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浦江：不僅是為了紀念

一九八七年十月八日，記得那是一個陽光燦爛的秋日，我忐忑不安地叩響了北京大學朗潤園十公寓二○六室的房門。舉手之間還猶疑不定，雖說我在北大歷史繫念書的時候，正好是鄧廣銘先生做系主任，但恐怕我沒有給他留下什麼印象。

當時我並未意識到，在我面前敞開的，是一扇通往學術殿堂的大門。

大學畢業後，我在一所說是機關又不是機關說是學校又不像學校的學校任教，游離於學術界之外。後來有一天，心中涌動著對學術的嚮往，於是就這樣莽莽撞撞地敲開了鄧先生的家門。老實說，在這之前，不曾想過像我這樣一個沒有高學歷的人能夠躋身於北京大學的教席，我此行的目的，原本是想請鄧先生介紹我去中華書局。沒承想，待他仔細聽完我的自我介紹後，當即決定要把我調到由他擔任主任的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然而校方人事部門對此發出質疑：北京大學權威的學術研究機構，調進這種人合適么？他的回答是：不可以資格取人。據說他還為此找過當時主管人事的一位副校長。半年後，我相當順利地進入了北大。

每一想起鄧先生，總是心存一份深深的感激，刻骨銘心。可以說是一種知遇之恩吧。一個普普通通的青年，沒有高學歷，當時也還沒有在學術上做出任何成績，僅僅見過一面，晤談了兩個小時，就能預卜他未來的發展前景，看出他的學術潛能。我想說，鄧先生確實不愧是一位大師。

但凡學術大師，大抵都有一雙法眼。世俗學者知人論事，多半是依據資格軒輊高下，因為他們沒有能力洞察秋毫。而大師的本事，是在一個人未成氣候之前就預知他的未來。當年胡適、傅斯年在鄧先生未出茅廬之時就對他期許很高，那就是一種大師的眼光。

後來鄧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對我說過這樣的話：「傅孟真（斯年）先生提攜年輕人真是不遺餘力的喲！」早年受惠於傅斯年的鄧先生，說起這話來很是動情，那神情令我印象頗深。文革動亂結束後，中國史學界人材凋零，鄧先生晚年的很大一部分精力就用來培養史學新銳，他對年輕人的提攜，也完全當得起「不遺餘力」四個字。當年他創辦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時，提出的十六字方針是「多出人材，多出成果；快出人材，快出成果」，急切的心情溢於言詞。前幾年，他在為《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所作的一篇自傳中這樣寫道：「經我的倡議，……於一九八二年成立了北大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由我任主任，迄於一九九一年卸任。在此十年之內，在此中心培育出許多名傑出學人，在學術上作出了突出貢獻，這是我晚年極感欣慰的一樁事。」後來我應《北京大學學報》之約，為「北大學人」專欄撰寫一篇鄧先生的小傳，鄧先生在看校樣時也在文章的後面加上了一段大意如此的話。看得出來，他對此是極為在意的。學術研究是一項薪火相傳的事業，正是有了傅斯年、鄧廣銘先生這樣一代代學者的不懈努力，中國文化才代有傳人。

我不是鄧先生的入室弟子，從來不敢以門生自詡，恐有僭偽之嫌。甚至在他的遺體告別儀式上，我都沒有勇氣站到鄧門弟子的行列中去。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我一生的學術道路中，鄧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位引路人，他對我的影響是決定性的。若是要編「學案」的話，我自認是鄧先生的嫡系親傳。在鄧先生身邊工作整整十年，雖然沒有聽過他一堂課，但不知怎麼的，一來二去，你就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學者。我對專業人材的生成機制發生了懷疑。

鄧先生要求學生素以嚴格著稱，早就風聞他文革後帶的第一個博士生沒有拿到學位。不過真正讓我見識到他的嚴格，是到中心以後的事情。大約是在八八年春天，鄧先生讓我寫一篇題為《再論〈大金國志〉的真偽問題》的論文，初稿出來後，經他逐字逐句地審閱一過，稿紙上被圈改得密密麻麻。那時候他寫字手已經有點發抖，寫來相當吃力，為改這篇文章，不知花了多少工夫呢。想到這裡，我自是非常感動，仔細修改後呈上二稿，不料還是沒有通過。這篇文章最後足足讓我改了五稿，才終於使他滿意。

