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鳴：馬嘉理被殺案改變了大清和洋人打交道的方式

【編者按】姜鳴先生《從盈江到倫敦——馬嘉理事件再研究》系列將陸續在「騰訊·大家」發表，可點擊閱讀第一部分《1875年，一個英國人的死亡改變了中國歷史》，第二部分《重訪馬嘉理被殺事件案發現場》。

文 | 姜鳴

▍李鴻章對滇案的看法

處理馬嘉理事件過程中，總理衙門與李鴻章保持密切聯繫。由於京津距離近，李鴻章還有自己的特殊人脈渠道，所以總理衙門也從他那裡獲取各種信息和洋人過津時的談話記錄。

早在4月10日，李鴻章就告訴北京，新上任的雲南布政使，前淮軍部屬潘鼎新2月20日給他寫信，提到「英使由緬甸入境，攜帶兵將三百餘名，騰越、永昌紛紛警報，沿途散勇皆欲借端蠢動。彼不過遂其搶劫之私，並非能知華夷之義，岑帥已嚴檄禁止。不知能平安抵省否等語」。馬嘉理被殺是在21日，即潘寫信後之翌日。昆明距中緬邊界千里之遠，為何先獲外人帶兵入境的消息？李鴻章從潘信中讀出的氛圍，顯然與岑毓英所稱一無所知的陳述有很大不同。

6月21日，李鴻章在給李瀚章的家信中又說，接潘鼎新5月19日來信，「馬嘉理被戕實情及現在岑公張皇掩飾情節歷歷如繪」。該信原文迄今未見公布，但其意是指控岑毓英參與謀劃，李珍國實施操作。所以李鴻章將潘信分別抄寄李瀚章和京中的丁日昌轉總理衙門大臣文祥、沈桂芬閱看。他對兄長說：「岑公跋扈著名，邊境文武皆其心腹，既有密謀在先，勢不能不死力袒護。」他又對丁日昌說：滇事由於岑毓英始謀不慎，事後不得不節節回護。「起事緣由，概可想見。」

李鴻章還說，英使館參贊梅輝立「前過津謁晤，亦有確知騰越文武主使，岑撫授意之說。是此案辦理，實屬萬分棘手。」他認為岑毓英心術多詐，眼界狹小，不宜久令治滇。念其平定杜文秀起義戰功，必須保全，以顧國體。李珍國本非善類，須設法羈糜，訊供確實後解刑部議罪。此後李瀚章處理滇案，即按這一策略行事。

清廷處理滇案，前台派出欽差大臣李瀚章，幕後就商於北洋大臣李鴻章，李家兄弟完全捲入進去。在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官場和民眾中普遍存在排外情緒，激憤於西方列強在中國擴張勢力和傳播宗教，卻找不到合適的反抗方式，在行動中就常常過激、陷於盲動，爆發過許多教案和衝突，其中最著名的是1870年6月的天津教案。該案起始於民間誤傳外國修女以育嬰堂為晃子，綁架殺害孩童，挖心挖眼以作藥材之用。數千群眾包圍教堂，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鎮壓，沒有得到滿意的結果，當場向崇厚開槍，繼而又向知縣劉傑開槍，打傷其僕人。民眾激憤之下打死了豐大業及秘書西門，之後又殺死了十名修女、二名神父、二名法國領館人員、二名法僑、三名俄僑和三十多名中國信徒，焚燒瞭望海樓天主堂和領事館。直隸總督曾國藩受命處理此案，經調查確認育嬰堂並無誘拐傷害孩童，遂在法國要求下，決定處死為首殺人的十八個天津民眾，充軍流放二十五人，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均被被革職充軍發配黑龍江。曾國藩因而被輿論指斥為漢奸，聲名受到很大影響，自感「外慚清議，內疚神明」，一年後即去世了。

李瀚章、李鴻章（左）兄弟晚年合影

現在追辦滇案，如果最終查不出兇手，英國人不能答應；若是查處兇手，懲辦官員，可能又會激起民憤。這是李氏兄弟不能不反覆考慮、審慎行事之處。李鴻章叮囑大哥：「兄到滇後應先將原派查辦不實各員摘頂，樹之風聲，俟定讞時再分別奏參，是亦津案辦法。但欲避漢奸之名，絢官神之譽，則必辦不到，而案也必不能結。且恐掣動大局，望三思百思而行。」

