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這一制度曾橫行多年，連皇帝的廢立都是它說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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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這一制度曾橫行多年，連皇帝的廢立都是它說了算

門閥制度在中國的歷史很早，最初形成於東漢，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達到鼎盛。

自西漢的武帝——劉徹時候起，由於當局十分崇尚儒學，所以當官的多以讀經起家。他們的官做大了，就喜歡授徒講學，把「學而優則仕」的訣竅往下傳，以致門生故吏遍天下，漸成勢力。其子孫也由於家學淵源，而能繼續做官。這麼延續下去，到了東漢的中期，就有了世代為官的「大姓」。

東漢的締造者劉秀，在開國後大封功臣，造就了漢以來的第一批真正意義的豪門。到了三國時期，魏文帝曹丕正式確立「九品中正制」，把門閥制度以立法形式加以確認。這是個選官的辦法，實際上是典型的暗箱操作，即：由各郡推選出有聲望的人作為「中正」，並按照才幹分為九等，以備朝廷分配職務。那麼，選誰不選誰，被推選者才幹、人品如何，全由主持選拔的「大中正」說了算。

要是大中正既「中」且「正」，那倒還行，可以保證人才的質量。可惜天下沒私心的人太少，因此推舉上去的人不僅全是豪門子弟，而且難免有品行不端的阿貓阿狗。

在漢代，被舉薦的叫做「秀才」、「孝廉」，結果老百姓編了順口溜大加諷刺：「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 父別居，就是連自己的老爹都不肯養活。這種幽默，頗似近世的「一等公民是公僕」。所以，推薦制根本就是扯淡，掩耳盜鈴而已。

南北朝時期，豪門士族控制了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的大部分資源，有時連皇帝也僅僅是塊牌子。門閥制度開始成為政治制度的組成部分。晉南渡以後，琅邪大姓王導、王敦擁立司馬睿為帝，世間就有「王與司馬，共天下」（請注意皇帝姓司馬）的說法，皇帝的冊里都是頂級大姓說了算，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王謝兩家，可見其勢力之大。

那時候，山東（泛指黃河中下游）有崔、盧、李、鄭；僑姓（南渡人士）有王、謝、袁、蕭；吳郡有顧、陸、朱、張；都是「金枝玉葉」，是南北朝時代的「紅五類」。

門閥制度，就好比籬笆，圈起來的是最肥的一塊特權。士族可免徭役，婚姻要講門第。在日常生活中，士族一般不與庶族往來，偶有接觸，也自矜門第，對寒門人士甚鄙薄之。這麼干，當然要造成「士庶之際，實自天隔」的狀態。而且這道籬笆又扎得非常緊密，即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就算是在士族之間，也有高低等差。皇帝想和頂級豪門聯姻都會被直接拒絕。

寒門人士的上升之途被堵塞，歷代都有不平之鳴，比如《古詩十九首》里有一首，就是訴說這種鬱悶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守窮賤，轗軻長苦辛。」

但是，事情也有兩面性。這籬笆固然圈住了一個大金飯碗，但也養活了一大批無能而又驕奢的廢物。到了南北朝後期，在戰亂中，寒門人士多有以軍功崛起的，甚至當了皇帝的也有幾個。實踐證明，有沒有能耐，根本不在於門第。士族在動亂中無力自保，政治特權喪失，經濟上也不行了，「名雖著於閭里，身未免於貧賤」，門閥制度由此才開始衰落。

到了隋文帝坐天下，他大刀一揮，宣布消滅這萬惡的「九品中正制」，同時開始實行科舉制，把門閥制度砍開了一個大口子。

可是萬事開頭難，直到唐初，科舉製取官的人數還是非常少，一科只有幾十人，晉陞速度也極為緩慢，不可能成為輸送公務員人才的主流。傳統習慣仍佔上風，當官的主要渠道，還是要靠門第、蔭庇，或者投門下（也就是「抱粗腿」），而且勛貴子弟上升也極快，官都做得很大。

唐取天下，依靠的基本力量是關隴士族，唐太宗尤其重視這一伙人。實際上，關隴集團的特點是「尚武」、「尚冠冕」，而傳統意義上真正的貴族——山東士族則是「尚禮法」、「尚婚婭」。 嚴格來講，關隴集團甚至不能稱之為「士族」，他們不過就是一些「勛臣」。

後來隨著科舉制度的推廣，皇帝才慢慢掌權，清朝雍正皇帝將皇權集中推上頂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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