份獎金，國家不出，要總督自己出。

在督撫們的諸多不合理負擔中，有一項最具有代表性，那就是皇帝與督撫們的通信費。作為督撫大員，每年需要頻繁地給皇帝送奏摺彙報工作。奏摺事關國家機密，需要多名幹員專程護送，這筆路費每年平均不下千兩，路途遙遠的省份花費更多。如李紱在廣西巡撫任時,開列該衙門日用花費的賬單中有：「齎折二人路費,每次用銀一百兩,臣任內(一年半)共十八次,共用銀一千八百兩;齎表箋本章弛驛弁役,每次二人給路費四十兩,臣任內共十三次,共用銀五百二十兩」的記錄。這項支出皇帝一樣不管，讓督撫們自掏錢包。

那麼，一位總督一年到底支出多少呢? 雍正年間,劉世明在福建巡撫任職時具摺奏道:「巡撫衙門一切需用……酌量於不豐不嗇之間,每年不過一萬四千五百金。」而直隸總督彙報，他一年需要二萬四千九百兩，才能勉強過活。大致說來,雍正時期總督、巡撫要維持正常開支,每年所費在八千至兩萬多兩不等。到了晚清，物價較雍正時期上漲約二倍到三倍左右，地方事務繁雜程度也成倍增長，督撫們的辦公機構人員較雍正時更膨脹至少三倍以上，使得總督的支出銀兩每年動輒以十萬計。

選自張宏傑《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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