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鑒賞秘要

古籍真偽鑒別

古籍文獻由於其特殊的傳統雕版印刷方式和紙張載體形式，造假是相對比較難也比較少的，鑒別起來相對也容易些，即使買到「翻刻、後印本」，其價值仍然比買到一張仿品假畫或假古瓷要高得多，因為比起初刻、初印本，它們只是早晚的差別，還不是真假的差別。所以業界有「古籍不怕買假」之說，有模仿得好的，有一定價值。

之所以說古籍中造假現象比較少，是因為古籍作假並不容易。近年有一些複製做舊的書籍，如《麻衣相法》，往往做得不像。做舊的古籍往往用化學墨，採取的是影印或複印的辦法，化學墨色調過黑，而且墨色比木版刷印的均勻。傳統的雕版印刷用的是水墨，墨色偏淡，而且印書用墨不如書法用墨好；再一個就是真古籍是人工刷印的，版上著墨不均勻，所以刷印出來的書墨色也不均勻。從紙張上來說，現代跟古代的造紙技術也不一樣，染過顏色的紙就更容易辨認了。

古書因年久發黃，一般是邊沿部分顏色深，內里顏色淺，並不是均勻的發黃髮暗。做舊的染色紙，是里外都發黃髮暗，所以相對容易鑒定。古籍作假與書畫作假不一樣，書畫的鑒別難度更複雜一些。而且，現代造假手段也很難模仿高價古籍，現在的「茶葉水」、稻草水漬古籍極易鑒別。當代作假困難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經濟原因：用傳統的雕版技術和材料印刷，可以做得像，但成本太高，雕版印刷的技術人員極少，而目前大部分古籍價格不是很高，造假獲利空間不大，所以造假比藝術品市場的其他品類少。

鑒定古書，首先可注意其封面與牌記。以明清刻本居多，而是時書籍有不少刻有封面，封面除書名外，大多刻有作者、雕版時間、書坊字型大小，如清雍正刻本《李義山詩》封面為：「雍正八年攜，華亭趙潤川解，《李義山詩》，金陵劉晰公梓。」清乾隆刻本《西湖志纂》，封面刻：「乾隆乙亥刊刻進呈，《御覽西湖志纂》，賜經堂藏板。」一般有封面的書，據以斷代是可靠的，但也有一些書例外。一是原書版片易主後，封面重新調換，以新面目出現，其內容卻是舊的，並末重新刻版，只算是重印。比如，汲古閣書版，在毛晉身後便轉歸他人，如《十七史》版片轉到了席氏手中，席氏即將各卷首大題下「毛氏汲古閣印」諸字挖去，補刻「洞庭席氏」，實質上僅是改頭換面而已。另一種情況是整套書均由後人依樣翻刻，翻刻時將原書封面隻字不誤地照刻，初看誤以為是原刻本。遇此情況，只要在序跋末尾留意撰寫時間即可。這種情況，不妨解釋為刻工的文化程度低、辦事古板或書坊主人的好古情趣，但若是蓄意作偽，則會儘可能地喬裝打扮，故還得從其他方面去一一識破。

牌記又叫書牌子，多刻在序目後或卷尾書末，類似現在版權頁上的出版社名稱，如明正德本《文獻通考》，在卷三四八末刻有「皇明正德己卯歲暮獨齋刊行」雙行牌記。有些牌記內容較長，如嘉靖本《初學記》序末刊：「光祿大夫行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東海郡開國公徐堅等奉敕撰纂初學記一書，近將監本是正訛謬，重寫雕鏤，校勘精細，並無荒錯。買書君子，幸希評鑒。嘉靖丁酉歲冬書林宗文堂刊行」。這很能說明選用底本、校勘等情況。

序、跋是著者或與之有關的師友、後學撰寫的該書成書過程、寫作緣起等，一般序在前，跋在後，撰寫時間一般距刻印時間不遠，可以作為鑒定年代的一個依據。但單純靠序跋題寫時間還不可靠，因為不少書籍在翻刻時將原序依樣刻錄，因此得看看共有幾篇序，以最近的一篇來推算。當然，遇到將序年挖改作偽的情況，還將憑字體、紙張等其他特徵來辨別。

題跋、識語是藏書家、鑒定家直接寫於其所藏之書卷首或卷尾的個人研究心得，藉此可了解該書的流傳情況，同時也提供了名家的鑒定見解。如北京圖書館藏宋本《友林乙稿》前扉有袁克文跋，趙銹藏明版《韻語陽秋》卷三末有趙氏題識。其他如黃裳等著名收藏家也多喜在珍愛的書上題語。與題語同時出現的是藏書印章，如××樓、××閣、××齋、××堂、××軒以及藏書家姓名、字型大小等等，自然也是鑒別時代、了解流傳的一項內容，但它同題語一樣，也有偽作。