鄧先生的嚴格，不只是對青年學者，即便對中年學者他也向來是直言不諱地批評。前些年，一位很有名望的中年學者把自己的一部新作送請鄧先生指正，事後他去聽取鄧先生的意見，先自謙幾句：「我這部書一定是錯誤百出的啦……」鄧先生打斷他的話：「豈止是錯誤百出，是百的平方出！」弄得那位學者好生尷尬。這就是鄧先生的一貫風格。

八十年代後期，人文科學開始陷入困厄，偌大的校園已經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許多青年學者成天都在忙忙碌碌地爬格子，當然，這與做學問毫不相干。說實話，為了生計，這種事情我可也沒少干，但我知道鄧先生的脾氣，所以從不敢向他走露一絲口風。後來我們編纂的一部《二十六史大辭典》請他做顧問，事情終於敗露，他知道我參與了此事，從此以後一見面就說我不用心做學問，讓我不得不安下心來把冷板凳坐穩。今天回想起來，對鄧先生又平添了一分感激。

鄧先生屬於「大師無師」的那一類學者。對他畢生學術事業影響最大的兩位前輩學者，一是胡適，一是傅斯年。在他的晚年，書房裡總是掛著一幀胡適的遺像。他與胡、傅二人的淵源，可以追溯到一九三二年。那年夏天他考入北大史學系，適逢系主任朱希祖去職，由史語所所長傅斯年代理系主任，胡適則是當時的文學院院長。後來回憶起來，他覺得大學四年中以這兩位先生給他的影響最為深刻。大學最後一年，他選修了一門胡適開的「傳記文學習作」課，實習的成果是一部《陳龍川傳》（此書後於一九四三年由重慶獨立出版社出版）。這部傳記作品頗得胡適的讚賞，胡適稱「這是一本可讀的新傳記」，但同時又說：「辛稼軒是陳亮的好朋友，你這篇傳記對於他們之間的關係寫得太少。」這就成為鄧先生後來研究辛棄疾的一個重要機緣，而正是以對辛棄疾的研究，初步奠定了鄧先生在中國史學界的地位。

一九三六年，鄧先生從北大史學系畢業後，傅斯年本想讓他去南京的史語所工作，但最後他還是聽從了胡適的意見，留校做文科研究所助教，而文科研究所的所長就是胡適。次年，由於胡適和傅斯年的大力促成，他獲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資助，得以開展對辛棄疾的研究。當時胡適曾對他說過這樣的話：「三十多歲的人做學問，那是本分；二十多歲的人做學問，應該得到鼓勵。」這話讓他記了一輩子。

一九三九年秋，鄧先生應西南聯大之召，輾轉香港、越南到達昆明。此時北大文科研究所已改由傅斯年兼任所長。這一時期，傅斯年總是千方百計地想要鞏固鄧先生研治宋史的專業思想。鄧先生曾說過這樣一個故事，就在他到達昆明之後不久，適逢上海大東書局刊印的《宋會要輯稿》運來後方，給史語所和北大文研所的人以七五折優惠，可這仍然相當於他一個月的全部薪水，當時家累較重的他，本不打算買，然而傅斯年卻硬是逼著他買了一部。鄧先生晚年回味這段往事，不無感慨地說，他最後選擇宋史研究作為終身的學術事業，可以說是傅斯年給逼出來的。次年，為躲避日機轟炸，傅斯年決定將史語所遷往四川南溪縣李庄，並讓鄧先生也一同前往。在李庄的兩年多時間裡，鄧先生潛心於宋史研究，後來獲得學術界很高評價的《宋史職官志考正》和《宋史刑法志考正》，都是在李庄寫成的。當時史語所擁有一個在後方來說藏書極為豐富的圖書館，抗戰期間，這裡實在是一方難得的世外桃源。

抗戰勝利後，鄧先生複員到北大史學系，還替當時代理北大校長的傅斯年做過一段秘書。自四六年秋傅斯年離開北平後，他們就再沒見過面。不過還有一個後話值得一提。建國初，北大數學系的江澤涵教授由美返國途中繞道台灣探親，時任台灣大學校長的傅斯年還托江捎來一個口信，要把他留在北平的所有藏書轉贈給鄧先生，不明事理的傅斯年，還以為他仍然有權處置自己的私有財產呢。近半個世紀後，鄧先生重提這段舊事，不禁感喟道：「傅先生對我始終念念不忘！」

