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論語》告訴大家「孝」的重要性

《論語》開篇第二章就明確提出「孝」的問題，並展開論述。而且有人統計，《論語》中共出現「孝」字近20次，雖沒有出現「孝」字，但與「孝」有關的有10多處。足見「孝」在《論語》中地位之高，分量之重。「有子曰：『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1]一個人孝順父母，順從兄長，而喜歡觸犯上級統治者，這樣的人是很少見的，不喜歡觸犯上級統治者，而喜歡造反的人是沒有的。君子專心致力於根本的事務，根本建立了，治國做人的道理也就有了。孝順父母，順從兄長，就是仁的根本啊！根據有子的這段話，結合《論語》中有關「孝」的論述，下面我們就看一下《論語》對「孝」的價值定位。

1.「孝」是為人之本

常言道，「羊有跪乳之恩，鴉有返哺之情」，動物尚且有這種自發的情感，更何況人呢？人更應該有這種情感並付諸於行動，這就是「孝」。人如果不「孝」那就失去了做人的根本，還不如牲畜。因此，有子把子女對父母的孝，弟弟對兄長的愛，即這種從血緣中自然生出來的「孝悌」之情作為人之為人的基礎和出發點。一個人只有在家講「孝悌」，在社會上才能把對父母的「孝」、對兄長的愛推廣到他人，行孝於天下，愛天下之人，才能尊重愛護他人，才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2]「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3]才能做到誠、信、禮、義、廉、恥等具體行為規範，最後達到「仁」的境界。可見，孔子的「孝」是其「仁」的基礎和根本內容之一。因此，我們說「百善孝為先」，我們要從「孝」開始，培養自己的道德，使自己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從詞源上看，「孝」在我國最早的文字——卜辭中，形狀像棵大樹，而在木頭的根部打一點就是「本」。一棵大樹要想枝繁葉茂，必須有穩固的根基。因此，我們要致力於「孝」這個根本，從此獲得源源不斷的生命力，使自己的生命之樹能枝繁葉茂。

2.「孝」是立國之基

在家中實行了孝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這樣家庭和睦，統治者內部就不會有犯上作亂的事情，再用孝悌去感化民眾，民眾也會絕對服從，而不會起來造反，這樣整個社會就會安定了。因此，孝悌不僅是家庭倫理，而且也是社會倫理和政治秩序的基礎，孔子正是看到了孝悌與社會安定有直接的關係。治國和治家是同一個道理，如果家庭和睦，那麼整個社會也就必將呈現出穩定祥和的狀態。如果家庭沒有了孝悌，那麼國家太平必會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不能長久存在下去。「孝」對中國政治的影響可謂巨大而深遠，回顧幾千年封建社會，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自春秋戰國以來的歷代封建統治者都看到了這一點，也都繼承了孔子的孝悌學說，主張「以孝治天下」。

孔子在《論語》中引用了《尚書》中的一段話，「《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4]孔子認為能把這孝悌的道理應用到治國的政事上，也就是從事政治了，國家政治要以「孝」為本。對此孔子還有一句名言，即「昔者名王以孝治天下也」。由此可見，古代君主對孝的把握從未僅僅停留在子女與父母的關係這一層面上，而是早就賦予了「孝」政治內涵。「孝」不僅僅作為一種思想來影響政治，而且在中國古代有很長一段時間「孝」這種思想還直接轉化為一種政治制度。從漢朝到隋朝這幾百年間，曾長期以「孝」為選取官吏的方法。當時統治者認為，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只有孝父友弟的人才有資格擔當國家的官職，不孝的人為官不會為國盡忠，也不會愛百姓。

3.「孝」是盡忠之始

古代「忠」和「孝」兩個概念往往是聯繫在一起的，孔子主張小家和大國的統一，「忠孝合一，移孝忠君」。儒家重視孝道，正是因為「孝」是忠的基礎，這與孔子積極主張入世是分不開的。有子認為，一個人能夠在家中對自己父母盡孝道，對兄長順服，那麼他在外就可以為國盡忠。「孝慈則忠」，國是家的擴大，忠是孝的延伸和外化，孝悌是忠的前提，忠是孝悌的目的、結束。由此，孔子還把「孝」分為「大孝」和「小孝」，「小孝」就是在家中對父母行孝道，「大孝」就是從孝敬父母出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泛愛眾，為國為民盡忠。人只有首先在家做到「小孝」，才有可能行「孝」於天下，愛天下的人，做到「大孝」。因為如果對養育我們的父母都沒有孝心，對情同手足的兄弟姐妹也沒有敬兄友弟的悌情，為了自己的私利，就可以置父母於不顧，甚至虐待、無情地拋棄父母；為了爭奪利益，兄弟竟相互殘殺、陷害。這種人對自己的親人尚且如此，怎麼能談得上對別人有愛心，對國家有忠心呢？由此可見，所謂的「忠孝不能兩全」是有失偏頗的，岳飛就是忠孝兩全的典範。所以「孝」是盡忠之始。

孝敬父母是社會文明與進步的道德規範，從一定意義上說，也是衡量一個社會道德水準的重要標誌。現在社會經濟飛速發展，人們的思想道德觀念也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有的人惟利是圖，視「孝」為草芥，失去了為人之本，社會上不尊重老人，不贍養老人，遺老棄老的現象時有發生。所以，傳播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孝」對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重要的意義。

注釋：

[1][2][3][4]：楊伯峻.論語譯註[M].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12月版，第2、123、65、20—21頁。

作者韓高良，系燕京理工學院機電工程學院院長助理，《大學生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播研究》課題組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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