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薦書 孤燈下的記憶

撰文：趙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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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燈下的記憶》（漢唐陽光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作者趙絪，是講中國通史可比肩錢穆的歷史學家趙儷生的女兒，她在書中鮮活地記錄了一批父輩學者的獨特風采和多舛命運。例如趙儷生與王瑤一生既是對手又是老友，不斷較勁又彼此珍惜；趙儷生與其天才般的摯友童書業，兩人之間一場無言的泣別竟成永訣；中國科學院院士周明鎮夫婦，一個天真無邪，一個優雅端莊；錢偉長夫人孔祥瑛女士樸實大方，舉止得體，影響她的後人亦是謙和樸素，平易親切。

作者還記錄了自己家庭中幾經磨難，但每個成員皆能坦然應對的往事；記錄了一批知識青年的群像。她的書寫，為一個時代留下了一份珍貴的「標本」。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

王瑤與父親

王瑤伯伯是父親清華時代的同學和好友。兩人一生保持著若即若離的友誼，彼此都有些不屑於對方，但又終生相互牽掛，以至於王瑤伯伯謝世後，父親對他的弟子與傳人予以了密切的關注。這說明透著骨子的老同學的情分依然存在。如今父親也故去了，我回憶起和王伯伯有限的幾次見面，還有父親生前對王瑤伯伯的描述，以及社會上總是把他們拴在一起來評議，使我對這兩位老同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因為我發現他們儘管在表現形式上有所不同，但不論在性格、作為、思辨、語言表達方面都有很多相近之處，我願意把對他們的一點感性認識記錄下來，這樣也能從側面提供一些對兩位學人更進一步的了解和認識。

謝泳先生曾撰文把周一良、王瑤、趙儷生三人歸入一個類別來評點，並將這三個人和在美國成為「世界級大家」的楊聯陞、何炳棣相比較。作為旁觀者，客觀地說，這兩組學者沒有什麼可比性，更何況前三者也絕不屬於同一類型的學者呢！倒是王瑤和父親，不管他兩人怎樣地相互攻訐，他們的風格、思維方式卻比較類同，而且他們把他們思辨的方法、看問題的視角頑強地傳承了下去，以至於他們的後學源源不斷、精英輩出，這也說明這兩個並非一流的學人，卻帶出了許多一流的學生。

周一良與王瑤和父親是不屬於一個類型的學者，周伯伯是世家子弟，受了系統的、完整的東西方教育，一直非常體面，循規蹈矩地做人、做學問，為人溫文爾雅，待人彬彬有禮，不張揚，不激憤，一派大家風範，是傳統學人的楷模。這種溫良的個性，在巨大反常的壓力下，和眾人一樣，只能屈從。所以他晚年寫的《畢竟是書生》，道出他這一輩子的委屈和無奈，其公子也在多篇文章中為其父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進行疏解和辯誣。這讓我們深深理解和同情，有如此身世、如此學問，守身如玉的學者卻遭此百口莫辯的尷尬局面。我家這一代和周家後人也還保持了很好的聯繫。

而王瑤和父親在學人群中屬於另類。兩人身上都帶有幾分狂狷之氣，表現也絕對地張揚、絕對地尖刻、絕對地調皮。他們總是看到人家不願讓看到的那一面，非要提人家捂住不讓提的東西。這是一對絕不討人喜的學人，他們語言犀利，表達觀點時淋漓盡致，用詞無不用其極，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同時也具有極大的煽動性——還是一二·九學生運動傳承下來的風格。稍有區別的是，王瑤偏重於幽默而尖刻，父親則更加犀利和義憤，所以他們的倒霉程度也就不一樣了。王瑤一沾北大巨匠多多、「天子腳下」的優勢，又恰逢「反右」高潮時失足落入下水道住院搶救，僥倖躲過了一頂「右派」的「桂冠」。而他當時的高足們似乎無一倖免地全部落網。所以事後他得以自嘲：「我現在是苟全性命於治世。」父親生性魯莽，多少有點「二杆子」，使他就沒有王瑤的那種機緣，被金缽死死地扣住，這一扣就是二十餘年。