不管是胡適還是傅斯年，對宋史都談不上有什麼研究，然而鄧先生就是在他們的影響之下走上了宋史研究的道路，並且成為本世紀宋史學界的學術泰斗。不好理解么？學術重師承，但師承關係有兩種。一種是我們慣常所見的，即師傅帶徒弟式的，師傅手把手地教，徒弟一招一式地學。另一種是心領神會式的，重在參禪悟道。專業導師可以授業，但只有大師才能傳道。鄧先生與胡適、傅斯年之間的師承關係，就是這後一種。

熟悉鄧先生的人都知道，這是一個極有個性的人。在他去世後，北大歷史係為他的遺體告別儀式而起草的一份《鄧廣銘教授生平》，稱他為人「剛直不阿」。但在討論這篇文稿時，他的女兒小南覺得這種千篇一律的悼詞套語似乎難以表現鄧先生的獨特個性，建議改用「耿介」二字，她解釋說：「他堅持的東西不見得都是對的，但他一定會堅持到底，決不投機。」小南不僅只是他的女兒，而且稟承了家學，她的碩士生導師就是鄧先生，要說對鄧先生的了解，自然沒人能比得過她。聽到她對鄧先生獨特個性的獨特詮釋，在座的人都會心一笑。

鄧先生的耿介在學術界是出了名的。比如說他歷來主張老老實實做學問，反對各種好大喜功的文化工程、出版工程。前些年，巴蜀書社準備出一部名為《文獻大成》的大型叢書，本想請他做主編，被他一口拒絕。不僅如此，就在這部叢書已經得到國家批准並獲得財政資助以後，他還在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領導小組的會議上慷慨激昂地表示反對。後來發生的有關《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的論爭，可能許多人都還記憶猶新。九四年七月間，他在《光明日報》上首先撰文反對這一龐大的出版工程，激起很大反響。因為有一批名高望重的專家學者參與其事，其中一些人還是他多年的好友，所以家人都勸他偃旗息鼓，以免沾惹是非。而他呢，一如既往，決不改弦更張。當年十二月，又在《光明日報》上刊發一文，重申他的反對意見。可能是出於對他的尊重和理解，加盟《存目叢書》的那些北大老教授們始終保持沉默，沒有與他發生爭執。不過由他引起的這場論戰，曾一度使得《光明日報》和《讀書》雜誌硝煙瀰漫。後來說起此事，他依舊堅持己見，不改初衷。不管怎麼說，這種耿介的特質總是令他顯得那麼凜然，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觀點，但你不能不尊重他的人格。

鄧先生的學術品格一如他的個性。他治學以考據見長，以史識出眾。他的見識往往別具一格，譬如關於岳飛《滿江紅》的真偽問題、宋江是否受招安征方臘的問題、《辨奸論》的作者問題等等，他都提出了與眾不同的獨到見解。實話實說，他的觀點並不都是對的，有的時候或許不無偏頗，然而他所研究的問題大抵都能自成一說，這可就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了。他的治學路子可以歸結為「大處著眼，小處著手」，這是胡適極力倡導的史學方法。不過這話說著容易，做著卻難。我們平常司空見慣的是這樣幾類歷史學家，一類是「小處著眼，小處著手」，學問固然很紮實，但器局終究狹隘了些；另一類是「大處著眼，大處著手」，雖然排場，雖然時髦，到底只是花架子而已；再有一類則是「大處著眼，無處著手」，嚴格說來，這一類是不能算作歷史學家的，但或許在《中國大百科全書》歷史卷中還能找到他的名字呢。一個歷史學家，若能真正做到「大處著眼，小處著手」，離大師恐怕也就相去不遠了。

從建國前過來的那一代歷史學家，一般來說都經過實證史學的嚴格訓練，史料功底相當深厚。傅斯年所提出的「史學即是史料學」的命題，在鄧先生來說，是從心底里服膺的。建國後，由於政治對史學的強暴，實證史學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史料被人蔑視，考據遭人嘲笑，歷史學家聲稱要「以論帶史」。即使在這種學術氛圍中，鄧先生仍始終堅持實證史學的優良傳統。一九五六年，他在北大歷史系的課堂上公開提出，要以年代、地理、職官、目錄為研究中國史的四把鑰匙。兩年以後，「四把鑰匙」說就在雙反運動中被作為資產階級史學方法遭到了清算，學生們宣布要拔掉鄧先生這面白旗，此後幾年間，他甚至被剝奪了講課的資格。而今再回頭看看，那些卓有建樹的史學大師，哪一個不是得益於實證史學的熏陶？