書名的冠詞，有時可直接知道該書的寫作年代，如稱「國朝」、「皇朝」、「皇明(或清)」、「大明(或大清)」、「聖宋」等，一般都作於當代，而若重刻，則冠以「重刻」字樣，或將「皇」、「國」等字刪去不用。如《聖宋文選》、《皇元風雅》、《大明一統志》、《皇清經解》等。而元人撰《國朝名臣事略》，清人撰《國朝先正事略》等均為當代人所刻的當代人著作。

避諱是遇到當朝君主或所尊者時所採用的改字、空字、缺筆等文字書寫現象。如宋微宗名趙佶，則書中凡遇「佶」及吉、咭、詰等字均要迴避。明熹宗名朱由校，「由」字缺末橫筆，「校」作「較」。這樣，在鑒定版本時，諱字便也是一個內容。這方面的詳細情況，陳垣先生有專著《史諱舉例》(中華書局出版)，可參閱。不過避諱情況在具體實施時亦有疏密，如明初甚疏而萬曆後趨密，不能一概而論。

作偽的常見手段。清朝皇宮藏書有「天祿琳琅」、「乾隆御覽之寶」等印章，著名藏書家毛晉汲古閣藏書有「毛氏子晉」、「汲古主人」等印章，都有許多假冒的。這些早已有之。現在運用了電腦掃描技術，印章往往做得比較像。但並不是不可以辨別的。章可以做得像，但印色就不容易做得像。因為造假者一般要做多方印章，而且往往是一次性做的，印色比較統一。而實際情況是，書籍經過多位收藏者之手，印章是逐步加蓋的，印色往往有明顯的差別，即使一個人的印章，也往往不是同時加蓋的，印色也有差別。杜澤遜說，他見過一本丁福保收藏的宋人詩集，手抄本，上面蓋有明代王世貞、清代季振宜等多位著名收藏家的印章，但是印色幾乎是一模一樣，顯然是一次性加蓋的。只有丁福保的印顏色不同，倒是真的。那麼上當的就是丁福保了。其抄寫的年代不可能是明朝，紙張墨色都不像，估計是民國初年書商抄寫的。

明高濂在《遵生八箋》中曾對染紙和偽造蠹魚蟲蛀痕以作偽有精細的描寫和精彩的議論：近日作假宋版書者，神妙莫測。將新刻模宋版書，特抄微黃厚實竹紙，或用川中繭紙，或用糊扇方簾綿紙，或用孩兒白鹿紙，簡卷用棰細細敲過，名之曰刮，又墨浸去臭味印成。或將新刻版中殘缺一二要處，或濕霉二五張，破碎重補。或改刻開卷一二序文年號。或貼過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將宋人姓氏扣填兩頭。角處或妝茅損，用砂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燈火燎去紙毛，仍用草煙熏黃，儼狀古人傷殘舊跡。或置蛀米櫃中，令蟲蝕作透漏蛀孔。或以鐵線燒紅，錘書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轉折，種種與新不同。用紅裝襯綾錦套殼，入手重實，光膩可觀，初非今書彷彿，以惑售者。或札夥囤，令人先聲指為故家某姓所遺。百計瞽人，莫可窺測，多混名家，收藏者當具真眼辨證。

在查閱一些古籍著錄書時，常見有「××葉，××行」的記錄，這便是行款字數等的版式統計描述，因為不同的版本，其版式規格尺寸不一，行數、字數也不同。另外，邊欄、魚尾、書口(版心)、版框高度也不同。如《後漢書注》，宋王叔邊刻本為半葉13行，行23或24字，細黑口，左右雙邊；黃善夫刻本為半葉10行，行18字，細黑口，四周雙邊。

麻紙：分黃、白兩種。黃麻紙色略黃，稍粗糙，有的較白麻紙略厚；白麻紙潔白光滑，背面較正面粗糙且有草棍等粘附，質地細薄，堅韌。紙紋均寬，約一指半。宋刻本多用白麻紙，元後期多用黃麻紙，時紙紋漸窄，約一指。明初仍用之。

羅紋紙：色白，質地柔軟，具明顯橫紋，似絲織羅綢，故名。自宋以來代有製造，但宋刻本有此紙者鮮見。

棉紙：又稱皮紙，分黑、白兩種。白棉紙色白，質地細柔，纖維多，韌性強；黑棉紙色黃黑，韌性稍差。明前期多用。嘉靖前較細薄，隆、萬後稍粗厚。清初僅見少數印本。

竹紙：色微黃，稍脆，宋元至明初問有使用，嘉靖後較為普遍。

開化紙：細膩、潔白，薄而韌性強，柔軟。清內府刻本及揚州詩局刻書多用之。嘉、道後質次量少，家刻本中偶有採用。

連史紙：潔白純凈，正面光滑，背面稍粗糙，但無草棍紙屑粘附，紙料較細。乾隆後所用甚多。

宣紙；因產於安徽宣城而得名。分為多種。料半紙，薄而質地細，色潔白，綿軟有彈性，可以作繪畫印書，晚清、民國有些書用之。玉版紙，能吸水，晚清、民國印金石、書畫冊等多用此紙。棉連紙，摹拓銅器、碑刻及印書畫用。

