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吉爾與奧威爾：自由主義二人傳

左起奧威爾、丘吉爾

自由主義二人傳

文| 李大衛

（特約文化記者）

幾年前英國出版過一本文學二人傳記，傳主是二十世紀的兩個作家。一個是伊夫林·沃，《故地重遊》的作者；另一個是埃里克·布萊爾。由於後者的筆名喬治·奧威爾影響太大，以致埋沒了真名，就像在中國，很多人知道魯迅而不知道周樹人。那本書告訴我們，兩個英國文人彼此相左政治立場和他們的成長背景有關——從小欺負人的容易變成保守派，反之多為自由派。

近日又有一個美國作者，再次把奧威爾納入到一個二人框架。只是這一次與之做對比的，不再是他的文學同行，而是溫斯頓·邱吉爾這個政治人物。《邱吉爾與奧威爾，為自由而戰》一書的作者托馬斯·里克斯從事戰略諮詢，也是《外界政策》雜誌的撰稿人。此外他也為不少主流媒體做過軍事報道。他曾試圖調和兩種對立的思想傳統，認為戰爭即是政治的延伸，同時也是戰略戰術規劃的結果。

《一九八四》

喬治·奧威爾 著 廖廣蓮 譯

群言出版社

2016年4月

這樣的職業背景決定他從政治角度考察兩個人物——顯然他更熟悉前者，而不是後者——因此將更多權重放在奧威爾的思想傾向，而不是文學成就。本書最有意思的部分，是兩名傳主之間的比對。兩個人物素昧平生，從沒有過任何交集，一個是位高權重的望族後裔，另一個是殖民地背景的屌絲文人，年齡也有將近三旬的落差。如果他們之間也有可供分享的東西，那就是他們都不是自己父親的寵兒，也都沒進過大學，但都是作家，而且都曾處於一個共同的歷史轉折點，也就是上世紀的三十年代。

最後，邱吉爾和奧威爾都是自由死士。但在集權主義席捲歐洲之際，他們都遭到了冷遇。奧威爾是個勉強能靠寫作混飯的小說家，後來只身前往西班牙，參加共和派反對佛朗哥的戰鬥。他在前線被敵方狙擊手擊中頸部，幾乎喪命。作為具有社會主義政治信仰的人，他還經歷過蘇聯勢力對托派左翼的殘酷清洗。這些很多讀者都已經熟悉。相對陌生的部分，或許是大蕭條時期邱吉爾，也曾陷入財務困境，加上仕途受挫，只好前往美國，準備靠收費講演平衡收支，結果在紐約遇到車禍。如果這倆人死在當場，不知道後來的歷史十分會有不同。

對於自由世界，那是歷史上最壞的年景。經濟大蕭條，隨之而來的市場失靈和社會危機，為各種國家主義集權思想提供了擴張空間。反觀強化政府干預的國家，卻往往取得令人刮目的發展。1937年的巴黎世博會，象徵政治光譜左右兩極的蘇聯和納粹德國館高大壯觀，不遠處的英美展館則矮小寒酸，在新建成的夏悠宮前兩相比照，強弱立判。當時不少流亡西方的前俄知識分子，紛紛謀求回國，不少人還因此送命，而英國也剛在慕尼黑出賣了捷克，以綏靖換取一廂情願的和平。

《動物農場》

[英]喬治·奧威爾 著 李元莘 譯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16年2月

當時，西方肉食者把法西斯政權當作生意對象違心容忍，他們的子弟則把斯大林式政治，當作人類解放之路。邱吉爾關於納粹崛起和蘇聯威脅的警告，面對現實政治的權宜之計，徹底淪為無人理睬的卡珊德拉預言。奧威爾更是人微言輕。比起菲爾比、伯吉斯，這些效力克格勃的特權子弟，一個中產出身的小記者，根本沒資格當什麼左翼叛逆。階級固化是古老社會的頑疾，也更多引發言不及義的政治遊戲。二次大戰是邱吉爾一生的輝煌一幕。作為精英政治傳統的受益者，他對現代民主的缺陷不乏洞見，但他理解，中下階級的犧牲貢獻，才是英國贏得大戰的關鍵，因而他們有權接管國家。

當時的奧威爾，在為英國廣播公司做戰時宣傳。當時特殊的國際形勢，對他談不上友好。為了怕得罪蘇聯，一家接一家的出版社，拒絕了他的《動物農莊》。其中一封退稿信，就出自主管費伯·費伯書局的文豪艾略特之手。至於《一九八四》，更要等到他去世前夕。他發明了「老大哥」這樣的辭彙，歷史也證明他的先見之明。可這又如何？是，他說的對。可他一點都不酷，更談不上性感。

刊於財新網文化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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