第一次見到王瑤伯伯，是五十年代初我剛上小學時。因王伯伯揶揄過父母的婚姻，告訴所有認識父親的清華校友，「趙甡結婚了，娶了一個並不漂亮的女人，生了一窩並不漂亮的女兒」，於是「這一窩並不漂亮的女兒」自然就耿耿於懷，憋著勁地要和這位王伯伯干一仗。時間大約是一九五三年，地點是山東大學蓬萊路一號父親的書齋，演出了這大不敬的一幕：兩個老同學坐在書案的兩側，面對面地唇槍舌劍，三個女兒，以大姐為首席地坐在地毯上，排成一排，像拉拉隊似的有節奏地吆喝：「小黑牙，滾蛋！小黑牙，滾蛋！」聲高時，王瑤伯伯用手指著坐在地上這群沒家教的孩子，沖父親說：「你看看，你看看，你這是怎麼教育子女的？」雖然父親也「去，去，去……」地轟我們走，我們不走時，他也就不以為然地沖王伯伯說：「說咱們的，管她們呢！」多年以後，我暗悟當年這無禮行徑竟為父親包容而未加制止，實屬老爹對師兄的無禮，同時也讓我們背負了一生對王瑤伯伯的歉意。

我們漸漸長大，對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飽讀各類文學著作的同時，也去讀讀王伯伯有關文學史的理論文章，提高了我們的文學素養，開闊了我們的視野。加之又是父親少小同窗好友，我們和王伯伯的距離一下子拉近了。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王伯伯到蘭州大學來講學，一進門就對母親深深一揖，由衷地說了句：「還是老夫人好哇！」其間有對年輕時失禮的言語致歉的含義，同時也有對母親幾十年和父親同舟共濟、共渡苦難的欽佩和讚賞。講學期間，姐妹們傾巢出動去聽他作的曹禺戲劇的大報告，這次不是逐客而是捧角，這讓王伯伯很是高興。大家團聚一起，熱烈討論，敘舊事、談學問，也談時下局勢，真是神采飛揚、妙語連連、其樂融融。經過了「反右」和困難時期，兩位老同學比當年稍有收斂，加之厚道的母親在其間周旋，眾兒女簇擁的熱烈場面，沒有發生相互攻擊的一幕。「我現在是苟全性命於治世」這句話，就是那次聚會時，扔俏皮話時扔出來的。

一九六六年初，我應另一位世交、古生物學家周明鎮先生之邀，去北京小住月余，其間去北大拜訪了王伯伯一家。王伯伯因未遭「右派」之災，故安享三級教授待遇，加之有發表文章的機遇，當然兩位老同學之間的物質生活可以說有天壤之別。這也是王瑤伯伯一擺譜，父親就跳高的一個緣故。王伯伯家殷實、富裕，一九六六年家中已有電視機，這隻有在相當層次的人家才能見到，滿牆書櫥儼然大學者的派頭。王伯伯喜騎單車，三個子女大、中、小一人一輛，這也絕不是一般知識分子所能達到的。但王家姐妹著裝卻異常簡樸，顯得規矩、老實。看樣子王伯伯的家教是要比父親好得多。我和周家公子、王家姐妹同遊了頤和園、碧雲寺，照片至今夾在父親的影集中，當時王伯伯從四清點上打來電話，讓伯母盛情款待。在王宅的那一餐飯吃得兩家工資待遇差不多的周公子多年後提起，也覺得對接待我們這樣的晚輩來講，有點奢侈了。為此周公子還和他父親探討：「你們都差不多，人家咋那有錢？」這一問還引來周伯伯一頓科學家不如文人的感慨。沒幾天，「文革」即起，我匆忙返回蘭州，哪知這一別竟是二十幾年呢？