毛邊紙：米黃色，正面光滑，背面稍粗，質脆，乾隆後用得較多。

太史連紙：稍黃，質地細潔而有韌性，乾隆後與上述毛邊紙為兩種最常使用的印書紙。

另外，了解前人的著錄，包括具體某種書的字體、行款、版式、卷數、刻印年代、刻印地點等內容，均可一一查核。如《四庫簡明日錄標註》，對各種不同版本均有說明，其他如已出版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及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幾個大館的善本書目均可查考。古人所編的書目，如宋晁補之《郡齋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等也可按需翻閱。

最後要提出的一點，就是版本鑒定標準中的「軟體」，即檢閱書的內容本身，諸如制度、習俗、用語等，有時都可以成為年代鑒定上的佐證。如《劉知遠白兔記》，向與《荊釵記》等合稱為四大南戲，收入《新編五代史平話》，曹元忠1911年在該書跋語中稱其為宋巾箱本，事實上該書有多處不避宋諱，早有人懷疑它是元刻偽托。近又發現，書中所用的某些辭彙只在金、元才出現，宋人不可能講元人的話，宋刻本自然是靠不住的。如講到劉知遠在李家的傭工，《新編五代史平話》稱作「驅口」，按：驅口即元人所說的奴婢，而明成化刻本則改稱「年作」，可見刻本年代不同，內容上有時會體現出來。

一般來說，翻刻本比原刻本弱一些，但也有些翻刻本比原刻本還漂亮，鑒別時需要把兩個刻本進行比較。但也有些不知道誰是原刻本，誰是翻刻本。比如《東都事略》，在台灣中央圖書館藏宋蜀刻本《東都事略》，在日本的宮內廳和靜嘉堂也分別藏著一本。台北的這本跟日本的兩本牌記相同，但是比對圖像稍有差別，不是一版。因為過去誰也沒同時見過三個本子，所以沒有意識到它們是不同的版印刷的本子。其中有的是翻刻的，也可能都是翻刻的，誰早誰晚不好下結論，當然都是宋版。清代活字本，有些印刷是臨時性的權宜之計，價值並不高。如清後期琉璃廠印製的一些活字本，不能按照國家古籍標準劃入第三類。另外，中國傳統的家譜一般也是活字印刷，如果一個家族中沒有大的文化人或者有影響的人物，這樣的家譜價值也不大。

版本優劣

比較版本優劣有如下幾種方法：

1、文字

版本文字是比較版本優劣最基本、最有代表性的方面，通常對善本的解釋就是校勘精良、錯字較少的版本。比較版本文字的方法就是校勘，它與校勘學中的版本對校法從方法上講是一回事，不同的是，前者用校勘的方法比較版本文字優劣，後者是用版本的異同來校勘文字。換句話說，比較版本文字是校勘學在版本學中的應用，而版本對校是版本學在校勘學中的應用。從這裡也可以看出版本學與校勘學之間的密切關係。另外，兩者在程度上也有差別。比較版本文字，只是對古籍版本的內容文字作局部的、初步的校勘，以為優劣比較的典型分析。而版本對校是校勘古籍的一種方法，要求用各種版本對古籍作全面深入的校勘訂正。

比較版本文字，先要校出異同，然後才能分辨優劣。文字優劣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正誤，二是優劣。如果一個本子的誤字較另一個本子少，那麼兩本的優劣是很容易分辨的。問題在於判斷版本文字的是並非輕而易舉之事。

2、篇幅

版本差異還表現在全書的篇幅結構上。因為古籍版本在傳刻過程中往往由於各種原因而增加、減少、改變其篇幅結構，以致出現不同版本的篇幅結構異同，其中自然存在著優劣之分。

版本篇幅以正文部分的差異最為重要，最能顯示版本的優劣。正文的差異大多出現在集部圖書里，像經、史、子類的大部分書記籍，正文內容早已定局，差異多在個別文字、局段上。而古人詩文集的編篡刊印，大多有一個艱苦費日的過程，才漸趨完善。余嘉錫《四庫總目提要辯證》說：" 凡宋人文集，往往有前後數本，多寡互異，大抵編輯愈後，卷數愈多"。歷代文集基本如是。以杜甫詩集為例，最初有唐人編輯的《杜甫集》六卷本、樊晃《小集》六卷本、卷數不詳的顧陶刻本和後晉開運二年官書本，以及二十卷的孫光憲序本和鄭文寶序本。後有宋人孫僅編集的一卷本和蘇舜欽編集的《老杜別集》二十卷本。北宋仁宗寶地二年（1039），王洙"搜裒中外書凡九十九卷，除其重複，定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詩三百九十有九、近體千有六。起太平時，...............視居行之次，與歲時為行鉑，分十八卷，又別錄賦筆雜著二十九篇為二卷，合二十卷"。這是宋代最完善的一次杜詩編集。