說起來，在鄧先生一生的學者生涯中，也不是一點沒有讓人沉吟的話頭。在北大歷史系一九九七年春節團拜會上，鄧先生極其率直地表白了自己的一段心曲：「老實說，我在文革中沒有吃過太大的苦頭，我的原則是好漢不吃眼前虧。」這話聽起來頗有點自責的味道。文革以後，知識分子都撩起衣服來數自個兒的傷疤，誰的傷疤少誰就感到慚愧。其實對歷史的反思本不應該是這樣的。

說到「好漢不吃眼前虧」，最容易讓人發生聯想的，大概就是他在文革中寫的那本《王安石》了。

一九七二年九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據說毛澤東在會見田中時，曾對他說過這樣一番話：二戰後的日本歷任首相全都反華，而你卻要來恢復中日邦交，這很類似於王安石「祖宗不足法」的精神；美帝、蘇修對你此次來訪極力反對，而你卻置之不顧，這又頗有王安石「流俗之言不足恤」的氣概。此次談話內容傳出以後，人民出版社就來找鄧先生商量，請他儘快對五十年代寫的那本《王安石》加以修改。次年，人民出版社依照當時的慣例，將鄧先生重寫的《王安石》印出百來本討論稿，送到各大學和研究機關進行討論，反饋回來的意見，都說對「儒法鬥爭」反映很不夠，於是出版社要求鄧先生再作修改。這一回，只有這一回，鄧先生沒有耿介到底。這部書稿終於比照「儒法鬥爭」的需要改定出版了。粉碎四人幫以後，出版社要重印此書，又要求鄧先生刪除那些不合時宜的內容。當時香港的一家報紙上刊出過一篇書評，題目就叫《鄧廣銘三寫王安石》。這次的修訂本並沒有作太大的改動，「儒法鬥爭」的烙印依然比較明顯。近二十年來，這一直是鄧先生的一塊心病，以至於他要在九十高齡來四寫《王安石》。所幸的是，此次改寫的《王安石》，終於趕在他去世前兩個月出版了。

從文革中蹚過來的知識分子，大都有點這樣那樣的尷尬。事過境遷之後，人們對他們有一種不近情理近乎苛刻的道德要求，那根本就是聖人的標準。就老一代知識分子來說，在四九年以後仍然固守自己的價值主張的，除了陳寅恪先生之外，恐怕就再也沒有第二個人了；即便是陳寅恪，如果沒有毛澤東格外的寬宏大量，不能想像他能夠捱到文革。你總不能要求人人都是陳寅恪吧？再者，我總覺得，過去的那一切，不應該由知識分子來承擔責任，該懺悔的首先不是知識分子，應該詛咒的，是那種逼良為娼的政治環境。中國人有一種奇怪的邏輯，明明是政治家的問題，卻要把賬算到知識分子頭上，政治家總是對的，知識分子總是錯的。從來就沒有獨立地位的中國知識分子，實在說來，國家的興亡與他們有多大幹系？

最後一次見到鄧先生，是今年的一月七日。元旦前後，就聽說醫生已經給鄧先生下了病危通知，這次去，是向他作一個最後的告別。當時他已昏迷多日，身上插滿大大小小的管子，臉上表情非常痛苦。我真不忍心正視他那枯槁的容顏，默默地站了十分鐘就退出來了。

十日晚上八點多鐘，小南打來電話，第一句話是：「我父親今天上午過世了……」，電話那頭傳來啜泣聲。過了好半天，她才接下去說：「不管怎樣，在他也算是一種解脫。」是的，我想起了豎立在八寶山公墓告別大廳門前一塊木牌上寫的那句話：死亡對於死者並非悲哀，對於生者才是悲哀。

謹以此文紀念我的恩師鄧廣銘先生。

一九九八年三月，寫於鄧廣銘先生九十一周年冥誕之際

（原載《讀書》1999年第3期，發表時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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