再次進京已是一九九三年了，二十七年歷經了太多的滄桑，北大鏡春園的舊居中，只有杜琇伯母一人留守，我們的王伯伯走了已近五個年頭。伯母待我猶如家人，在共敘往事之時，我為父親對王伯伯失禮之處向伯母致以歉意，伯母制止了我：「你不要再說了，在你父親和王伯伯之間的事上，不光是你父親做得不對。」也就是說，王伯伯在處理老同學關係上也多有不合適的地方。這讓我看到，極難駕馭、很不好侍候的兩位學人，之所以還有一個穩定、和諧的家庭，與兩位含辛茹苦、百般寬容的女性有著極大的關係。王伯伯去世後，父親應邀寫了《宛在的音容》，母親親自把場、定調子：「不準寫一個字的不是！」理由就是人都去了，不要再刻薄了。而在家中表現得更加專制的王伯伯，這一輩子也是給王伯母帶來了不少煩惱和哀怨。王伯伯去世後，父親調來了靈堂送別的錄像，當看到王伯母撲向靈前跪送的場面，老淚縱橫，沖著母親說：「看見了沒有？將來我走的時節，你也得這樣送！」結果招來眾兒女一致聲討：「得了吧，將來你得像這個樣地送俺媽，俺媽是你老大姐。王伯母是王伯伯的學生，她這是在執弟子儀！」可見這兩位不省心的學人，硬是讓兩個厚德、守信、有毅力、有耐心的女性給陪下來了，所以說，他們的學術成就中凝聚著兩個默默無聞的女性的寬容與照料，否則他們的後果絕不比儲安平好多少。

這兩位老同學只要湊到一起，就是相互攻擊，從年輕到故去，似乎就沒消停過。可他們又彼此深深地牽掛、欣賞，誰也忘不了誰。但在嘴上從來不認賬、不服輸。父親在《宛在的音容》中生動地形容了大學時代的王瑤伯伯，並寫道：「當他露出快要發脾氣的時候，同時卻又流露出一股孩童般的真純。這個境界很美麗、很高乘。」有時我會想，父親是不是想刺激出他那美麗、高乘的境界，故意挑釁呢？這當然是我一個做晚輩的善良企盼罷了。父親在文章中也表示：「假如我是個女同學，我一定愛上這個人。」父親看人的眼力很准，他能這樣說，那我們的王伯伯一定是個魅力十足的男子漢了。王伯伯雖也不斷給父親鬧難堪，但在母親和我們面前卻不講父親的不好，總是提當年清華園裡的趙甡是如何地漂亮、怎樣地聰明，王瑤伯伯的常用筆名為昭琛，明眼人一看就知這是當年趙甡名字的諧音，這說明他也是欣賞、喜歡父親的。可就是不能見面，因為只要碰到一起，就是一個不服一個。比如五十年代初教授定級，有大學研究生文憑、身居北大的王瑤伯伯定為三級教授，來青島一問，居然大學肄業三年，且是外語系出身的父親在山東大學歷史系，也定為三級教授。本來就不舒服了，哪知父親還要挑釁這已經很不愉快了的師兄，擺出了一副 「怎麼樣？別看我沒你那兩個文憑，哥們兒照樣和你平起平坐」的架勢。結果王伯伯只有抬出北大的牌子來抵擋：「我可是北大的三級，你可是山大的三級。」就是到老，暗中較勁也沒減勢，王伯母畢恭畢敬寄上《王瑤文集》七大本，父親放置案頭，對母親講：「將來我的文集出來，絕不比王瑤兄差！」《趙儷生文集》刊印出來後，父親擊案長嘆：「可惜王瑤老哥看不到了！」

就是這樣一對「不是冤家不聚頭」的老同學，他們一同聽課，一同吃飯，一同買書，一同遊行，相互批駁又相互感染。王瑤伯伯是有政治抱負的，因投身革命遇阻而求其次。父親是關注政治的，因崇尚自由而遠離政治。抗戰時，兩人在乾縣窯洞分析形勢，相約都入「儒林傳」，果然兩人沿著不同的途徑走上了治學、育人的道路。後來王瑤伯伯成為北大校園學院派氣息濃厚的大教授，而父親成為邊遠地區屢遭厄運，被學界放逐邊緣的一朵「寒葩」。他們都努力了，都在「時令不好、風雪來得驟」的境況下，苦苦經營著自己的那點玩意，雖未成「世界級大家」，也確屬鍥而不捨。都執著、勤奮地做了一輩子學問，留下了讓後人眾說紛紜的話題。