別外，重刻古籍常有節錄之本。節本與原刻足本想比，很容易看出兩者的優劣。節本大都是叢書中的版本。比如北魏羊銜之《洛陽伽藍記》，歷朝翻刻，傳 本極多，大致分為兩個系統。一種是五卷的足本，如《西今逸史》本、《津逮秘書》本、《學津討原》本、《真意堂三種》本、《廣漢魏叢書》本、《增訂漢魏叢書》本等等。另一種是一卷或不分卷的節錄本，如《說郛》本、《五朝小說》本、《舊小說》本等等。雖然節本中也有個別文字較勝的可勝之處，但從篇幅的完整性來說，畢竟不如足本為優。

比較版本篇幅內容的差異優劣，應該根據不同類型的圖書，採取多種相適應的方法。比如宋代著名目錄著作《郡齋讀書志》的袁州刻本和衢州刻本，孰優孰劣，自清以來，一直從說紛紜，莫衷一是。孫猛《論（郡齋讀書志）的成書、版本源流及衢袁二本優劣》一文，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根據目錄書的特點，把《郡齋讀書志》的篇幅內容分成收錄書量、序文、分類、歸類、編排、書名的著錄、卷數的著錄、編纂者或注釋者的著錄、解題等九個方面，來對衢本、袁本作比較。經比較，發現衢本收錄書量較袁本實際多出十九部，小序多十三篇，類目多設兩個。兩本歸類不同的有四十六例，大多衢本較優。類目編次雖兩本都有鼠亂之處，但衢本仍比袁本稍微整齊可觀。

線裝書的歷史

「線裝書」這一名詞，可謂家喻戶曉，無需饒舌。某種程度言，「線裝書」這一概念，已成為中國古籍的代名詞。清初康熙時人儲大文《存研樓文集》卷十三有一篇《蔣平川傳》，說蔣錫震幼時，「游他塾，見他兒誦線裝書，輒固請攜歸竊誦之，尋益誦《庄》《騷》《文選》，間譔詩、古文辭」。可見早在清初，即有以「線裝書」這一名詞來代指古詩文典籍了。

就現存中國古籍實物及明清時人的筆記看，線裝書出現的時間很晚。整個元代，書籍裝幀以包背裝為主，少量是蝴蝶裝，佛經裝幀還保持原先經折裝體式，未有絲毫更動。明初，內府及坊間流行，也多是包背裝。這時期蝴蝶裝已幾乎看不到，近似絕跡。此時期書的特點，版式由元浙本的白口、細黑口發展為大黑口，字多軟體（趙孟頫體楷書），刊刻精美，可為一代之倫。明中期嘉靖朝（1522～1566）開始，復古主義風氣漫延，內府、國子監、藩府及坊間刻書，模仿宋刻，白口盛行，版心上出現加刻字數、刻工姓名或寫樣人姓名者，字體也由趙體漸趨歐、顏，但多板滯，毫無宋元版之生氣。萬曆（1573年）朝以後，裝訂始多為線裝，字體也漸變為一種匠體字（過去人稱「明匠體」）此種字體即今日所謂的「宋體字」（港台人叫「明體字」），現已成為台港地區及中國大陸最主要的印刷體。清代人印書也大都是此種字體，但有變化，細而長，求其容易書寫、便於鐫雕而已。

整個清代，書籍裝幀大都是線裝，當然也有個別的書用包背裝，如《四庫全書》、皇室家譜《玉牒》等，但線裝一直是書界的主流。線裝的裝訂方法，與包背裝大致相同，折頁也是版心向外，書葉碼齊後，先於右側打眼加紙捻，以作固定，類如現在複印店裝訂前先以紙夾固定一般。之後書前書後各加書衣，而後再打孔穿線。穿線有講究，得穿雙股絲線。孫從添《藏書紀要》謂：「折書葉要折得直，壓得久，捉得齊，乃為高手……糊裱宜夏，折訂宜春。若夏天折訂，汗手並頭汗滴於書上，日後泛潮，必致霉爛生蟲，不可不防。」

