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歌一曲從天落——法國大革命的財政原因

最新 05-27

路易十六是1774年即位的，此時的法國，經過自稱「朕即法律、朕即國家」的路易十四的高度專制、「我死後哪管他洪水滔天」的路易十五的荒淫揮霍之後，就像一個用力過度的發條，已經鬆弛下來了。為了支付到期的債款和利息，王國政府不得不舉借新債，從而使國家財政狀況陷入惡性循環，並陷入了嚴重的信貸危機。

路易十六認識到，要想改變這種極度困難的局面，必須對下層民眾積怨已久、而特權階層死守不放的賦稅徵收制度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他先是任用重農學派著名學者杜爾哥為財政總監進行卓有成效的財政改革，然而，在改革的關鍵時刻，路易十六卻恢復了「穿袍貴族」（法官）的特權，反對改革的力量驟然增大，剛剛啟動的、明顯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財政改革化為泡影。此後，國王又接連任用瑞士銀行家內克、里爾省總督卡隆以及圖盧茲大主教布里埃納等主持財政改革，亦無不以失敗告終。萬不得已的國王於1788年7月5日同意召開三級會議。

然而，歷史沒有給路易十六留下足夠的時間。1787～1789年的法國，農業連續歉收，隨之而來的是嚴重的糧食短缺。與此同時，工業危機也由於農產品價格的急劇上漲和1786年英法通商條約的生效而加劇，導致大批法國企業倒閉，工人大量失業。巴黎本地的情況更加嚴重，1788年12月有8萬人失業，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從貧困的農村地區湧進巴黎，城鄉下層居民大都處於饑寒交迫之中。積累起來的經濟病和社會不滿情緒為當時即將召開的三級會議帶來不祥的兆頭，終將導致嚴重事態的發生。

激變發生

如果國王改善財政狀況以求政治穩定的意圖在三級會議上能夠實現，法國的歷史就完全是另一種樣子了。然而，經過數十年啟蒙思想熏陶的18世紀的法國畢竟已經不是一個多世紀以前那個君主專制思想佔主導地位的「古典主義」的法國了，事實證明，路易十六的設想只不過是一種天真的一廂情願。

會議開得果然很不順利。國王關心的只是財政問題，財政大臣內克的主題報告則是國王「指示」的乏味而冗長的注釋。第三等級的代表們對路易十六大失所望，他們認為，三級會議不能成為特權等級維護私利的場所，必須制定一部憲法以維護人人生而有之的基本權利，建立一套新的國家機器以取代弊端叢生的專制機構。在他們看來，如果繼續實行三個等級分廳議事並按等級投票，稅收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平等就是一句空話。

6月17日，第三等級將有名無實的三級會議改為「國民議會」，並且賦予自己批准稅收的權力。對此，路易十六並未想出什麼化解危機的良策，而是採取了一個愚蠢的行動——關閉第三等級的會議大廳，結果引發了著名的「網球場宣誓」。

路易十六在王后及部分宮廷貴族的鼓動下，向凡爾賽和巴黎四周調派軍隊企圖加強對局勢的控制，激起了因政府財政改革毫無成就而生活艱難的普通民眾的強烈不滿，並迅速演化成一場社會動亂。人們到處尋找武器，貧民大肆搶劫。7月12日下午開始，成群結隊的起義者開始焚燒遭人痛恨的稅卡。這些稅卡的勒索被小店主、酒商和小消費者恨之入骨，早已成為經常引起騷亂和企圖走私的場所。在四天的騷亂中，54個稅卡有40個被摧毀，文件、登記簿和收據均化為灰燼，稅務官四處逃散。7月14日，爆發了著名的「攻佔巴士底獄」的行動。

迅速變化的形勢迫使制憲議會暫時放下正在起草的憲法，承擔起保護農民權利的責任。8月4日夜的制憲會議上，貴族和教士的代表們紛紛提議廢除一切不合理的封建特權和賦稅，取消徭役和其他人身奴役，通過了著名的「8月法令」。1789年8月26日，制憲會議又通過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從根本上剷除了舊制度時期的特權原則，取而代之的是人權和法治原則。

路易十六為了控制局勢，命令駐紮在杜埃的佛蘭德團向凡爾賽進軍，激起巴黎民眾更大的憤怒。10月6日凌晨，一群情緒激奮的群眾衝進王宮，國王的幾個貼身侍衛被殺。關鍵時刻，路易十六選擇了不與民眾對抗，被暴動的民眾押回了巴黎，被軟禁在杜伊勒里宮中。