▍誰是幕後指揮之人

1876年4月20日，李瀚章、薛煥、岑毓英聯名向朝廷上奏結案報告，確認李珍國是阻擊行動的指揮者。他們說李珍國接到士紳來信後，「竟自居間發難，布置截阻，揮霍犒金，欲為攤索資費地步。賚函紳眾，極力鋪張，紳等力難禁遏。」言下之意李珍國抗英是為了摟錢。報告以騰越士紳給李珍國的兩份去信和李珍國的回信作為證據。李珍國在信中說：

弟自接諸公來函，即將諸山野貫一律調齊，大加犒賞，取具刀標木刻為憑令，並各司出具印結，均交蠻允收存。惟查洋人之事，弟又由臘撒、隴川、章鳳街三處，傳聚諸路野貫，以牛馬銀物按數給之，亦各歡喜，各於要隘堵截。但此番大事，較之髮匪（按指太平天國）甚於十倍，關係闔廳。弟念切桑梓之邦數萬生靈起見，晝夜籌劃，費盡心力，斷絕陰謀大患……一路賞耗用去銀一二千金。

李珍國信中還說他於1月30日到達猛卯司署，接報洋人羽黨數十在該司壩尾駐紮，雇腳夫往拱洞方向運送貨物。洋人聽說他帶兵在猛卯駐紮，畏懼兵威，已經折回八莫，意欲仍由蠻暮經過。他令雪列官藺小紅令各路山貫堵截各口，諒洋人難以逃脫。

李瀚章還另派湖南綏靖鎮總兵李勝改裝易服，單獨取道四川赴騰越、蠻允查訪。李瀚章說，參考李勝密報，結論是「各路之布置皆李珍國一人之主謀」。「憑證昭然，已同鐵案」。

雖稱「鐵案」，除了李珍國與騰越士紳的通信，李瀚章並沒有拿出更多證據。潘鼎新當初告訴李鴻章的秘密，結案奏摺中也沒有提及，或許是為了切割與岑毓英的干係。李珍國本人堅決否認指控，強調「實無寫過書信與地方紳士齊團的事，亦無使人阻截洋人。」不僅李瀚章到滇後的六次審訊都不承認，甚至在六年後英國探險家柯樂洪見到他時依然繼續否認。

審案中犯人供詞也相互矛盾。比如李珍國之信落款為1875年2月7日，所敘命各路山民截殺洋人，在時間和地點上存有明顯漏洞。再有他稱藺小紅為雪列官，而雲岩硐的頭目臘都的供詞說：「藺小紅本是漢人，被我們擄在硐里的」，且是砍殺馬嘉理的主要動手者。

但李瀚章一定要把責任落實到李珍國身上。他在奏摺中提出按照「公眾確鑿即同獄成」之例，給予應得之罪。清代刑律注重被告口供，斷罪必取獲取供詞，只有案犯在逃，方可在旁證確鑿的情況下定讞。而本人拒絕認罪，要按「公眾確鑿即同獄成」來定罪，必須上奏，故李瀚章奏摺也提請刑部審核。李鴻章意識到李珍國拒絕認供是本案軟肋，力主將他回復紳士信函交給威妥瑪閱看，以鉗其口。他私下說：「大家皆思糊弄鬼子，要知鬼比人更伶俐耶。」

早在上年岑毓英調查報告出來之後，威妥瑪就向李鴻章明確表示不能接受：「兇案已出半年，查辦四月之久，結果乃諉之 劫殺。此案既無辦法，一切中外交涉均無辦法！」他威脅說：「我並非著急生氣，總是和局要緊。從1861年到現在，中國所辦之事越辦越不是，就像一個小孩，活到十五六歲，倒變成一歲了。我這次進京，打算與總署商議，看他們怎麼個辦法。如果還沒有成事的把握，我只好再出京，把雲南的事交給印度總督去辦，把各口通商的事交給海軍提督去辦，這叫做物極必反！」他還說馬匹贓物皆易裝點，算不得過硬證據。