正因為關心政治，注重民生，這兩位學人在解放後選就的研究項目都是非常時尚、貼近政治和頗具開拓性的。王伯伯選了「現代文學史」的課題，而父親則選了「中國農民戰爭史」，這讓別人會有一種趕時髦的看法。如果他們唯唯聽命，按上邊的調子來調整自己的學術路子，他們會是很能出風頭的人物，可這兩個自視很高，很有頭腦，同時也很自信的學人，偏要獨立思考，於是這一對有著敏銳氣質的老同學就不斷地試探禁區，雖不敢明目張胆，卻也在允許的範圍里頑強地表達了在這兩個敏感領域中，他們獨到的研究心得。這一點點「可憐」的「自己的東西」或許為今日之學人所不屑、所指責，可誰能想像他們是在什麼樣的精神壓力和物質貧乏的狀態下寫就的？父親沒有奢望文章生前就能見天日，每篇文章後均署名「籬槿堂遺稿」，如此寂寥無望的前景、悲涼的心境，還在苦苦堅守自己的一點信念，這是那些「世界一流學者們」所曾經歷和承受過的么？

每個時代的學人都留下了他們辛勤的勞作，也留下了那個時代他們自己的風骨和人格，當然也留下了他們深深的反思和無限的遺憾。他們超脫不了現實給他們劃定的範圍，他們從童年就打下了堅實的傳統文化的基礎，到少年時受「五四」新文化的感召步入新文藝領域，青年時代在民族危亡的關口，放棄學業，投筆從戎。解放後，為信念與追求滿腔熱情扎入科研、教學領域，又歷經「反右」「文革」這樣舉世震驚的大運動，而他們往往又被推上祭壇，成為接受打擊的對象。可以說二十世紀的風雲變幻他們一一閱盡，飽嘗了那個時代所有的苦難，可他們依然沒有灰心，沒有絕望，鍥而不捨地用最原始的方法默默地耕耘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可有些後學們拋開這惡劣的客觀條件，還在振振有詞地品頭論足，這裡沒有做對，那裡沒有搞好，沒有達到他們原本應該達到的水準。試問：把你換成他們，你能保證做得像你說的那樣完美嗎？

誠然，王瑤和父親絕非完人。他們充其量不過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代學人、一位教師而已，但他們盡了一代學人的責任，他們把他們的思辨能力、認識方法頑強地傳承下去，啟迪他們的後學沿著這種思維方式更深一步探究他們未能完成、來不及涉獵的學術領地，在教學這個舞台上，這對師兄弟也堪稱各領風騷數十年了。

就教學而言，在數量上父親比王瑤差了許多。因王伯伯從解放到「文革」前後均沒有被剝奪上課的權利，可以說一輩子都站在講壇上，可謂桃李滿天下了。父親的「教學生涯」則始終隨著政治時局的時緊時松而時斷時續。但兩人留給學生們的印象都是恢宏大氣、不死板、不教條、非常地生動。就這樣，老同學在教學的這一塊領地上，也同樣能找出互相調侃的內容來。

父親的普通話雖略帶山東鄉音，但也算「一口官話」了。而王瑤伯伯至死不改那一口山西腔調。父親為此不知「臭擺」過他多少次：「多虧在北京上學、教書大半輩子，那個山西調調兒一點都沒有改進。」王伯伯頗不以為然地說：「每年開學，都有新生遞條子，說聽不懂我的山西話，我就告訴他們：『你就這麼慢慢聽吧，聽習慣了自然就明白了，到時候聽懂了，不是我的嘴巴改了，而是你的耳朵變了。』」如此堅守鄉音，也實屬難能可貴。當父親知道王伯伯還帶有外國留學生時，不無譏諷地說：「你那外國留學生的中國話一定也都是山西味的。」可縱觀天下，佔據著中國現代文學史這塊陣地的許多領軍人物、出類拔萃的文化精英，不都是被撇著一口山西腔的王瑤導師帶出來的？這種後學不斷的王瑤現象不值得人們研究么？這就是王瑤先生的不朽業績。