線裝的方法，有說很早以前就有的。據說敦煌發現的古寫本中，就有用線訂縫的痕迹。宋人張邦基《墨庄漫錄》卷四里有一條說：「王洙原叔內翰常云：作書冊，粘葉為上。久脫爛，茍不逸去，尋其次第，足可抄錄。屢得逸書，以此獲全。若縫繢，歲久斷絕，即難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數冊，錯亂顛倒，伏讀歲余，尋繹綴次，方稍完復，乃縫繢之弊也。嘗與宋宣獻談之，宋悉令家所錄者作粘法。予嘗見舊三館黃本書及白本書，皆作粘葉。上下欄界出於紙葉，後在髙郵借孫莘老家書，亦如此法。又見錢穆父所畜亦如此。多只用白紙作標，硬黃紙作狹簽子，蓋前軰多用此法。予性喜傳書，他日得奇書，不復作縫繢也。」 王洙字原叔，北宋嘉祐時人，宋初名臣，曾參與纂集《集韻》、《崇文總目》等的工作。范仲淹稱他「文詞精湛，學術通博，國朝典故無不練達，縉紳之中未見其比」，《寄題峴山羊公祠堂》詩中更有「卓有王原叔，文學偉當代」之句。這裡的「粘葉」指的即是蝴蝶裝，而所謂「縫繢」，可能只是線訂，未必即是後世的線裝法。此與明清時的線裝書，可能是兩類不同的裝幀概念，否則即不會有「歲久斷絶，即難次序」的現象發生了。

線裝書的打眼，一般是用「四眼訂法」，較大開本的書，也有用「六眼訂」或「八眼訂」的，總之視書的開本大小而定。但眼也不能多，否則「傷書腦」，對書是一大損害，日後再訂，即眼多易破，徒增煩難。此外，講究些的，並有用綾絹包角的，葉德輝《書林清話》里說：「北方書喜包角，南方殊不相宜。包角不透風，則生蟲；糊氣三五年尚在，則引鼠。」

裝訂書籍，不在華美，而在護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緻端正，方為第一。線裝書對於蝴蝶裝及包背裝，是技術史上的一大革命。《書林清話》里曾比觀而說：「斷不可用蝴蝶裝及包背本。蝴蝶裝如褾帖，糊多生霉，而引蟲傷；包背如藍皮書，紙豈能如皮之堅韌？此不必邯鄲學步者也。蝴蝶裝雖出於宋，而宋本百無一二，包背本明時間有之，究非通用之品。家中存一二部以考古式，藉廣見聞，然必原裝始可貴，若新仿之，既費匠工，又不如線裝之經久，至無謂也。」

版本拾零

一、坤亦為金

朱彧的《萍洲可談》卷一記載這樣一件故事：

「姚佑元符初為杭州學教授，堂試諸生，《易》題出「乾為金，坤亦為金，何也？」。先是，福建書籍刊板舛錯，「坤為釜」遺二點，故姚誤讀作金。諸生疑之，因上請，姚復為臆說，而諸生或以誠告，姚取官本視之，果「釜」也，大慚，曰：「佑買著福建本！」升堂自罰一直，其不護短如此。」

這個鬧笑話的考官姚佑，在宋哲宗趙煦元符年間為杭州學教授，因為依據福建建陽麻沙本的《周易》出了這道「乾為金，坤亦為金」的考題，成為笑談，他是把「坤為釜」誤作「坤為金」了。毛病出在麻沙本在刻時，將「釜」字的上面兩點漏刻，以至於誤人誤己。好在這個姚佑知錯能改，自罰一直，直，曲尺。自己打了自己一戒尺。姚佑後來官至工部尚書，轉任禮部尚書，最後以提舉上清寶簫官在任上去世，朝廷賜特進，謚曰文禧，也算得以善終。

宋刻書歷來為人所推崇，在明末即以葉論價，到了清嘉、道年間，價格扶搖直上。黃蕘圃在《書跋》里說：「聞無錫浦姓書估，持殘宋本《孟東野集》，索值，每頁原銀二兩。」可見其價值不菲。

一般區分宋刻本，按地方分類，杭刻最精，蜀刻次之，建科最下。按歸屬分類，有官刻、私刻和坊刻三種。故事裡所說的官本，就是國子監本，官刻書以國子監本為最高，絕大多數是杭州刻的。宋代刻書，校勘、刻書的責任屬國子監。其於校讎之事極為重視，所以質量得以保證。

這裡所說的福建本是指福建建陽縣的麻沙書坊所刻之書。又有麻紗、崇化之分，宋代坊刻以此兩地最盛。麻沙本雖字多訛謬，但是在今天也已經是不多見的寶貝了。麻沙本書特徵明顯，其字畫起筆、轉筆、止筆，都帶稜角，紙多用竹紙、黃粗皮紙，與他刻不同。

二、金根

宋代黃朝英所著《靖康緗素雜記》說了這樣一件故事：

「《劉公嘉話》云：「昌黎生，名父之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暗庸。劣嘗為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也。』悉改根字為銀字，至除拾遺，果為諫院不受。」

這段話記載了韓愈之子韓昶的一段故事，語出《劉公嘉話》。《劉公嘉話》，劉公就是唐朝的劉禹錫，韋絢聽了劉禹錫給他講的這些故事後，編了一本書，命名為《劉公嘉話》，現在叫《劉賓客嘉話錄》。故事是說韓昶雖然有一個有名的老爹，但他本人卻十分的晦暗平庸。在做集賢院集賢校理時，看見史傳中有「金根」一詞的，妄加臆斷，說：難道不是錯了嗎？必定是金銀車，所以把金根一律改成金銀。弄了個大笑話，還連累了他老爹的一世英名。