署理雲貴總督、雲南巡撫岑毓英

威妥瑪也拒絕李瀚章的調查結論。他在回復總理衙門的照會中說：「此次所陳案由，據稱馬翻譯官被害始末，如何計殺柏副將，一舉造意者，果系李珍國，並聲明造意之事原出何故云雲。本大臣若據所陳案由為確鑿真情，無非蒙蔽本國朝廷，咎屬難辭，至案內所錄一切證據，互相牴牾，不足憑信」。他懷疑所謂騰越紳眾與李珍國的往來信件根本就是事後補作，要求出示這些寫信者的姓名。他認為滇案中李珍國是奉上司命令，岑毓英是奉旨，因為中國懷有攘外之心。他堅持要將岑毓英和各官各犯提京審訊，質疑李珍國策劃攔截探路隊和「野人」搶劫馬嘉理的關係，中方解釋攔截柏郎者，既有本地山匪，又有內地逃出「漢奸」和回民起義羽黨，「起意並不同謀，擊阻適在同時。」

滇案調查了一年，關於事件之由，至此形成四種說法：

第一說是緬甸國王的部署，第二說是「野人」搶劫，第三說是雲南地方官員的行動——即李珍國謀劃，第四說是清政府策劃。

前面提到，最初柏郎認為襲擊是緬王籌劃的，但英國人後來不往這條線索上深究，因為最起碼，緬王派出的衛隊，沒有背叛他們；中方認為緬甸是藩屬國，也不朝這個方向去推諉。岑毓英將事件歸於「野人」，李瀚章將事件歸於李珍國。而威妥瑪，卻抓住機會，要將事情推到中國政府頭上，去取得馬嘉理事件之外的更多東西。

事實上，從馬嘉理離開探路隊到他被殺害，兩天里發生了什麼，局外人並不清楚。威妥瑪是報案者，岑毓英、李瀚章等人是辦案方，在彩雲之南極為遙遠的邊境上發生的刑事案件，可能破案，也可能破不了案。威妥瑪私下曾對英國外交大臣德比伯爵坦承：「如果不是中國官方毫不猶豫地承認馬嘉理遇害，我們到目前為止，只有若干緬人的信札和供詞作為控訴狙殺的證件。而且詳細審查這個問題，猶如在英國審查這類問題，我不由地感到困惑不安，……在老貝列（Old Bailey，倫敦中央刑事法院），它可能被認為是沒有充分證據說支持的說法。」

馬嘉理事件成了一出各說各話、撲朔迷離、難以釐清真相的羅生門。

▍關於威妥瑪

我們回頭來說大名鼎鼎的威妥瑪。

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

威妥瑪是是著名的漢學家和語言學家，名副其實的中國通。他曾就讀劍橋大學，1838年二十歲加入英國陸軍，1841年隨軍來華參加鴉片戰爭，以後在中國工作生活達四十餘年。他1847年退伍轉外交官。1854年英法美三國取得上海海關控制權後，被委任為首任外國稅務司。1858年任英國全權專使額爾金的翻譯，參與中英《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的簽訂活動。1861年任使館參贊。1867年出版《語言自邇集》，主要講解通行於北京官場的漢語口語，用作西方人的學習教材。1868年，他發明威妥瑪式拼音，用羅馬字母標註漢語發音系統，在歐美廣為使用。時至今日，絕大多數威妥瑪拼音都已被漢語拼音取代，但還有不少成為專用辭彙，仍以威氏拼音的方式出現——比如「Kungfu」（功夫）、「Kungpao Chicken」（宮保雞丁）、「Tsingtao」（青島啤酒商標上的青島地名）等等。前些年，有學者將蔣介石的英文名字Chiang Kai-shek翻譯成常凱申，是不熟悉威氏拼音鬧的笑話。1869年威妥瑪升任中英建交後第三任駐華公使。