1792年9月21日，領導暴力革命的國民公會宣布廢止君主制，第二天又宣布法蘭西為共和國。1793年1月16日，作為立法機構的國民公會就路易十六的生死問題進行表決，激進派僅以1票的微弱多數決定了路易十六的命運。

納稅人成為立法者

1793年1月21日中午，年僅39歲的路易十六被送上了設在大革命廣場（今協和廣場）的斷頭台。如果不是發生民眾暴動，法國完全可以像英國那樣逐步地建立起立憲君主制度，走上憲政之路。但遭受壓迫剝削太久的法國人此刻已經沒有耐心繼續等待，他們把積累了一個世紀的仇恨毫不留情地全部傾瀉到了可憐的路易十六頭上。

專制強權的路易十四在位整整72年，昏聵無能的路易十五竟也在位59年，而溫和善良、願意改革卻又十分軟弱的路易十六，歷史留給他的時間竟只有15年！他要通過財政改革取消上層階級的財政特權，恢復被歷代國王廢止了160年的三級會議，把全國幾百名代表請到凡爾賽來「共商國是」，是他之前的專制統治者遠遠做不到的。他又一次次地妥協、讓步，並沒有真正實施武力鎮壓，都可以說明他是一個比較開明的國王，人們還能期望一個舊時代的君王做些什麼呢？

早在中世紀的1302年，法國就召開了歷史上第一次「三級會議」。1357年，法國頒布《三月大敕令》，確認三級會議享有決定稅額、監督賦稅徵收和使用的權力。然而，波旁王朝卻長期充當了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角色。當路易十三還是個「兒童國王」的時候，就由他攝政的母親做主解散了三級會議。路易十四又進一步扼殺了高等法院對王權進行監督的職能，王權以外的意志表達被徹底窒息。雖然「太陽王」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是強盛和穩定的，但沒有民主制度保障的「強國」是虛幻的，他所加強的是一個上層對下層平民擁有無限權力的舊制度，這個制度已經腐朽了，不可能維持長久。

路易十六面臨的困難，最主要的原因是制度上的。此時的第三等級，是僧侶和貴族之外的一切社會階層，力量空前強大，他們早就不再滿足於納稅多而權利少的政治地位，只要有合適的機會，他們就要將自己的意願表達出來，重新改組社會結構和重新分配權力，此時召開三級會議反而為第三等級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他們不失時機地將這次會議變成了制憲會議。於是，第三等級的代表就不只是作為納稅人，更是作為立法者來參加會議。所以，這次三級會議註定不會是一個僅僅事關財政事務的會議，而必然是一個重新劃分社會權利與權力的會議。對此，路易十六竟沒有絲毫察覺，更沒有提出任何社會改革的方案以應對第三等級可能提出的要求。這樣看，國王早在他批准召開三級會議的那個晚上，就給自己簽署了死刑判決書，或許，在他登上斷頭台時仍在為當初召開三級會議的決定而悔恨不已。

點燃「乾柴堆」的改個之火

路易十六推行的財政、賦稅政策與他的前任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是節制的，甚至可以說是溫和的。隨著被統治者與統治者精神上發生的這些變化，這個時期法國的社會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繁榮起來了，如托克維爾說的：「公共繁榮在大革命後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樣發展迅速。」

阿克頓寫道：「法國的財政收入已經達到2000萬，可路易十六仍然覺得不夠花，要求國民繼續掏錢。於是，在短短的一代人時間裡，財政收入飆升到超過1億。」顯然，這是一種沒有剎車裝置的制度。法國國王自查理七世（公元1422～1461在位）時就「做到了不需要各等級同意便可任意征派軍役稅」，從那一天起便種下了全部弊病與禍害的根苗。如托克維爾所說：任意徵稅乃是一切流弊的根源，「並在王國身上切開一道傷口，鮮血將長期流淌。」

就是在這座「乾柴堆」上，路易十六點燃了他的財政改革之火。與一切專制統治者一樣，他總是把面臨的深刻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看作是一種「小危機」，他的注意力總是放在諸如增加財政收入這樣的具體問題上，唯獨不願意聽取有關政治制度改革的意見，而是企圖通過財政、賦稅體制的修補來克服那個「大危機」。

實際上，嚴重的財政危機往往是嚴重的社會危機的反映，需要進行全面的社會變革，對此，路易十六毫無認識，實行的仍然是舊的財政管理體制，「財政管理是秘密的、無保障的，人們在這裡仍遵循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統治下的某些不良做法。」我們不難想像，在一個已經完全腐朽了的體制之上進行改革會有多麼大的危險！「政府努力促進公共繁榮，發放救濟金和獎勵，實施公共工程，這些每天都在增加開支，而收入卻並未按同一比例遞增，這就使國王每天都陷入比他的前人更嚴重的財政拮据中。」