其實，這裡金根，是車名，天子車名金根，以金為飾。按《後漢書.輿服志》記載：「金根，車名，殷名乘根，秦改為金根。」韓昶不懂古代名物制度，才有此亂改古書之舉。

清人顧千里說過：「書籍之訛，實由於校」，是說讀書人，一知半解，易犯輕改古書之病。所以《蘇黃題跋》里說：「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眾，遂使古書日就訛並，深可忿疾。《莊子》云：「用志不紛，乃疑於神。」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淵明《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今皆作望南山。」

校書的最大法則就是不要輕改古書。而明人刻書，最喜歡擅改古書，多被人所詬病，其實這是從朱元璋改《孟子》開始留下的壞毛病。所以後代校讎古書，多以宋刻善本為據。

三、《鹽鐵論》版本公案

《鹽鐵論》的版本，向以明弘治14年（紀元1501年）新淦人塗禎所翻刻的宋嘉泰本為最善；以明萬曆中新安程氏《漢魏叢書》本流布最廣；明代華氏活字版本最為珍貴；民國《諸子集成》本最通行。

明塗楨刻本《鹽鐵論》非常有名，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關於真本塗刻本的認定是近代圖書界的一大公案，民國大藏書家傅增湘在其《藏園群書題記》中記錄了這件事的始末緣由：

民國八年，上海商務圖書館影印《四部叢刊》，由張元濟（字菊生）主持這項工作。這時，傅增湘向張菊生推薦江陰繆藝風所藏塗刻《鹽鐵論》，並說繆氏所藏是真塗刻，海內沒有第二本，其它號稱塗刻的，都是正嘉本冒充的。

繆藝風，即繆荃孫，生於一八四四年，卒於-一九一九年，字炎之、筱珊、小山，晚號藝風，江蘇江陰人；工詩詞，為陳散原之友；清末著名學者、目錄學家、金石學家、藏書家，著作頗多。老人在晚年僑居上海，經常賣掉收藏的一些古書，以做刊印書籍的經費。其收藏的宋元善本，多數都歸了劉翰怡、張石銘兩家。傅增湘也曾去老人處賣書，就曾經商量著想買這本塗刻《鹽鐵論》，但由於繆氏不舍而未成。老人死後，所藏書籍流散。其遺書被陳立炎以三萬塊買去。其中這本《鹽鐵論》被吳江沈無夢所得。不久，沈無夢遷官參幕黑龍江，家無餘資。遂以三百金將此書轉讓給了傅增湘。這樣這本讓傅氏縈神系夢十數年的塗刻《鹽鐵論》，終於被其收入篋中，並爰詳書始末於冊，以見古本之難遇，良友之多情，希望他的子孫其善保之。

就是這樣一本書，在張元濟編印《四部叢刊》時卻被認為是偽書。令傅增湘大為光火，每每想起輒為腹痛，看來真上火了。原來傅氏向張菊生推薦這本書時，葉德輝卻不幹了，起來抗爭終於把這事給攪黃了。

葉德輝，字奐彬，號直山，一號郋園，湖南長沙人湘潭人。他是前清御史，也是著名的藏書家及出版家，與傅增湘有「北傅南葉」之稱。有藏書樓曰「觀古堂」，藏書已達四千餘部、二十萬卷之多。這些書除少部分流散外，大部分被其子葉啟倬、葉啟慕1938年賣與日本，諸多古籍善本，流散彼邦，至今念起不禁令人心痛。

這個葉德輝雖治學有成，其人品卻多為他人所詬病。周作人在其《飯後隨筆》中，說他為皇帝選秀女，往往捷足先登，所辱秀女不乏其人。丘良任編《竹枝紀事詩》中譏笑他和王先謙是麻子，記錄了當年在長沙搶米風潮中葉、王兩人囤積居奇，為富不仁的事實。《黃裳書話》中說葉昌熾以藏書家和金石學家而知名，葉德輝去與他聯宗,遭到他的拒絕。據他說，是看到葉德輝的眼睛裡,有一種不祥之光,斷定他不得好死。葉德輝的下場不幸被葉昌熾言中了,1927年，他辱罵毛領導的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被農民協會當做「土豪劣紳」給處決了。

葉德輝手中所持的《鹽鐵論》版本，其實是正嘉間刻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單闌，字體方板。可他卻大肆詆毀張古余、顧澗薲、繆藝風諸人都是誤認，且說這些人都受了書商的騙，世間真塗本只有他家所藏孤帙。塗氏版本是覆刊宋嘉泰本，都元敬為之序，遂為世寶貴。自塗本出後，正、嘉、萬以來刊本皆從之出，故行款迭有改易，真體變為拘板，或略加校正刊行，然皆有塗、都兩序冠首，以明所出之源。