1858年6月28日，桂良、花沙納與額爾金簽訂中英《天津條約》

從1793年英國派出馬嘎爾尼出使中國，尋求建立通商關係，因覲見乾隆皇帝時是否行跪拜禮而致談判破裂，至1840年爆發鴉片戰爭，英國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大門，迫使中國五口通商，再至1858年和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在大沽口登陸，逼迫中國簽訂《天津條約》、《北京條約》，將外國駐華使館送進北京，增設各地領事館，允許教士自由傳教，增開通商口岸，允許外國人進入內地旅行，獲得領事裁判權和片面最惠國待遇，修訂關稅。外國人力圖將西方「普世」的商業規則和外交理念推行到中國，建立所謂「平等」的條約關係。而在中國方面，內心依然認為自己是凌駕天下的中央王朝，認為各種外交和通商都是槍炮逼迫下做出的屈辱讓步。所以公使們雖然入駐北京，在同治朝前十二年中，不能覲見皇帝(理由是皇帝尚未成年)，不能覲見皇太后(因為她們是女人)，沒有遞交國書（關鍵是外國人拒絕向皇帝下跪），不能與總理衙門大臣以外的官員交往(大臣們不願與戎狄禽獸般的洋鬼子打交道)。中國也不向邦交國派出常駐使節（推脫沒有外交官）。直至1872年皇帝大婚，不僅不邀請使節出席婚禮，還照會各國使館，要求約束本國國民，不準在大婚的日子去圍觀娶親的隊伍。1874年，同治皇帝親政，英法德美使節聯合要求覲見，雙方再次就跪拜禮儀展開爭議.最後，同治帝在中南海紫光閣接受各國公使站立著遞交的國書，而外國人卻意識到還是中了圈套：紫光閣是歷代皇帝接見藩屬國使節的地方。

同治帝在中南海紫光閣首次接見外國使臣

1866年4月，當時還是參贊的威妥瑪撰寫過一篇《新議略論》，分析中國所面臨的形勢。他說天下各國，分為東西。東國之間，中華實屬尊崇。四面鄰邦，無非向化。個別國家即便不畏軍威，亦服文教，三千年來皆是如此，而與泰西並未聯繫。如今西方各國，論科學不亞中華，論兵力似覺稍勝。中華果至終衰之時，列強難免不會幹預。「試問將來中華天下，仍能一統自主，仰或不免分屬諸邦？」他建議中國應派出外交使節，學習西方技藝，各省開通鐵路 電報，開採五金煤炭，水陸各軍進行西式操練，醫學各項設館學習，財政不足可向外國借貸，海關若能掌握語言規則，亦可除去洋員，自理稅務。英國公使阿禮國將此文向總理衙門推薦。恭親王奕訢又將威文連同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所撰《局外旁觀論》一起，向皇帝和皇太后進呈，還建議將文章轉發沿海沿江口岸督撫大臣閱看討論，這恐怕是中國上層官員第一次看到學習西方的建言。

討論沒有結果，中國依然以天朝自居。雖已意識到不要被動地等待突發事件再去應付，沒有突發事件的時候卻不作主動變革，不冒風險，日子便歌舞昇平地打發過去。駐京的洋人外交官如同棲息在汪洋中的孤島之上，與周邊的中國人很少交往，每天無聊地看著自己的鬍子長起來，其實他們就在平靜中等待突發事件，再與中國政府交涉和算賬。

馬嘉理事件正是絕好的突發事件。作為維多利亞時代英國職業外交官，威妥瑪顯露出強橫而富有技巧的特徵。他看準清政府的顢頇自大、信息不靈和不承擔責任等諸多軟肋，把解決滇案肆意延伸，即藉此解決中國政府同外洋各國的關係和貿易關稅的問題。

▍威妥瑪究竟要什麼？

1875年8月2日，威妥瑪從上海到天津，多次找李鴻章交涉滇案。8日，梅輝立拜訪李鴻章，藉反對岑毓英對滇案的奏報，代表英方又提出六項條件，要求中國政府允諾，才能了結滇案，久保和局：

一、中國須速派一二品欽差大員至英國通好和說明滇案；

二、遣使必請明發諭旨，刊登《京報》，使中外共知；

三、雲南地方官調兵阻擊柏郎、戕害馬嘉理，顯違總署護照文函，事先失防，臨事失察，請明降諭旨，分別議處；

四、遣使赴英時，應順道從印度都城經過，與印度總督會晤，說明滇事；

五、滇緬交界道路須任英人通行，請中國使臣過印度妥商邊界貿易章程；

六、各國公使除與總理衙門商議交涉事件外，請准與各部院大臣交接酬應，共敦睦誼。

10日，威妥瑪拜會李鴻章，繼續交涉滇案。威妥瑪說：中方7月31日照會稱系野人所為，其實我3月間已料及必是以此搪塞。總理衙門向來辦事含混敷衍，無論何事都是往返商量多日，到現在尚無一句實語。從前馬嘉理由滇省往緬甸一路行走並無錯處；此時欲帶柏郎由滇回緬，總署便有風俗刁悍、民情頑梗、勿稍勉強等語，是此路斷不許外人行走？我已令柏郎由海道回印度．聽憑印度總督辦理。