這種迴避主要矛盾，舍根本問題取次要問題，並試圖通過解決這些次要問題來解決根本問題的「改革」對於解救危機無濟於事，反而進一步加重了財政危機，從而命中注定他所進行的財政改革實際上變成了舊制度滅亡前的一種毫無前途和希望的掙扎。而當他的改革遇到難以逾越的障礙時，國家的各個部分已經「沒有一處保持平衡，最後一擊便使它整個動搖起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動蕩和最可怕的混亂」；這個嚴重分裂的社會已經「再也組織不起什麼力量來約束政府，也組織不起什麼力量來援助政府，最後，作為其基礎的社會一旦動搖，這座君主的宏偉大廈頃刻之間就會全部毀滅」。

因而，以降低絕對剝奪的政策如減稅或提高納稅人權利為特徵的財政體制改革並不必然帶來穩定的社會秩序，反而有可能引起社會的不穩定，這是法國大革命前夕財政改革的一個主要教訓。政治不穩定不一定來自於絕對剝奪，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來自於相對剝奪，或者說，來自於經濟發展和政治自由度的提高。

托克維爾通過對法國大革命的研究首先發現了這個道理，而以往人們對這個觀點是比較忽略的。托克維爾認為，一個國家經濟越是繁榮，舊制度消失得就越快；政治自由程度越高的區域，民眾對革命的支持也就越積極。他認為，在大革命發生以前一段時間財政政策的調整改革可以帶來經濟的發展，民眾的生活水平也能做到比過去有明顯提高，但大革命恰恰就爆發在這個總體情況相當不錯的時期。他說：革命的發生並非總是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有一個事實可以證明單純追求經濟改革、經濟發展並不一定帶來社會安定、避免革命發生的結論。臨近巴黎的地區在革命前幾年就取消了個人徭役，軍役稅的徵收比法國的其他財政區更正規、更輕、更平等，但這裡卻恰恰是大革命的主要發源地。

還有一個因素不能忽視：革命前的20年里法國政府變得過分活躍，連連發起從未有過的各種事業，成為工業品的最大消費者和國內各項工程的最大承包人，造成社會上與政府有金錢關係、對政府借款頗感興趣、靠政府薪金為生、在政府市場投機的人數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國家財產和私人財產從未如此緊密地混合在一起。財政管理不善在過去是政府的「公共劣跡」之一，是從來就有的老問題，但現在卻正在成為千家萬戶的私人災難。

1789年，法國國家欠債達到6億鋰，那些債權人本身又是債務人，正如當時的一位財政家所說的，他們與同受政府財政管理不善之苦的一切人聯合起來，把他們的怨恨一齊向政府發泄。「請注意，隨著這種不滿的人數的增多，他們更加激怒。因為投機的慾望、發財的熱忱、對福利的愛好已和生意經自動傳播增長，30年前對同樣痛苦逆來順受的人，現在對此卻忍無可忍了。」

一方面是民眾發財慾望每日每時都在膨脹，另一方面是政府不斷地刺激這種狂熱，可是又不斷地從中作梗，點燃了又想設法把它撲滅，最後，終於熊熊大火燒起來再也控制不住了，君主專制政權就是這樣從兩方面加速了自己的毀滅。

驚心動魄財政史

就這樣，權利意識已經覺醒的、對專制制度已經難以繼續忍受的、私有財產慾望日益膨脹的民眾到此時已經不會再把任何希望寄托在政府、國王的「改革」上了，他們要親自動手了，也就是從這個時刻起，一場流血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

所以，路易十六由於歷史的和階級的局限，沒有把財政當作政治問題來處理，未能進行包括政治制度在內的全方位改革，而是把財政看作是純技術問題，進行的只是一種低層次的改革。這種局限性極大的改革在一個民眾的權利意識、民主精神已經有所覺醒、社會矛盾已經急劇激化的社會裡，只能帶來經濟狀況的暫時改善，卻無法拯救舊制度，甚至會引發革命，加速舊制度的滅亡。如果他能夠以更高的視點觀察判斷所面對的形勢，順水推舟，適時地把財政改革的觸角延伸到政治領域，在確定公民權利、三級會議的許可權和王權的限度、放棄貴族諸多特權方面採取一些實質性的作為，更加主動地將此次會議變成一個真正的制度改革的會議，法國將會順利地建立君主立憲制度，避免流血革命，他自己也可以避免悲劇性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