葉氏之所以力主此書塗刻，最大的證據是丁日昌《持靜齋書目》和及莫郘亭的《邵亭知見傳本書目》著錄的宋本與其相同。《傳本書目》稱「丁禹生有宋刊《鹽鐵論》十卷，九行十八字…..」時皆以此本「真驚人秘笈矣」，葉德輝也認同他的說法。丁氏所藏《鹽鐵論》，後為保古齋殷氏所收，傅增湘急忙去看，只見卷尾「淳熙改元錦谿張監稅宅善本」木記二行乃是別刻粘附。卷首馮武題識字跡亦凡俗，氣息晚近，決非竇伯所為，使人爽然失望。其後貶價百元售之。

這樁公案最終以認定葉藏為正嘉刻本而告終。但《四庫叢刊》畢竟是收錄了葉藏明刻本，所以傅增湘心氣難平。他在《藏園群書題記》中對相關的幾個人都有評價：他說丁日昌「兩目如漆，固不足責。」就是說他倆眼一抹黑，看不出真假。而莫郘亭先生「號為精鑒，亦復隨聲附和，不敢訟言其非，則真足詫矣。」是說莫先生隨波逐流，有虧精鑒之名。而葉德輝「閱肆未久，聞見頗隘，其持論倒置，宜哉！」說葉閱歷淺近，見識狹隘，他所堅持的論調本末倒置，也就不稀奇了。看來這件事對傅增湘的傷害太大了。

四、蹲鴟與羊

《顏氏家訓》記載了這樣一段故事：

「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為「羊」字；人饋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後尋跡，方知如此。」

是說江南一權貴，看《蜀都賦》，其中有「蹲鴟，芋也」，其中的「芋」誤作「羊」字。正好有人給他送羊肉，於是他就回書謝道：「損惠蹲鴟」，此語一出，滿朝驚駭，不知是何義，查來查去，原來是《蜀都賦注》惹得禍，傳為笑談。

這個權貴是誰呢？據梁蕭繹《金樓子》雜記篇述王翼向謝超宗借看鳳毛事云：「翼即是於孝武坐呼羊肉為蹲鴟者，乃其人也。」這個王翼看《蜀都賦》注曰蹲鴟為羊，便以訛傳訛，鬧出笑話。為什麼「芋」字變成了「羊」呢？原來羊字篆文和芋字及其相近，印書者誤寫，貽誤不學之人。

關於蹲鴟的笑話還很多，太平廣記二五九引譚賓錄：「唐率府兵曹參軍馮光震入集賢院校文選，嘗注蹲鴟云：『蹲鴟者，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蔔也。』蕭令（案：即蕭嵩）聞之，拊掌大笑。」

五、巾箱本

南宋戴埴《鼠璞》中說：「今之刊印小冊謂巾箱本，起於南齊衡陽王手寫《五經》置巾箱中……今巾箱刻本無所不備。」這是「巾箱本」第一次見諸書錄。關於巾箱本的用途，《納蘭詩》巾箱本序說的很好：

「巾箱本者，始於南齊，盛於宋世，明清以降，代有新制。所謂巾箱，舊時隨身小篋以巾帕之類雜件者。古人行旅坐臥，不時而誦，書必隨身，故小其規制，以儲巾箱；行則便攜，臥則便覽，閒暇間便把玩。故巾箱本雖爲書林之季弟，而推尊夫子「學而時習之」之義，居功亦偉。」

如此小的袖珍本，除了便於隨身攜帶，方便閱讀外，還有一個很大的用途，就是便於考場夾帶作弊。在徐珂的《清稗類鈔》中記載了幾則考場夾帶的故事。

道光、咸豐前，大小科場搜檢夾帶很嚴，有的甚至要解衣脫鞋來檢查。同治以後，禁網漸寬，搜檢者就不是那麼嚴，於是詐偽百出。入場者，攜帶石印小本書或寫蠅頭書，私藏於果餅及衣帶中，甚至有藏在帽頂或靴底夾層之中的。

不過也有例外，清代體仁閣大學士阮元在作學政時，搜出學生的夾帶，必親自仔細查閱，如果是親手所抄，略有條理者，即准予入學。如果是請人抄錄，而且內容都是舊時文章的，則照例斥退。阮文達倒是頗近情理。

另外還有一個人專治夾帶者，此人就是乾隆朝協辦大學士彭元瑞。他在作學政時，因為學生多有夾帶，考前頭一天就貼出告示說：「明日不考文。」到了第二天，諸童生都夾帶詩賦進場，彭元瑞裝作不知。過了很久，考題還沒發下來，學官請發題，元瑞說：「昨天已經命題了，首題《明日》，次題《不考文》。」眾人大嘩。這個彭元瑞曾將千字文打亂，重新編排，一字不差，乾隆稱之敏慧，看來不是浪得虛名。