13日，李鴻章致函總署，呈交威妥瑪會談後派參贊格維訥送來的節略——他與李鴻章交談後，正式起草書面文件，闡述英方要求。其索要條件略作調整，一為須准京內外中外大員互相來往；二為令通商口岸和內地各處遵守條約，通商要改變法則；三為派格維訥往滇觀審，要有恭親王出具保護憑據；四為印度派人到滇亦要護送憑據；五為請降旨詰責岑毓英為何六個月無詳細情況奏報；六為遣使臣赴英道歉；七為遣使駐英，上諭必須公開登在《京報》上。這些要求，和梅輝立8日所提基本一致。

由此看出，威妥瑪借解決滇案要把事情搞大，解決與案件無關的其他問題，甚至不惜以斷交撤使相威脅。

李鴻章報告清政府，威妥瑪「語甚決絕，非賴大力主持，不能斡旋危局也。」而其要求，亦非皆不可行。關鍵是「尊處若再虛宕，該使勢必揚帆離津，屆時即令鴻章等從旁轉圜，彼亦必不肯將就，豈非徒多轉折？」

北京繼續拖延。8月23日，威妥瑪在與李鴻章的會晤中說：「我早料商議不成，恐和局 必不能保。我於19日已發電告知英國朝廷，謂總署視此事如兒戲。又告知印度，叫他預備兵隊。」「我今已定個主意，不日進京與王爺及總署大臣面商，能行則立即施行，否則我即率同所屬官員一齊出京，並令英人在京津兩處者悉數南下，我到香港暫住，聽憑水師提督及印度大臣如何辦理。那是必要失和、必要動兵了！」威妥瑪還威脅說：「總理衙門莫非還在等天上掉下個好事情？要知道天津教案時正趕上普法戰爭法國戰敗，這種機會，此時不會再有了！我在京年久，哪樣事看不到底？恐怕一定要絕交了！」

30日下午，威妥瑪真的離開天津，去煙台與英國駐華艦隊司令賴德上將會商下一步行動，準備撤退使館人員至上海，天津、牛庄的英國領事和僑民也一律南下，必要時斷絕與中國的外交關係，甚至發動軍事打擊。

▍清廷的讓步，英國的「課業」

李鴻章8月24日再次向總署建議妥協。他說：「此案其曲在我，百喙何辭。威使氣焰如此張大，斷非敷衍徇飾所能了事。《語》雲毒蛇螯手，壯夫斷腕，不斷腕則毒螯不能消也。」本案難於措手，在於恐有大吏失體之處，但朝廷若為其所累，致壞全局，則失體更甚。一旦決裂開戰，不但滇邊受害，通商各口也岌岌莫保。南北兵力皆單，斷不足以應大敵。威妥瑪屢有絕交動兵之語，蓋深窺我國時事之艱，方敢如此。他主張「酌允一二事，俾得轉場。」

在洋人的威逼下，清廷被迫讓步。所謂「酌允一二事」，一是同意派出駐外使節，二是同意外國公使與北京官員外來。

今天看來，邦交國相互在對方首都設立使館和派遣外交代表是天經地義的。1858年中英《天津條約》確立兩國建交，「約定照各大邦和好常規，亦可任意交派秉權大員，分詣大清、大英兩國京師。」「大英欽差各等大員及各眷屬可在京師，或長行居住，或能隨時往來」，「至在京師租賃地基或房屋，作為大臣等員公館，大清官員亦宜協同襄辦。」1860年英法聯軍攻佔北京後，兩國分別在東交民巷建立使館。但清政府依然以中央王朝自居，決不把使館設到倫敦、巴黎去，繼續自我孤立達十五年之久。

法文畫報《JOURNAL DES VOYAGES》中馬嘉理被殺的插圖

8月28日，上諭命福建按察使郭嵩燾以侍郎候補，充出使英國欽差大臣。亦即代表中國皇帝前往倫敦，向維多利亞女王道歉，同時設立駐英使館。次日，李鴻章將消息透露給威妥瑪。郭嵩燾在當年上層官員中，屬於觀念開通者，威妥瑪也略知其人，對他表示歡迎。