至於父親的「颱風」已被他的弟子和傳人渲染得極為生動，凡是聽過他的學術報告和講學的，從長輩到晚輩，從內行到外行，從欣賞他的到忌恨他的，無不折服他的「一副鋼口」。可內中所付出的勞動也只有家人知曉罷了。特別是晚年，他去上課，母親就得趕緊找出一套更換的內衣內褲，下了課一進家門已全身濕透，立馬就得全脫全換，人像癱了似的要在榻上休息一兩天才能緩過勁來，真像鉚足了勁唱了一出《挑滑車》，就這樣豁出命地干，才贏得了眾口一致「美不勝收」的嘉譽。從五十年代帶出的孫祚民、孫達人，到八十年代關門弟子以秦暉為代表的「七隻九斤黃」，還有在史學領域這塊鮮為人知的寂寥園地，稍許留神撥拉撥拉，凡是從山大、蘭大出去佔有一席之地的各路名師名家，有幾個沒有聽過他的課，有幾個不是他身教口傳的呢？像王瑤、趙儷生這樣在學界薪火相傳、門生們名家輩出的導師又能有幾人呢？我想在「第一流的名師」行列中，應該有兩位先生的身影。

他們走了，沒有為他們應成為而未成為「世界級大師」而遺憾。他們不是不在乎名利，只不過他們只在知己知彼、旗鼓相當、脾性相投的師兄弟間相互攀比罷了，其中多少帶著「逗著玩」的色彩，骨子中較量的還是學問做得如何、教書教得怎樣，不然也不會如此關注對方的專著和他們的後學傳人。他們也以己之長攻彼之短，有時顯得有幾分不夠意思和不守規矩，甚至有時顯得有失禮儀，但其中文人間的情致雅趣和真性情又是流露得那般機敏、那般天真和那樣可愛。

王瑤伯伯走得突然，讓人猝不及防，父親走得平緩安詳，是名副其實的壽終正寢。我相信他們在另一個世界見了面，也還要比上一番、鬥上一陣、損上幾句，誰讓他們是當年清華園中好鬥的少小好友呢？

他們走了，但他們那詼諧、幽默、尖刻、一語中的的生動形象深深印在了曾一睹他們風采的人心中。王瑤為絢爛多彩、百花齊放的文學領域平添了幾分理智和深邃，而父親又為枯燥、陳舊、寂寥的史學園地帶來了生動和活力。這是多麼好的一對老同學，多精彩的兩個學人。他們既不是鑽進故紙堆的不問時事鄉愿式的「老學究」，也不是浪蕩社會、追逐虛名的膚淺過客，他們既踏踏實實、勤勤懇懇地做了一輩子的學問，教了一輩子的書，也痛痛快快地張揚了一下自己的性格，展示了一把自己的才華。應該是夠本兒了，應該是去而無憾了。

隨著王瑤、父親這一代學人的離去，意味著那個時代、那種文風的漸漸消失，因為他們畢竟是「手工操作」的最後一代學人。在當下隨著電腦的普及、信息量的加大，人們的視野被大大地拓寬了。時下的學人已不屑於進圖書館、鑽故紙堆、爬格子式的勞作了，「著作等身」在時下學人群也不過「小菜一碟」了，那種坐擁書城、苦苦思索，一天伏案十數小時著力經營的「小作坊」式的研究方式，已成為歷史上一道寧靜、寂寥、清雅的風景。父輩們曾品頭論足地點評著各類歷史人物，而今他們不可免地也成為歷史，讓下一輩的學人們去評來點去了。在清理他們的遺產時，我們可以發現他們儘力了，甚至盡了一個超出常人所能達到的能量。所以，他們的那些壞脾氣，人格上的某種變異和扭曲，甚至在人生途中有意或無意出現的偏頗和失誤，這本是人生途中的正常現象，任何人都不可能活得那樣盡善盡美，何況父親又是這樣一個性情中人。但他確實活得堂堂正正，無愧於人生，無愧於學界，無愧於那坎坷人生帶給他的重重苦難。

父親可以坦蕩而去了，作為女兒，只能遙祝老爹一路走好！

二八年元月十六日

於父親逝世七七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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