不過考場上也有好樣的。康熙庚子年，順天府鄉試，康熙特命十二貝子監場，搜檢甚嚴。朱竹垞的孫子朱稻孫參加預試，敞開衣襟向前，鼓其腹曰：「此中大有夾帶，何不搜搜呢？」只見其人體貌瑰偉，意氣磊落，眾皆矚目，貝子也被他逗笑了。

六、十三經字數

十三經可謂中華傳統文化的淵藪，卷帙浩繁，十三經一共多少字呢？古有好事者，還真數了一下，姑錄於此，待今人查證。

宋代鄭耕老在《勸學》一文中記載九經數字為：

《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書》二萬五千八百字，《詩》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

《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

《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

清人孫聚仁據武英殿乾隆石經給出的十三經字數為：

《易》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書》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詩》四萬八百四十八字，

《禮記》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周禮》四萬九千一百五十六字，《儀禮》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一字，

《春秋左傳》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公羊》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穀梁》四萬二千八十九字，

《孝經》二千一百十三字，《論語》一萬六千五百九字，《爾雅》一萬七百九十一字，

《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十三經共六十四萬七千五百六十字。

兩人數的不一樣，原因不詳。但不到六十五萬字的內容，折騰了中國的讀書人幾千年，是為可嘆。

七、唐德宗改《月令》

在宋人王讜的《唐語林》記載一段故事：

說有一年的深秋，唐德宗李適在上苑打獵，天氣已經微微有點寒意，李適便對身邊的大臣說：「九月還穿單衣，二月還穿袍子，與時令不相稱嘛，我想往前遞遷一個月，怎麼樣？」左右大臣們連連稱謝，表示贊同。第二天，就命令翰林討論這件事，而後下詔施行。丞相李吉甫當時還是翰林學士，以聖人上順天時，下盡物理為說，表請德宗宣示天下，編之於令。當時李程初為學士，獨不署名，另外上了一道奏疏說：「臣謹按：《月令》『十月始裘』，《月令》是玄宗皇帝刪定，不可改易。」德宗這才作罷。由此李程與李吉甫不和。

李程，字表臣，敬宗時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所以稱相。《新唐書》說他「藝學優深，然性放蕩，不修儀檢，滑稽好戲，而居師長之地，物議輕之。」就是說這個人很滑稽，放蕩無拘。另外他還有個綽號「八磚學士」，緣由是當年翰林學士上班時間以看日影為準。當日光將照及廳前八磚時，就應該上班了，可李程賦性疏懶，生活散漫，總是要等日光過了八磚才到位。於是人們便戲稱他為「八磚學士」。可李程在德宗修改《月令》的問題上卻超嚴肅，可見其在放蕩的外表之下，對於國家政治制度，有著很強的原則性。

李吉甫說起來也是一位好宰相，著有《元和郡縣圖志》，為其地理名著，深為後世學者所稱道。他還是大唐名相李德裕的老爸。可在這件事情上，卻有拍馬屁之嫌。要是聽了他的主意，恐怕我們今天看到的《月令》，就要「九月衣裘」了。

《禮記.月令》可謂中國古代生活規範的百科全書，上到天文物候，中及國家法令政事，小到日常起居，行動坐卧，飲食衣飾，無所不包，都作了周密、細緻的規定。而且最重要的是它被賦予了至高無上的道德意義和政治理念，違反以至篡改，都被視為異端。《月令》可謂是典型儒家所倡導的中國人的生存方式，至今仍然影響著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附原文：

德宗暮秋獵於苑中。是日，天已微寒，上謂近臣曰：「九月衣衫，二月衣袍，與時候不相稱，欲遞遷一月，何如？」左右皆拜謝。翌日，命翰林議之，而後下詔。李趙公吉甫時為承旨，以聖人上順天時，下盡物理，表請宣示天下，編之於令。李相程初為學士，獨不署名，別狀奏曰：「臣謹按：《月令》『十月始裘』，《月令》是玄宗皇帝刪定，不可改易。」上乃止。由是與吉甫不協。（王讜《唐語林》卷二文學）

八、牡丹與西施

萬曆間所刻之書，多有改竄古書的現象，顧亭林在其《日知錄》指斥道：「人心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關於萬曆本的笑話有以下兩則。

一是萬曆本《金石錄》後序的最後一句話原文是：「紹興二年玄黓歲壯月朔甲寅，易安室題。」這裡的壯月語出《爾雅》，八月為壯月，刻書者不知壯月為何物？多改刻成「牡丹」，受到了顧炎武的大加撻伐。

二是蘇東坡的《跋和靖詩集》有「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台差少肉。」一句，這裡東野指的是孟郊，唐代詩人。字東野。西台則是指北宋書法家李建中，曾任西京留司御史台之職。被人稱為「李西台」。師法顏真卿及魏晉書風。其書筆致豐腴肥厚，結體端莊穩健，風格豐肌秀骨，氣宇軒朗。而刻書人不知「西台」為李而改為「西施」，貽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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