經歷滇案周折，中國人被迫決定向西方國家派出常駐外交官。威妥瑪認為，這是迫使中國接受西方外交規則，和外國建立「平等」外交關係的重要一步。美國歷史學家何偉亞指出：「英國外交官和商人們關於自由貿易的信念，最終被用來證明對清朝使用武力的正當性，並且導致了中國和其他國家之間的『對外關係』新秩序的確立。」締造這一新秩序的主要工具是條約，通常用促進「和平、友睦、通商」的言辭來表達。通過這些法律文件，清政府被迫將西方人想在中國得到的大量權利給予他們。而真正能夠貫徹條約的，是共同的話語體系的認同。何偉亞將其稱作一項「教育計劃」，是「英國的課業」（English Lessins），如果清政府接受了歐洲形式的外交實踐，就是承認自己地位的改變，不再堅持整個世界都接受它的至高地位了。到了年底，總理衙門還奏請向美國、西班牙、秘魯派遣使節，以保護美洲的華工。

在工業文明帶來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中國至此已經無法視而不見了。到歐洲的中心倫敦設立使館的直接起因，卻源自雲南邊境殺死了一名英國外交官。不管殺手是誰，初心如何，他都沒有料到，這次大盈江畔蝴蝶翅膀的扇動，會產生如此深遠的結果。

30日上午，威妥瑪趁熱打鐵，又向李鴻章提出：按照國際慣例，各國使節可以同駐在國皇室成員及高級官員聯繫。中國看不起外國，所以除總署大臣之外，官員和外交官不相往來。若要真心和好，京中尚書、侍郎等均應與各公使交往。李鴻章回答，按照中國慣例，人臣無私交，不敢不遵守。威妥瑪說，既要改變為和好之心，豈能盡拘舊例？又說各部院大臣都疏遠外國人，無怪老百姓更不尊重外國人。雙方還就遣使上諭是否「發鈔」（即公開發布）又爭論了2個小時。次日，恭親王上奏，稱駐京使臣與部院大臣往來禮節未便置之不議。一個月後又奏，請由總理衙門制定交往方案。到了年底，總理衙門建議新年裡組織外國使節和各部院大臣拜年，彼此往來即從1876年開始。

北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外觀

總理衙門大臣寶鋆（右）和恆祺

那會兒，北京人對外國人不叫「老外」而叫「鬼子」。某天有個洋人到總理衙門大臣恆祺家拜訪，恆祺兒子當場大呼「鬼子」來了，弄得客人很是尷尬。後來，總稅務司赫德把這個故事講給另一位總理衙門大臣寶鋆聽，寶鋆勸他想開些：「每個人都得聽任人家人家起綽號。漢人叫我們『臊韃子』，我們叫他們『漢蠻子』，而輪到你們——」赫德只得點頭說：「我們是洋鬼子（Yang Kwei-tze）。」

總理衙門大臣的兒子管外國人叫「鬼子」，這聽起來有點唐突失禮，但反映出上層人士對於外國人的蔑視。其實早在1860年，地位尊貴的恭親王奕訢因為與聯軍談判議和和接觸洋務，就被北京人暗送了一個「鬼子六」的諢名。1876年2月4日（光緒二年正月初十日）下午，總理衙門組織了史上第一次尚書侍郎與外國使節的拜年活動。這天是立春，微寒有雪意。總理衙門裡設果席十桌，恭王率總理衙門大臣坐在中間，各部大臣坐在兩側。八個國家的外交官分批進入，中外賓主分別介紹姓名。翁同龢在日記中記錄：「終日未交一言，未沾一滴一臠，饑寒交迫。」他所看到的洋人，「威妥瑪最況鷙，赫德最狡桀，余皆庸材也。」他對威妥瑪還有形象描繪：「年近六十，無游詞，陰險之至。」翁的觀察和心態，在當時的官僚士大夫階層中，有著普遍的認同。而消除這種內心的蔑視，轉而建立對洋人的敬畏、諂媚，最後形成官僚階級與外國的勾結，恰恰就是「英國課業」所要達到的效果。

【作者簡介】

姜鳴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近代軍事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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